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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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5月10日。
（35）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手稿，1937年10月。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2、443、447页。
（37）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4日。
（38）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31页。
（39）访问爱泼斯坦记录，1985年5月7日。
（40）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39年1月28日。
（4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5页。
（42）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19页。
（43）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年。
（44）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年。
（45）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17页。
（46）访问史敬棠谈话记录，1991年2月2日。
第21节从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它有几百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就难以形成。抗战开始后，它从对日妥协退让转为武装抵抗，从长期的“剿共”转为同共产党合作，对民众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些都是重大的转变。抗战初期，他在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中也有相当积极的表现。看不到这些，在抗战中不重视国共的合作，造成双方关系的破裂，那就会犯“左”的错误。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即使在双方关系较好的抗战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总想找机会加以“溶化”和消灭。对民众运动的兴起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不愿和不敢放手发动民众，只想用政府和正规军的力量去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局势迅速恶化的原因之一。国共两党关于“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这一方面，忘却以往的历史教训，以为国民党已经转变得一切都好了，过分看重以至依赖国民党，束缚自己的手脚，丧失独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备，那就会上大当，就会犯右的错误。
对应该怎样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毛泽东在抗战中期所写的《农村调查》的跋中作了很好的概括：“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这里，不容易的是怎样根据变动着的情况，灵活地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怎样恰当地掌握好两者关系中的“度”。没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很难把它处理好的。
一九三七年二十二日，也就是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后四十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周恩来在七月庐山谈判时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对《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毛泽东立刻毫不含糊地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①“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②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蒋介石谈话中表现出的“自大主义”，表示“未免遗憾”③。他指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表现在蒋介石方面的是：在抗日问题上的始终不肯接受中共反复提出的发动民众的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在两党关系上，既想借重共产党的力量，又不肯平等相待，对确定两党合作形式与制定共同纲领采取消极态度。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不改变，统一战线可能流于形式，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责任。
《宣言》发表一周后，毛泽东为《解放》周刊撰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他说：从西安事变以来，“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广大的民众还没有被发动，国民党的统制政策依然没有改变，从而暴露出严重的危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他还提出：“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④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在答问中，充分肯定中国抗战的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同时也指出几个月抗战中暴露的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⑤
他还针对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散布“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的民族悲观主义论调，提出“克服投降主义”问题。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在对待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一种错误观点正在滋长发展。这种“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⑥。他们只看到国共两党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两党在“全面抗战”（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和“片面抗战”（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抗战）等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他说：“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⑦
毛泽东十分警惕这种危险的倾向，并在实际工作中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明确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在中央常委会讨论中共是否参加政府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只是聘请个人参加而不宣布执行抗日纲领，我们不参加”⑧。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中共才能参加⑨。毛泽东还对陇东等地出现的对国民党无原则退让⑩，对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委员章乃器在上海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提出批评，纠正各根据地和救亡工作中出现的迁就倾向。对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求不能参加任何倒阎的阴谋活动，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⑾。“‘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我们的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⑿。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看法。
他在报告一开始就提出“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接着说：“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但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毛泽东强调指出：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
他在这个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他先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任务。他是这样分析的：“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毛泽东在报告中，把洛川会议等酝酿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根本性问题，以更加明确具体的语言提了出来：“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他明确地得出结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接着，他又提出：“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他说：“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那就是指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集团。毛泽东提醒大家：“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⒀
向党的活动分子所作的这个报告在党内引起很大的震动，并收到了成效。这个报告后十多天，王明从苏联回国了。
王明自一九三一年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一次，他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关注。当时，苏联正面对着纳粹德国来自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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