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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为普鲁斯特哭泣-第18章

小说: 为普鲁斯特哭泣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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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某的孩子明年考上大学,你一定要去祝贺,他曾经帮过我们……
    吴凯说到这里的时候,又喝了一口水。他要求我不要把刚才说的事写出来。这些事我都还没做呢,写出来不大好。他说。
    “黄畅文人缘很好,领导、同事、朋友都喜欢她。她的同事,听说可以用活的癞蛤蟆治病,就想方设法去找。那时已经是冬天了,癞蛤蟆都躲起来了,他们借了一台水泵,找到一口池塘,把水抽干,从淤泥里捉了一批癞蛤蟆。”他说。
    诸暨的小姑父、小姑妈——为了让吴凯和黄畅文能专心治疗,他们接过了抚养跳跳的担子——有时会带孩子过来看她。真想好好地抱抱她啊,可是她一点力气都没有,她让孩子久久地趴在自己的身上。她对他说:“吴凯,不要给孩子很多钱,要让她独立自主,要教她好的品质,改掉坏的习惯,给她最好的教育……”
    她身上通了很多管子,进的和出的。仍然呕吐不停,什么都不想吃。有很多痰,不停地吐啊吐,一会儿就吐满一盆。有一天,她说想喝可乐。他买了给她喝。可乐从她嘴里进去,很快就从另一根管子流出来。她说:“可乐真好喝啊!”她过的是纯粹的嘴瘾,可是这已经是她唯一的享受了。
    实在太痛了。肚子,脖子,脑袋……全身都是彻骨的痛。有些病人就是这样活活痛死的。为了止痛,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去做了伽马刀手术。几天后出现了可怕的后果: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这是多么残酷的打击。
    可是她仍然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有说有笑。被践踏被抢夺的生命表现出来的是惊人的生存意志和高尚的情怀。她对他说:
    “吴凯,我听不见你说话,也看不到你了……你不要难过,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交流。”
    他紧握着她的手。
    “我说句话,如果说对了,你就在我的手心打个勾,如果说错了,你就打个叉。”
    他在她的手心打了个勾,表示同意。
    “好,那我们开始吧,”她说,“跳跳在不在这个房间里?”
    他在她的手心打了叉。
    “明天能不能让小姑父带他过来?”
    他打勾。看她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他心都碎了。
    2003年4月29日下午,她开始变得意识模糊。只有出的气。心电监护器上显示她的心跳越来越慢。
    “赶紧抢救啊,医生!”他大声叫唤着。医生做了最后的努力。
    “没有办法了。”医生说。
    “一定要抢救啊!”他叫着。哪怕能让她延缓一口气也好。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医生非常坚决地告诉他。
    她的心跳越来越慢,终于停止。她在医院煎熬了十个月,斗争了十个月,最后没有等到奇迹。
    对于未来的生活,她曾有一些计划:把城西的房子卖掉或者租掉,住到钱塘江畔去;再买一辆车,夫妻每人开一辆;每年出去旅游一次;买一台等离子电视机。
    她12月9日出生于湖州,最后在杭州南山公墓安息。她在南山公墓的地址碰巧是12…9。父亲给她写了墓志铭:
    志存高远,虚怀进取,求平生相伴才艺学问;
    脚踏实地,平和诚恳,愿人间充盈至爱亲朋。
    这是她短暂一生的写照。
    2004年7月7日
    
