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传-第1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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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想，杨仲枢那些话，没啥大错，硬往右派上打，荒唐啊。
8月8日的《工学》报上，一篇《向张述祖副部长进一言》的文章点燃了围剿张述祖的战火，署名作者虽然是一个并不认识张述祖的二系学员，但谁都知道，这是学院反右领导小组的战略部署。
36 整风鸣放 杨仲枢直言惹祸端（5）
尽管7月3日张述祖就在教授座谈会上明确表态，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开始检查自己6月6日的发言。接着从7月6日起到11月24日，连续做了五次深刻的检查，但无济于事，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像法海收拾白娘子的金钵，无情地紧紧罩在他的头上。
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著名学者聂绀弩有个描写反右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
笔者细读了张述祖教授写下的那数万字的检查，可以看到这位老教授当时如何想脱胎换骨，抽筋剥皮，剖心割胆，穷尽一切词汇来表达自己对党的忏悔和忠心，甚至做对了的往事他也去违心地检讨一番。例如，张述祖在建院初期，以陈赓和其他院领导为榜样，自觉地住进简陋的小平房，这件事并不错，他在检查中，却说这是“脱离群众”的错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正直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无奈地自我丑化，自我作践。
当第一场大风雪把哈尔滨带进严冬的时候，张述祖家中一片愁云惨雾。面容憔悴的张述祖已经多日吃不下饭，反右斗争使他一下苍老了许多，他把几个孩子都叫到跟前，嗓音嘶哑地说：“爸爸犯了错误，看来学院决定把我划成右派分子，以后我不能再当教授了。”
老伴陈德华忍不住哭泣起来，小女儿希秦见妈妈哭了，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张述祖连忙说：“别哭呀，听我说。爸爸是农民出身，小时候就会种田，一旦学院不用我了，我打算回老家种田去，你们要有个思想准备才好。”
孩子们都低着头，谁也不吭声，自从父亲挨批后，他们看尽了别人的冷面白眼，自己觉得掉进了万丈深渊，还能说什么呢？
看看全家人一片静默，张述祖摆摆手：“都去学习吧！”
哈军工的反右派斗争，斗出个死硬的大右派分子，此人叫王维一，是
图书馆的少尉助理员，他的主要右派言论是“否定哈军工肃反运动的成绩”，他公然说“人民民主民怕主”，于是成为众矢之的，各个系都要求和王维一当面辩论。这位仁兄真是不含糊，豁出去了，他整天骑个破自行车，身后背上一个小牌子，上写“我是王维一”，哪儿找他辩论，他就去哪儿辩，一个人要舌战成百上千的辩论者，最大的一次关于肃反问题的辩论大会整整开了9天。
1957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一条消息，题为《军事工程学院举行肃反问题辩论会——驳倒反对肃反的王维一》这大概是哈军工反右斗争时惟一在中央一级大报上登载的稿件。
像王维一这样在肃反中被斗错的人，对肃反心怀不满，鸣放时态度偏激，大放厥词，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又和群众严重对立，死不认错而当了右派，在哈军工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被打成右派的人不过是因为几句话或者与顶头上司有些矛盾、给支部书记提过意见而已。
到了1957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早已大获全胜，似乎该鸣金收兵了，哈军工也开始第三阶段的整风，3万份大字报标志着人们的政治热情，人们按院党委的要求，给领导提意见。12月底，军委下令调刘有光赴京任五院政委，翌年春，谢有法政委走马上任。不久，反右运动又起新的高潮，名曰“反右补课”，于是，本来没有事儿的年轻人便一个接着一个被“补”成右派。
毛焕曾是炮兵工程系207教研室的技术员，少尉，1955年从南京雷达学校毕业后，因成绩优秀，被分配到哈军工，那时候他才21岁，尽管祖父和不少亲戚都在美国，但他对新中国一往情深，高中毕业才17岁，就瞒着母亲去参军，到重庆报考西南军区通信学校。
个子高高、性格开朗的毛焕曾，是个业务尖子，来哈军工前就两次立功受奖；在207教研室，他是团支部书记，思想进步，为人正派，群众威信很高，1955年冬，陈赓大将陪同武元甲到各系参观，毛焕曾就代表教研室向贵宾介绍各种雷达的性能。
1955年肃反时，207教研室一名教员成为怀疑对象，三审两问，吓得他精神分裂，一年的内查外调，证明他没有问题，可此人已经没法子工作了。反右前的整风鸣放中，毛焕曾为此提出批评意见，他说，“左”在某种程度上所引起的后果比右还坏，所以他建议搞运动也应防“左”。反右大潮汹涌澎湃之时，他对杨仲枢等右派老教员表示了同情，认为他们的言论中有合理的成分，不应断章取义。
这就够了，这位热血青年被补进右派行列。他自然想不通，二系反右领导小组认为他“没有低头认罪、真诚悔改之意”，在最后那次批判会上，毛焕曾已经无心听一些人无中生有的聒噪了，他的笔记本下压了一本名著《堂吉诃德》，有心无心地翻一翻，当有人说他“反党”时，他终于愤怒地站起来说：“以前西班牙有位骑士叫堂吉诃德，他和风车作战；我看现在也有一些新堂吉诃德，找错了斗争对象，把自己的同志当成敌人。今天我敢说，就是把我毛焕曾烧成灰，也找不到一点点反党的材料，历史将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我们军队的！”
