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个天堂-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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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户口。卫生局的正式干部，你就是给他再多的条件，也没人去。我是麻风专科学校毕业的，这是我愿意去麻风院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别急呀，慢慢告诉你。
那天我骑着小公马从麻风院回到县卫生局，一是领些药品和食物，二是想问问我入党的事情。我去麻风院工作已经半年，院长一去就任命了，入党问题却迟迟没有消息。到了卫生局，发现院子里一点人气都没有，多半的门都关着，死气沉沉，找谁谁不在，不用说，大家不是去串联就是去武斗了。我回到家，本来想住一晚上再回麻风院的，但我父亲坚决不让我住，甚至不让我在家里多待一分钟。为此，父亲和母亲打了一架。但我只能听父亲的，我不能不听他的。父母还在打架，我就出门去找刘涛局长。刘局长一见我还是脸红，好像欠我一块金砖，不用我问就忙着解释：“小杜，现在‘文化大革命’正搞得热火朝天，实在顾不上开会，你别担心，我说话算数！”我一听也脸红了，掩饰着说：“我来，是向局里汇报麻风院的工作的。”刘局长显然没兴趣听，塞给我一张纸。
“你看看这个。”刘局长说。
我一看，是县革委会的一封函：
韬河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
委 托 书
县卫生局并大湾麻风院：
兹有蓄意杀人犯顾婷娥（艺名小天鹅），女，25岁，汉族，贫农出身，高中文化程度，韬河县城关镇人。犯罪前为韬河县秦腔剧团演员，1967年5月10日该犯被发现患有麻风病，为了保护革命群众的生命安全，被强制隔离起来。隔离期间该犯的同事刘侦侦出于革命友谊，置被传染的危险于不顾，坚持每天给该犯送饭送水。该犯却恩将仇报，无端怀疑刘侦侦与其丈夫有染，用事先准备好的石头猛击转身离去的刘侦侦，致使刘侦侦脑浆迸溅，当场倒地死亡。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运动中加强治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之精神，依法判决罪犯顾婷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该立即验明正身，押赴刑场，但是，根据有关规定，该犯必须在治愈麻风病之后才能正式执行死刑，现特将该犯转交你院接受治疗，治疗费和生活费另行追加。治病期间，该犯必须同时戴着脚镣和手铐，如该犯继续行凶滋事或有逃跑行为，可不经批准，就地处决。
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韬河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章）
1967年5月19日
小天鹅是谁，我当然知道！我干爸就在剧团工作，他虽然不是角儿，却是个少不了的人物。干爸是复员军人，五大三粗，走起路来像一座山被人推来搡去的。干爸姓牛，大家就叫他大牛。大牛只要立在检票口，就没人敢混票。剧团下乡演出时更是少不了他，只要他在，就不会出现乱场子和丢东西的情况。所以，他在剧团里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我是他的干儿子，我脖子上的长命锁就是他戴的，钥匙就在他手里。所以，我总有机会坐在二胡、板胡、梆子和司鼓后面，看一分钱不花的便宜戏。