    【蝴蝶:王蒙印象】

    秋天,青草泛黄,凉风习习。10月16日上午,刚下飞机的著名作家王蒙匆匆赶到了浙江大学校园。
    王蒙到达浙大时,张抗抗作品讨论会的开幕式已经热闹地开始,大会按既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稍晚些的时候,王蒙在与会者的注视下静悄悄地步入会场。席间有几位来宾举起手掌,准备鼓掌欢迎,但是看到他脸上那副严肃的表情,就缓缓地垂下了双手。王蒙抬头瞥了一眼台下,然后沉默着,坐到主席台正中央那个事先为他留好的位置上。
    王蒙喘息甫定,电视台的记者已经把摄像机对准了他,摄影记者响亮地按起了快门,大会主持人则很合时宜地宣布:请王蒙同志为本次大会致辞!略显疲惫的王蒙显然没作任何防备,他的喘气声被冷不丁递过来的话筒扩散到了各个角落,但是他随即屏气凝神,并且凭着良好的镜头感和分寸感开始即席讲话,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使用称赞的词语时毫不吝啬,可以觉出,他是一个有着透彻的智慧的人,有着极强的应变力,这也许是他与别的作家不同的地方。他的讲话只持续了三分钟,但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尚未落尽,王蒙就已恢复了严肃的姿态,变得不可捉摸。他摘下眼镜,开始漫不经心地阅读眼前的一份报纸,间或端起茶杯地啜上一口。大概感到有点热,他脱掉了外套,然后一边看报,一边小心地整理脖子上那条围巾。终于他把报纸放下,陷入沉思。坐在他左侧的徐岱教授(浙大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和他搭话,并递给他一张名片,他露出微笑。他朝徐岱教授连连摆手,好像在推辞什么,后来终于答应了,于是双方都复归于平静。会后大家才知道浙大准备邀请他和张抗抗担任客座教授,开幕式即将结束时,浙大一副校长宣布了这一消息。消息宣布完毕,校长大人把右手伸到坐着的王蒙面前,想握手以示庆贺,结果王蒙愣了一下。他有点心不在焉。他好像还没从某些矛盾中完全超脱出来。
    从此刻的王蒙身上显然已捕捉不到青春的浪漫和激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熟、冷峻的王蒙。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3年)的《序诗》中,十九岁的王蒙踌躇满志,他热烈地吟咏道: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这种纯粹的理想主义如今已不复存在。五十年代,王蒙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结果被打成了“右派”,被流放到新疆伊犁。一晃就过去了20年,他学习用一种较为务实、客观的眼光审视现实问题。然而事实表明,他做得还不够。他继续栽跟头。理想主义在他心中太根深蒂固了,这让人非常苦恼。去年夏末,王蒙创作了一首题为《秋兴》的长诗,作为散文集《我是王蒙——王蒙自白》一书的序诗,它的起句是:
    昨日蝉鸣如海啸,
    今夕蟋蟀啼伤调。
    这是一首长达一百二十八行的古典式诗歌,愁绪满怀的作者在诗中抒发了一种古典式的伤秋(季节之秋?生命之秋?事业之秋?)之情。在《秋兴》中,年过花甲的作者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怀疑,并完成了一次淋漓尽致的自我宣泄。不过,诗中的王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王蒙。我们观察到的王蒙沉默、理性、机智、稍稍有点架子、言谈得体。他是文人,但有时又给人入世很深的感觉。
    王蒙没在开幕式结束后的中餐上露面。人们伸长脖子搜寻他的身影,但是毫无结果。他仿佛突然消失了。直到当天下午三点钟,他才再次出现在花家山庄的会议现场,张抗抗作品讨论会正在继续。王蒙坐在中间,依然保持着旁观的姿态。他的目光常常停留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五点多,会议告一段落,王蒙接受了电视台记者的简短采访,然后又迅速地消失了。整个晚上大家都没有看到他。也许只有会务人员才知道他那诡秘的行踪。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被省里的领导请走了。
    第二天,也即10月17日,王蒙整天没有出现在讨论会现场。早晨他对陪同人员说,你们都不用陪我了,我一个人出去走一圈。他果真一个人出发了,他以惊人的兴致和毅力徒步穿越了花港公园,穿越了苏堤,穿越了孤山和白堤(我们事后才知道这件事)。这是一次漫长而孤独的旅行,作家王蒙再次让一些人感到不可捉摸,感到无比惊讶,它使人想起他的一段话:“我的一篇小说取名《蝴蝶》。我很得意,因为我作为小说家就像蝴蝶。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腰。你扣住腿,却抓不着翅膀。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知道王蒙是谁。”
    但是我们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这次旅行恰恰透露出了王蒙个性中最为真实的一面。它表现在《秋兴》中,也表现在《春之声》《布礼》《活动变人形》以及《踌躇的季节》等众多的小说中。王蒙并不像他自已所说的那样是个令人费解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喜欢沉思、风景和创造的作家、他与那些喜欢前呼后拥的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智者,是作家、红学家兼批评家,是最大胆的现代艺术的实验者。他骨子里仍是一位不断自我完善的真诚作家。
    这一天的夜晚,王蒙在徐岱教授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浙大校园,因为他答应匀给浙大学生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浙大影视厅里,王蒙把这一个小时掰成了两半,一半用来发表即席演讲,一半用来回答听众提问。六百多位闻讯赶来的学生在此领略了什么是幽默和智慧,并且圆满完成了对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的集体采访。讲台上的王蒙机智、自信而胸有成竹。他面无表情,但是声音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他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但是连最狂放的笑声也不能打动他的表情,他的面容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这又使人想起那首令人心动的长诗《秋兴》,在这首诗的末尾,那个最真实的王蒙动情地咏道:
    花甲之年拨心曲,遥想读者泪如雨!
    1998年12月23日
    
    【蔡天新的左右脸】

    1977年的高考改革照亮了人们心头由来已久的黑暗。可以考大学了,生活又有了目标了。
    十四岁的蔡天新似乎还是个懵懂顽童,数学是那样的遥远,他从来没想到过数学将是他一桩要成就的事业。在严厉的父亲的命令下,他开始埋头于功课,从父亲的眼中,他知道大学是他首先必须抵达的目标,但是他实在不懂上了大学,生活又能改变多少。
    就在那个时候,蔡天新阅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当年这篇具有启蒙意义的文章像一束强烈的光线,它告诉人们理想是什么,科学又是什么。刚刚告别童年时代的蔡天新被刺醒了,他灵魂中沉睡的部分被激活了,他觉得他应该走陈景润这样的路。1978年,他参加高考,在高考志愿表上填下“山东大学数学系”,并被录取了。
    哪怕在今天,蔡天新那种说做就做的性格也要被一些人认为是天真的,头脑发热的。不过,它反映出了蔡天新身上某种异常热烈的气质,日后这些气质将会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它们将会是非常显眼的,而且与陈景润、杨乐他们截然不同。
    蔡天新成了一名少年大学生,他从家乡黄岩出发,走上了北上求学之路。这一年,他第一次看见了火车。他学的是控制论专业,这与他日后的研究方向——数论风马牛不相及。虽然这时候他已确立了要成为一位数学家的理想,但是他并不努力。少年人的习性使他的学习、生活变得散漫无序,上课思想经常开小差,课外疯玩足球。他是那样的小,以致回家的时候连火车都挤不上。于是他就立在站台上哭泣。列车员查看了他的学生证,打电话到山东大学数学系,指责他们怎么可以让一位十五岁的男孩独自乘火车回家。列车员在电话中没提男孩的名字,数学系领导通过查找,怀疑是蔡天新。下学期开学的时候,老师向蔡天新问起这件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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