物理教授会有一对业务骨干夫妇，丈夫是位人高马大、性格豪爽的壮汉，叫王琥，妻子文静贤淑、端庄秀丽，叫寿瑞兰。1953年秋与16位上海同学一起来到哈军工，成为哈军工年轻的助教。同是上海老乡，星期六晚上，大家常到王琥家里聚一聚，有一次啤酒买多了，
苹果也不好吃，几个小伙子瞎起哄，把一瓶啤酒倒掉，又扔了几个苹果，没想到这么个芝麻绿豆的小事被参加聚会的一位女同学汇报给协理员，协理员说：“太不像话，这是资产阶级少爷作风，我要批评他们。”果然在一次会议上协理员批了
上海人一通。
36 整风鸣放 杨仲枢直言惹祸端（6）
上海同学对打小报告的人自然心怀不满，王琥是个热心肠，他爽直地说：“都是上海来的同学，算了，算了！星期天大家来我家吃饺子，把话说开了，别影响了团结。” 没想到那位女同学接到请帖，反感地说：“哼，王琥算老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
那天王琥下班回家，看见教授会的党支部书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态度挺严肃，寿瑞兰正在那儿低头擦眼泪。
北大毕业的支部书记也是上海人，他劈头盖脸地教训起王琥：“听说你对汇报情况的女同学有意见？想教训她？你和寿瑞兰要注意站稳党的立场，不要跟着群众瞎起哄。”王琥是个点火就着的火暴脾气，他本来是好心，想调解同学间的矛盾，怎么弄出个立场问题？他和支部书记吵了起来。从此，王琥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1955年肃反，物理教授会硬弄出个“
复旦反革命小集团”，说王琥是小头目，支部书记派人来抄王琥的家，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一直积极争取入党的王琥，心里真是凉透了。好在王序卿后来听了王琥的汇报，鼓励王琥好好搞专业，别计较那些飞短流长。
1956年，王琥跟着慈云桂搞科研，慈云桂对颇有天赋的王琥很是欣赏，推荐他去苏联攻读副博士，学院批准了这一推荐。
反右运动开始后，被党支部视为“思想一贯反动”的王琥，自然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而大大咧咧的王琥偏偏口无遮拦，《人民日报》发表葛佩琦的言论，尽管是断章取义的篡改，王琥看了，竟敢公开说葛佩琦“讲得有点道理”；看到章乃器的言论就说“有骨气”，对费孝通和潘光旦的言论也点头称是，并向同事高伯龙讲师介绍一番。
这个傻大胆的王琥还跑得掉吗？1958年3月，对王琥重新复查，升级为右派分子。物理教授会开大会批判他，教授会主任率先发言：“坐在我们面前的带着上尉军衔的右派分子王琥，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了，他是解放军的叛徒！”
听到这里，王琥怒火中烧，大吼一声：“你说谁是叛徒！”随手抓起面前的竹壳暖瓶朝主任甩过去，幸好没砸着，会场顿时大乱。右派分子敢打人，这还了得！王琥马上被看管起来，3月22日他被送到院警卫营监督劳动。
以上说的都是教员中的“右派”，那么学员中的右派是怎么抓出来的呢？先看看一个老贫农的儿子怎样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
张忠信生于1936年6月，吉林省九台县人，1954年毕业于省立长春高中，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军工。1955年9月升入工程兵工程系部队工程科学习。
刚进本科的时候，科主任赵志善中校来看他。在战争年代，赵志善右肘挂彩致残，给张忠信的第一印象是：我们的科主任是个荣誉军人呢。
赵志善和蔼地对张忠信说：“你到咱们科之前，我不止一次看过你呢。”说罢大笑，张忠信明白，赵主任指的是审查过自己的档案。
“你的条件不错，贫农子弟，根子正，好好在咱们军工学习吧！”赵志善鼓励着年轻人。
在一次全科的军人大会上，赵志善向学员们解释过他为什么用左手敬礼：“我的右手举不起来啊，所以经过苏联顾问批准，我是用左手敬礼的！”张忠信对科主任充满敬仰之情。
1956年3月寒假过后，年级主任刘毅大尉组织部分学员开座谈会，让大家谈谈自己的家乡在城乡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变化。张忠信的家乡九台龙家堡离松花江支流饮马河只有15公里，是个以玉米、谷子为主要作物的老农业区，农民以小米和苞米为主食，而附近饮马河流域盛产大米，那里的农民以大米为主食。张忠信回到家乡时听到农民口出怨言，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当地干部不准农民交换粮食，于是只能一年到头吃小米，想去饮马河换点大米过年也不行。张忠信在座谈会上实话实说：“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好的，但地方在执行时有偏差，我们九台县龙家堡，就好像‘封建割据’似的，弄得农民生活比较苦，远不如城里的工人。”
这几句话为张忠信的人生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反右开始前，张忠信在“鸣放”中真没有说什么过格儿的话，到了秋末，反右大潮已经由“牛市”转入“熊市”，到了提高认识阶段。那天赵志善找他谈话，大意是说，你以前那些言论，你看和右派言论有什么区别？你必须提高认识，要脱了裤子割尾巴，不怕痛，不怕丑，检查得越深刻越好。你跟二年级中的调干右派黄振昌不同，你是思想问题，我们对你是和风细雨，洗温水澡。
科主任给张忠信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认认真真准备了两天，在年级会议上作深刻检查。赵志善亲临会场，他再次把上次的谈话重复了一遍，给会议定了方向。
怀着对科主任的信任和感激，张忠信生怕自己检查得不深刻，便尽量给自己上纲上线，他说：“我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认识不清，对农民暂时的困难有误解，破坏了工人和农民的关系，我的言论和右派的言论没有什么区别，我已经站在右派的立场上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