剧团的老老少少没人不认识我，因为，我既是大牛的干儿子，又有一个滑稽的标志，脖子上早晚挂着一把生锈的长命锁，还有一个可笑的名字：锁柱。“锁柱”就是把命锁住！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爸我妈吭哧吭哧生了四个女儿，才有了我这么一个干头儿子。他们就用老家的习惯给我起了这么个要多土气有多土气的名字。我的大名叫杜仲，倒是够洋气的，但很少能用得着。
其实，我不是一个真心实意的戏迷，大多数时候，我根本就没看进去，看着看着眼皮就要打架。我想，我大概只喜欢那种给了不起的大牛做干儿子的感觉吧。干爸走到哪儿都有人“大牛大牛”地打招呼，跟着他，我觉得自己也有点了不起。在戏台上我有时也帮着拉拉幕、搬搬椅子、抬抬箱子、提提戏词，或者给下了场的演员披件衣服、递杯水，过场的时候还可以敲敲锣打打鼓。我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是给小天鹅披衣服递水。或者说，我在戏台上所做的所有事情就是为了其中的这一件事情：给小天鹅披件衣服、递杯水。这是后来我才弄明白的。其实小天鹅从来不拿正眼看我，她的两只眼睛就像两把小刷子，眼神从我脸上刷过时总是凉飕飕的。她比我大两岁，却比我高半头，看起来好像也要比我大10岁。我脖子上还戴着土里土气的长命锁，人家已经红了好多年，傲得像小公鸡。我敢保证，她心里是瞧不起我的，但我一点也不指望和她平起平坐。有干爸这个大靠山，我时不时来混着看看戏，有时帮着干干活，我的愿望表面看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哪次如果没有小天鹅的戏，我就觉得白来了，就会垂头丧气，回到家还会摔东西。后来我渐渐知道，我是一个心怀鬼胎的小戏迷，我只喜欢看一个人的戏。因为，只有在小天鹅演戏的时候，我才可以不怕别人笑话，也不担心被她看见，大大方方没完没了地盯着看她，我看的是苏三、是窦娥、是慧娘、是白素贞、是胡凤莲，而不是她，我可以眼睛一眨不眨地把她看个够。我一直担心这个秘密被家里人和干爸他们知道，好在始终都没人发现。这说明我那时实在太不起眼了。
小戏迷（2）
那些老戏子们，无论男女，都喜欢摸摸她的头拍拍她的脸，每次她总是半嗔半娇地叫一声：“你坏死了！”“你讨厌死了！”“你滚开不滚开！”被她骂的人，反倒高兴得不得了，就像是得到了多么难得的奖赏。不演戏的时候，大人们总是围着她，逗她玩，出一些怪问题为难她，她冷不丁冒出一句怪答案，会惹得大家笑出眼泪。她的声音，就好像和她的漂亮她的聪明是配套的，绵绵的嫩嫩的，像早晨牡丹花上的露珠一样圆润透明。有时候，坐着坐着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想像成包公、武松、许仙、赵匡胤、田玉川这类人物，甚至是西门庆、陈世美这种人物，威风八面地做着式子走上台来，唱着漂亮的尖板，然后还有叫人回肠荡气的拖腔。可我哪是唱戏的料？我胆小如鼠，一说话都脸红，五音也不全，连课堂上老师教的歌都学不会。我父亲说，我家往上数三四辈人没出过戏子，甚至也没出过一个戏迷。我爸我妈，还有几个姐姐，都从来不看戏。他们总说我：“鼻子都衔不住，还爱看个戏！”“谁让大牛是我干爸！”我总是这样回答，其实我心虚得厉害，怕他们一口说破我的秘密。但是，没任何人把我的爱看戏和小天鹅联系在一起，哪怕只是开开玩笑。这样也好，只要干爸还在剧团，我就有看不完的便宜戏。
有一次，左等右等不见小天鹅来，干爸就派我去小天鹅家找她。我慢悠悠地走下舞台，然后撒腿向小天鹅家跑去，一路上还哼着一些不知来历的戏词：“小弟这厢有礼了！”“女儿未成婚，教人常在心。”“真正一个狐狸精！”
