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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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不放的基本原因在哪里呢？首先卢是他们数学系的骨干和浙大数学系三大巨头之一；其次是卢所担任高等微积分及复变函数、数论这两门课难有人代替。复旦能教分科的本来尚有三人……三人代替能力是有，但又碍于具体条件未能代课。这就是说，从复旦本身要解决他的代课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我曾走访李正文同志——复旦副校长，也是该校党委书记，他表示只有两个条件可以调，一是中央同意复旦数学系停止开课，二是华东派人来代课，他的态度是坚决的。
因为棘手，我们同意华东教育部的意见：现在暂停催促以缓和紧张空气，过几天后准备请华东教育部几个部长召集高干会议，研究如何解决。不过人事处已透露，华东不会做出决定，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中央。
根据这些情况，黄景文提出四种解决方案，他认为第二种方案较好：‘既能维持中央与华东命令的尊严，又能照顾我校利益，卢庆骏的调动缓至明年暑假，给（复旦）以时间培养代替人。我们昨晚见到曾石虞，他透露复旦也有此意，我们估计，中央与华东很可能通过此案……一周以后，华东当将此情况报告中央解决，现如加速解决起见，请你们作出决定，如同意第二方案，则盼电告我们……’”
从黄景文和赵子立联名给筹委会的这封长信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请调知名教授是何等困难，更可以看出陈赓的知人善任。
文武双全的黄景文南下延聘教授，果然不辱使命，他从不拿中央的调令说话，而是处处尊重地方高校，为他们排忧解难，尽可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他深刻理解“名师办名校”的办学理念，他以伯乐的眼光，认准卢庆骏“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对卢庆骏的深入了解和对卢庆骏到军事工程学院以后如何发挥作用的精辟分析，恰恰说明黄景文本人就是我军当时十分难得的懂得办大学的人才。
在北京的陈赓指挥全国的延聘教授工作，他对黄景文在沪宁地区富有成效的工作深感欣慰，看到黄景文的报告，更坚定了聘请卢庆骏来军工的决心。他赞赏黄景文的工作作风，经常叮嘱大家要学会与地方同志商量办事。有一次，冯捷和周景良到灵镜胡同汇报招生工作，正好遇上陈赓跟炮兵司令员陈锡联通电话，听大概意思是告军工的状，只听陈赓在电话上说，我们军工的同志有错都怨我，我现在向你道歉，我给你磕头都可以，但你一定得支持我，帮我的忙。放下电话，陈赓对冯捷两人说，我们现在到处调人，一定要谦虚，我们是去挖人家的肉，人家能不心疼？
黄景文的第二方案获得筹委会的支持，黄景文与复旦达成缓调卢庆骏的协议。
近两个月来，黄景文忍辱负重，全力以赴，穿梭于沪宁地区，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为解放军，也为即将在东北成立的那所大学，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出色地完成了从各所名牌高校中延聘专家、教授的任务，其中一些堪称是名师的教授后来成为哈军工历史上可圈可点的重要人物。对于确有困难而不愿意去哈尔滨的人，黄景文也不强人所难，同济大学有一个讲师找到招待所，讲了一大堆家庭困难，说着说着，竟“扑通”一声向黄景文和赵子立跪下了，黄景文马上把那人搀扶起来，当即表示可以免调。
11月中旬，江南已是梧桐落叶纷纷下的深秋时节，黄景文回京复命，留下赵子立继续完成收集图书资料和购买教学仪器的工作。赵子立拿着陈赓的介绍信，收获颇丰，他从各所大学求援到十多箱图书杂志，一直忙到春节前。
8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8）
然而好事多磨，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使卢庆骏的调动问题又出现了反复。大约在12月底，陈毅从上海给陈赓打来个电话。
“我的大院长呀！”陈毅笑哈哈地说：“有人告你们军工的状了，你们要挖人家的宝贝，就是复旦大学啥子系的教授，叫啥子？噢，叫卢庆骏，是吧？苏步青先生把这件事提到上海民主党派会议上去啦，讲你们军事工程学院是挖工事的，最多是建筑设计嘛，你们偏偏指名道姓要卢庆骏去东北是干啥子哟？听说民主党派中好几位大学教授也表示不满意呢，怎么办？你老兄得想个办法解释一下嘛！”
陈赓眉头皱起，复又微笑道：“哎呀，我的市长大人，多亏您打招呼，我马上派人专程去上海，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苏步青教授把本已同意调走卢庆骏的事提到了民主党派的会议上，这的确出乎陈赓的意料，什么军工学院是“挖工事”的，纯是瞎扯，不放卢庆骏是另有原因，但这样一来，倒为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契机，陈赓考虑成熟，于寒假前派徐立行教育长赴上海。
一身戎装的徐立行，彬彬有礼，他向苏教授详细说明了军事工程学院的性质和任务以及目前面临的困难，特别强调明年初要招生开课，亟待教授编教材和授课的燃眉之急。徐立行的诚恳和友善，让苏步青深为感动，他坦言道：“卢庆骏是我的学生，这次高校院系调整，我奉调来
复旦，也把庆骏调来，作我的助手，他刚刚40岁，正是挑大梁的黄金年龄。现在自然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卢庆骏就调给你们好啦！”
卢庆骏教授于1953年3月北上，到哈军工报到。
9 刀下留人 董必武改判死囚专家（1）
刀下留人 董必武改判死囚专家
雪中送炭 滕代远借出大和旅馆
金秋十月，湛蓝的北京晴空一丝儿云彩也没有，成群的鸽子在天上绕着圈儿，发出悦耳的鸽哨声。刚刚庆祝过建国三周年，五颜六色的标语口号贴满了大街小巷，虽然朝鲜还在打仗，但新生的共和国依然是一派生机盎然的兴旺景象。
