哈军工传-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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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以上的干部经过了两周的学习后，4月28日，全院召开党员、干部大会，由张文峰代表党委做了关于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5月3日，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检查思想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是哈军工建院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学习、大检查。《工学》报专门发了题为《自觉地检查缺点错误，克服骄傲情绪，增强党内团结》的社论。党委扩大会实行半天工作，半天开会，整整开了一个半月。
23 增强团结 陈院长批评“二三矛盾”（2）
1954年春，陈赓又把另一位老部下，三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子明调来哈军工，任科教部副部长。
张子明，生于1918年，山西离石县人，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山西抗日决死队，历任民运股股长，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八路军团政委，晋冀鲁豫第四纵队团政委，14军42师政委兼云南军区丽江军分区政委，丽江地委书记。
张子明个子高挑，面颊瘦削，说话幽默风趣，性格随和。
二刘一张的到来，再加上筹建期的“三大助手”，群众戏称“三驾马车”的徐、张、李，陈赓领导下的哈军工院级领导班子基本上算是配齐了。
在院级领导中，只有刘居英是独自一人初到陈赓麾下，尽管在朝鲜前线曾向陈赓当面汇报过工作，但不是很熟悉。刘居英久闻陈胡子大名，且听说脾气蛮大，因此刚上任的副院长言行上不免有点拘谨。
然而见面以后没过几天，陈赓的人格魅力使刘居英那层薄薄的心理防线荡然无存。
只要是不开会，陈赓就带着刘居英到处转悠，一会儿和苏联顾问聊聊，一会儿到教授会看看老教师，再不就下到系里，与系主任们“吹吹牛”，不管见到谁，陈赓先把刘居英介绍给大家：“这是我们新来的副院长呀，在朝鲜跟美国人较量过的铁道司令！”“看看我们的副院长，当年北大化学系的大学生呢！”
刘居英心里明白，陈赓在处处帮助自己树立威信，引导自己熟悉情况。
陈赓的热诚和信任，对干部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与人为善的态度，使刘居英心悦诚服，他庆幸自己又遇到了像罗荣桓、朱瑞和滕代远那样的好领导。
那天，陈赓和刘居英在新绿满枝的小树林里漫步，陈赓说：“居英啊，我们都是打了半辈子仗的职业军人，你比我强，还进过北大的门，我还没踏过大学的门坎儿呢。”
刘居英忙说：“我那个大学也没有念完啊，院长您可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呀！”
陈赓摇摇头：“我是想说，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办这样一所大学，你我恐怕都是仓促上阵，没有在教育界工作的实际经验，但是想想我们在朝鲜战场，天天挨炸弹、汽油弹的滋味，就是把命搭上，也得把这所大学办好。我不止一次对同志们讲过，办不好军事工程学院，我陈赓誓不为人！你来了，我很高兴，你比我年轻，现在就大胆放手抓工作吧，有什么困难，我来解决！”
刘居英默默地听着，他几乎能感触到陈赓那跳动的滚烫的心，只觉得一股热浪直冲脑际。上任以后，他已经看过院党委一系列决议和文件，徐立行、张衍、李懋之等同志分别向他详细介绍过情况，党委一班人满腔热忱地欢迎自己，刘居英深感这个战斗集体的温暖和和谐。
“团结问题不能忽视呢，”陈赓继续说，“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和教员，不可能没有矛盾。目前，学院存在两大主要矛盾，一个是干部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要反复强调、努力解决好的大问题。我让刘有光和张衍侧重抓好知识分子的工作，解决好第二个矛盾；你刚来，又不属于什么“三兵团”或者“二高步校”的山头，当前你先抓干部的团结工作。党委扩大会议就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了，党委常委必须带头，首先我要带头。”
在党委委员的思想检查会上，陈赓第一个带头作自我批评。
徐立行滑冰不慎摔断了大腿骨，石膏绷带还没拆，他一定要来参加党委扩大会，陈赓劝不住，只好让两个警卫员搀扶着徐立行进会场。
党委会提出了“三驾马车”不团结的问题，首先点到徐立行和张衍之间存在“闹别扭”的问题。
去年9月，政治部召开全院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张衍作了《加强教学中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会前，张衍请徐立行就教学工作要求的问题讲个话。徐立行就在会上讲了“现在教育与过去教育不同的十个方面”，他把军工和“抗大”、“军大”在性质、任务、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等十个方面有所不同之处作了对比。由于事先没有跟张衍通气，他的有些提法与这次大会不太合拍，例如他说，“抗大”、“军大”就是个大训练班，没法跟军工这样的综合型工科大学相比，等等。在哈军工把“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当做自己的校风，把《抗大校歌》当成自己的校歌时，徐立行的讲话显然容易造成干部思想上的混乱。当然，徐立行这次讲话也有许多积极的内容，如果是在探讨教学方法的会议上讲是有益的，但在全院政工会议上讲显然不合适。
张衍对徐立行事先不商量就“放炮”，心中不快，颇有意见。
陈赓事后知道此事，批评道：“这么大的一个会议，你们两个院领导当着全院干部的面唱对台戏，成何体统！”了解清楚情况之后，陈赓批评了徐立行，帮助他提高认识。