她家的院门一推就开，我一进去就闻见一股子浓浓的香味，看见有人正撅着屁股在洗头。“谁呀？”她问，我一听就是小天鹅，我说：“我是锁柱，人家叫你快去呢。”小天鹅把头埋在盆子里，屁股还是那么高，就像没听见。我站在她身后不知如何是好，她说：“你等等，我洗完咱们一起走。”我一听高兴坏了，过去坐在了台阶上。我坐下后，一抬头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刺眼睛，原来是两个奶头，虽然不大，可是白白的、尖尖的，垂在那儿，好像还在滴水。她把白衬衣的领子卷进了脖子里，前两个扣子是松开的，上半身向下弓着一心一意在搓洗头发，所以，一点都不知道奶头叫人看见了。我还看见右边的奶尖旁边，藏着一颗大大的痣，黑亮黑亮的。两个奶头好像变成两只手在一下一下给我耳光，一瞬间我已感觉我的脸烧了起来，急忙躲到她身后。她端着半盆子浮满香皂沫的洗头水，正要倒掉，却突然问：“你也来洗洗，别浪费了。”我坚决说不洗不洗，她把盆子放回去，硬要我洗，把我拉了去硬把我的头摁进香喷喷的香皂沫里，用两只手狠狠搓洗起来。她湿湿的头发像垂柳一样扫着我的脸，膝盖一下一下地顶着我的腿子，她手上一用力，膝盖就自然地轻轻顶我一下，香皂味，加上一种说不清的凉幽幽的香味，把我的头冲晕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边用力搓边说：“脏死了，三个月没洗了吧？”我的嘴就像被香味霸道地堵死了，说不出一个字来，好像突然傻了半截子。洗完后她又盛来清水，她自己先淘一遍，然后让我淘。她回屋去了，我简单淘了几下就把水泼了。她从屋里出来后，白衬衣已经整好了，头上包着白毛巾，怎么看都像个小媳妇。我说 ：“快走吧。”她答：“急个屁！”她说脏话比说好话还好听，我早发现了这一点。我心里虚虚的，说：“那我就先走了。”她说：“敢？”
我当然不敢了，又等了洗一个头的工夫，我们才一齐向剧团走去。我只能不远不近地跟在她后头，就像她的一条小狗。一路上尽是“小天鹅小天鹅”跟她打招呼的。那些人打完招呼，都把目光从她的头上顺势移到我头上，显然想不通，我们两个人头发怎么都湿湿的？我臊得连头都抬不起来，腿子都在打颤，她却好好的，头扬得高高的，向前走去。我实在害怕被家里人或者被同学们看见了，乱说一气，就找了个机会，钻进旁边一个巷子里去了。我躲起来，偷偷地看她，她停下来回头等了好一会儿。
“锁柱，锁柱——”她还叫了两声。她这样叫的时候，我再也不觉得这个名字土气了。那天晚上的戏我没有看，我哼着那些半生不熟的戏词回了家。每一个人都看到我和出门时不同了，而且都做出相同的动作：鼻子一吸一吸的。我很轻松就骗过了他们，我说是我干妈硬要给我洗头的。我干妈人长得漂亮，也爱打扮，他们当然相信。但是，他们只相信了一晚上，第二天谎言就不戳自破，我妈和我姐姐，那几个贼女人不知用什么方法闻出我头上的香味不是干妈的，还不嫌麻烦地问她了。当时我的脸像猪尿脬一样，猛地肿了起来。我的脸一边肿一边红的那个感觉我现在还记得一清二楚。
小戏迷（3）
我破罐子破摔地说：“是小天鹅给我洗的，咋了？”他们全都“啊”出声来，眼睛睁得好大，好像我是窝藏在他们身边多年的一个王子。“怪不得，你那么爱看戏。”不知谁这么说，这句话一下揭下了我这个假戏迷的画皮。
那之后我再也没去看戏。
掉下来的故事（1）
亲爱的读者朋友，您已经到这个故事里了？我正在这儿等您，我是这个故事的作者，事实上，我更是这个故事的倾听者和记录者。
1984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六盘山原始森林的腹地，宁夏、甘肃和陕西三省交界地带的韬河县工作，在韬河一中不多不少干了5年，听说过很多麻风院和麻风病人的故事，包括你已经看到的小天鹅和杜仲的故事。小天鹅和杜仲都曾经在韬河一中读过书，一些老教师至今还能回忆起他们就读时的一些情景。
那时我是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总是抱着瞎猫碰死老鼠的念头乱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