二高步校一批又一批路过北京奔赴哈尔滨的干部们，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的三兵团的干部们，从全国各地抽调的教授、助教们，都要来恭俭胡同的筹委会，或办理报到手续，或等待安排工作，或请求解决北上途中的困难，从早到晚，恭俭胡同的四合院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王秉衡从重庆来到北京，一进筹委会，就看见徐立行的夫人王雅琴在打字员的岗位上忙得不可开交，徐立行把他拉到一边说：“你来得正好，吴兆光的爱人要生孩子了，由你接替筹委会秘书工作，主要负责筹委会的会议记录，文件起草和教授的接待工作，后勤、生活的事仍由许鸣真负责。”
那天，王秉衡接到电话，说来教授了，一共九个人。王秉衡带车带人，匆匆赶到北京火车站，左顾右盼也不见九个教授的影子，正在纳闷，看见两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夫妇面对一群孩子，大声说：“排队，报数！”孩子们由大到小排成一排，喊道：“一、二、三、四、五、六、七！” 王秉衡上前一问，那个中年男子正是来军工报到的林循经副教授，王秉衡笑弯了腰，连说：“对了，对了，林教授两口，再加上这七个孩子，正好九个人嘛！”
10月中旬的一天，民航局来电话，说根据军委的指示，要调给军工十名工程师，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航空工程技术人员。
当时民航局隶属军队建制，所以军委调令一到，民航局领导二话没说，全力支持，挑选技术最好的人员调给军工，他们打电话给陈赓说：“陈院长，这批同志大都是两航起义人员，是我们民航局的技术骨干呢，特别是董绍庸，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同志，刚从苏联访问回来，就调给你们了。”
陈赓再三感谢，他说：“民航局忍痛割爱，让我们非常感动，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希望他们能尽快来我这里报到。”
筹委会里的年轻工作人员问陈赓，两航起义是怎么一回事，陈赓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有了两航起义，我们新中国才真正拥有自己的民用航空事业呢。”
既然说起两航起义，不妨简短交代几句。
1949年5月下旬，“国民政府”属下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的总部，接到蒋介石的迁台命令，两航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面对巨大的航空资产和数千滞留香港的员工，心力交瘁，危局难撑。领导香港地下党的乔冠华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周恩来当即向毛泽东汇报，并亲自组织两航起义的策划工作。也为两航去向操心的陈毅匆匆进京找周恩来，他推荐了一位能代表中央赴港实施起义策划的人选，此人叫吕涛，当年是李克农安插在
国民党空军中的秘密中共党员，一位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他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有师生之谊。1949年8月，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吕涛，并给他改名叫吕明，面授“锦囊”，把反复研究过的起义方案向吕明交代清楚。
吕明秘密赴港，面见老师，以其大智大勇，排除各种险情，打消了刘敬宜的顾虑，顺利完成两航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11月9日，刘敬宜和陈卓林率两航骨干，乘两架“空中行宫”号大型客机，安全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同时10架C〖CD*2〗46运输机也平安降落在天津机场。三天后，毛泽东签发热情洋溢的贺电，周恩来宣布，两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刘、陈分别任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总经理。
这就是震惊港台乃至西方世界的“两航起义”。在起义的工程技术人员中，有8个人为创建哈军工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是：董绍庸、凌之巩、蒋志扬、严汝群、华光时、邹志楷、李纬文、余新福。民航局同时还调给哈军工张寿宝、吴子苏、杨秋澄等数位技术干部。
哈军工的“两航起义”人员都有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
董绍庸是他们中的年长者，他中等身材，仪表堂堂，是个美男子。1916年4月，董绍庸出生于杭州市，少年丧父，在贫困中苦读，1936年终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冬以公费生资格赴英国曼彻斯特学院航空系学习，后又经导师介绍转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航空系继续学习，1948年获硕士学位。为了多参加一些航空工业的生产实践，他先后进入美国康维尔飞机公司和波莱德惠特尼
发动机公司实习，回国前又去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发动机翻修厂实习。董绍庸后来成为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最著名的发动机专家，得益于他丰富的实践经验。
1949年1月，董绍庸回到广州，向中央航空公司报到，11月，他在香港坚定地参加了两航起义，于1950年春天回到新中国，先在天津民航局任职，后又调到北京，在国家民航局任工程科科长，翌年冬，他作为技术专家随团访问苏联，执行订购飞机的重要任务，半年后回国，不久，接到去哈军工的调令。
邹志楷，四川乐山人，生于1919年。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是董绍庸和凌之巩的师弟。毕业后他参加了中国第一家滑翔机制造厂的创建工作，干了几年，工厂倒闭，不得已到青岛机场谋个机械长的职位。1947年，他在检修飞机时发现了国民党空军走私毒品和美钞，因此惹来大祸，邹志楷只身亡命上海，在老同学、中共地下党员韩元佐的帮助下，投奔中航公司。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