徐立行对科教部部长张述祖教授也有不够尊重之处。一次看一个不涉及机密的军事纪录片，他因张述祖不是军人，就不让张去，张困惑不解。张述祖几次向他申请，希望参军，徐立行要么不太理会，要么就说：“超龄了，算了吧。”徐立行作老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开始不够细微，他说张述祖：“你口才、口音都不行，知识也旧了，讲不了课！”这很伤张述祖的自尊心，要说张述祖满口苏北南通土话，别人听不大懂，那么张述祖服气，可要说精通几门外国语言，在兵工大学教出那么多学生的张述祖博士不会讲课，他怎么会服气呢？鲍廷钰、浦发等老教师都是张述祖的学生，在教学和科研中遇到难题常去请教张述祖，所以张述祖认为自己的作用没有得到徐立行的充分肯定。1月28日，在第一次教学方法研究会上，张述祖作了《如何指导学员独立作业》的报告，徐立行很是赞赏，当众表扬了张述祖：“张教授，你行呀，肚子里有货。”张述祖心头一热，对徐立行的那些意见也就抛到爪哇国去了。
23 增强团结 陈院长批评“二三矛盾”（3）
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徐立行严格要求自己，针对自己一些旧思想，做了几次检查，说到动情之处，他难过地落泪了。陈赓充分肯定徐立行兢兢业业抓教学的工作成绩，同时也严肃分析和批评了徐立行的主观主义、骄傲情绪和在与干部、知识分子关系上的不团结现象，徐立行对陈赓的话心悦诚服，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陈赓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哈军工的干部多年来敢于展开刺刀见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好传统，就是陈赓打下的基础。
1954年初，部分来自二高步校的基层干部滋长了一种宗派主义情绪，他们认为跟随陈赓入朝作战的三兵团干部吃香，而占哈军工干部总数五分之三的二高步校的干部不那么受重用，后来“二刘不如一余”的流言就是这种情绪的延续。
那天在党委扩大会的小组讨论中，一位原二高步校的干部发言时说：“如果今后学院出现不团结现象，那就可能是‘二’与‘三’的问题。”即二高步校干部与三兵团干部间的问题。
“二、三矛盾论”一出笼，受到与会干部的严厉批评，大家说，二高步校和三兵团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把学院干部分为“二”与“三”两部分，是不利于团结的，是非常错误的。陈赓也抓住“二、三矛盾论”不放，在党委会总结发言中严肃批评道：“什么‘二高’的，‘三兵团’的，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个别二高步校来的干部发牢骚说：“三兵团来的干部是来夺权的。”陈赓在会议上举了这个例子，他批评道：“我来学院是夺谁的权？我们的干部政策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说这种话的人是有意挑拨关系，破坏团结，是党性不纯。我们一定要反对这种狭隘的宗派主义思想！”
这次马拉松式的党委扩大会集中精力解决团结问题，既严格认真，触及思想深处，又坦诚温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最终效果很好。整个党委集体达到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大家能从事业和工作出发，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一成决议就无条件执行，说话一个口径，办事一个原则，不左顾右盼，无后顾之忧，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工作效率非常高。张衍和徐立行两位老战友多次交换意见，加强了团结，受到陈赓的表扬。
然而，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是个十分复杂而难以一时完全解决好的问题。陈赓认为，老知识分子改造旧思想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当前的主要症结在于工农干部往往用“左”的眼光、狭隘的心态去对待老教师，总认为老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是“落后”的一群，部分工农干部看不惯院党委对老教师的关怀、信任和重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认为院党委“右倾”，甚至是“路线错误”。尽管陈赓的“两老办院”、“两个承认”的名言已在哈军工家喻户晓，但抱着对知识分子偏见不放的工农干部仍大有人在。
个别干部对当年在重庆成功改造起义旧军官颇有经验体会，他们把这套经验拿来对待哈军工的老教师，动辄居高临下地批评训斥，结果伤害了十分看重面子的老教师，连平时寡言少语的马明德教授也在发牢骚：“把我们当成
国民党旧军官了！”
1954年1月20日，政治部干部部有一份报告，最能说明当时一部分工农干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
报告开始肯定了教授们有很大的进步，例如，“殷之书为开课连续工作三昼夜，刘绍唐、杨仲枢带病坚持工作。”
但接下去报告却变了味儿：“对学院不满，发牢骚及少数人的歪风邪气没有市场了”，报告点了胡振渭等五位老教授的名，说他们“不再那样嚣张了”。
报告批评教授们“工作要求按自己的思路发展，稍有变动就认为前功尽弃”，“重当学生”，“……说的多，做得少，对政治不关心”。
报告认为“少数人企图离开，差不多每晚上要在一起，乱说，形成思想上的暗流”。“信任是有限度的，这是个政治原则，政治上的关心爱护，必须坚持思想斗争的原则”。
这份报告对老教师队伍的基本估计与陈赓和院党委的基本观点相去甚远，用“嚣张”、“暗流”来形容哈军工的老教师们，哪里还有“两老办学”的诚意？这份报告所反映的“左”的观点在当时哈军工的工农干部中有一定的市场。
历史的真实是，哈军工在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主流下也有曲折，有时不免会有失误，除了上海那两位教授是自己闹着要走的，还有四五位老教师的调走，同当时执行政策中有所偏差以及知识分子的门户之争不无关系。值得庆幸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