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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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后，他在《解放日报》和《矢与的》墙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对他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使用了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还说艺术家的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当时，“《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37）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去看过墙报，认为王实味是“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38）。他说：“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39）

随后，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多次大会，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开始时，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但在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以后更把他说成“托派”，成为敌我矛盾，还牵连到别人，定为“反党五人集团”。这样，对王实味的斗争出现严重的偏差，并且对不久后开始的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以后，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错误结论。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央机关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经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一起冤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对王实味的被处决提出了批评。（40）

尽管普遍整风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党内思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讲到：“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41）

为了把整风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委，以毛泽东负总责，具体工作由康生管。六月八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各地，在全党范围内陆续普遍开展起来。

在全党普遍的整风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强调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而“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42）

八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在延安的四十三名高级干部（八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增为四十八人）编成九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编在第一组。毛泽东还提出：“要从讨论那些细小微末的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43）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地也先后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联系本地区的实际进行学习和检查。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用两天时间，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在闭幕会上，毛泽东总结道：“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44）

接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一九三九年七、八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这样说：“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一九四○年五月间也搬了过来，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出来了。”（45）中共中央的工作其实已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作为主席而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有的研究工作者以为，这个《决定》给予了毛泽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这是由于过分粗心或以讹传讹而产生的误解。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为了统一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四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为指导工作便利，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由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由任弼时管理。

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①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2年。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④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40年3月第3版，第3页。

⑤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14日。

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

⑦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1页。

⑨　胡乔木谈话记录，1991年3月20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1年9月10日。

⑿张闻天：《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14页。

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⒁王稼祥：《政治局要以思想领导为中心》，《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26页。

⒂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记录，1941年10月13日。

⒃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历史问题的结论草案，1941年10月。

⒄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语，1965年5月。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⒆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3年1月25日。

⒇《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0—39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0—845页。

（24）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2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83页。

（26）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言记录，1942年5月28日。

（27）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6页。

（28）萧军：《难忘的延安》，《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3页。

（29）毛泽东致萧军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4页。

（30）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2页。

（31）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77页。

（32）欧阳山：《我的文学生活》，《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8页。

（33）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4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59—877页。

（3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30、432页。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22页。

（37）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60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0月19日。

（39）毛泽东在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42年3月31日。

（40）中组部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1980年7月9日。

（4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2年6月13日。

（42）毛泽东致聂荣臻的电报，1942年7月4日。

（43）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8月3日。

（44）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月。

（45）张闻天：《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