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大妞在北京-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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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哪一天,终于一个人在家,可以写出东西来了。写出的一刹那,心很静,不再浮躁。套用一句很傻的话:“我写故我在。”这种创作的感受是很舒服很快乐的,让我想起很久以前在大学当宣传部长画宣传画时的情景。那时,接到一个任务会想很久,然后拿一把大刷子认认真真在大宣传版上聚精会神地涂来抹去,满身的颜料。看着自己的想法从各个色块中浮现出来,再加上来往的人叫一声“好”,心里很静,快乐异常。
天天在网上挂着,有很多人找我,其中有一个叫“三文鱼”的同我关系甚好,我们俩每天打招呼就是操来操去的。这个“三文鱼”在网上也是一个老游击队员,白天睡觉,网上熬夜的那种。看了一下他的东西,端着写的,属于中文系科班出身人的那一路调子,看了记不住说什么,总之都是他有理。不喜欢,也不甚讨厌,怎么说也算是纯文学吧。看了一下他的资料——“在京”,问:“在京做什么?”答:“卖盒饭的,英雄不便问出路。”
写累的时候,我就去骚扰一下“三文鱼”。
第二天睁眼的时候,已是上午十点多,定定早已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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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走路时有人向你微笑,千万别以为自己长得好看,那定是自己踩到了牛屎。当时文章写得顺手,我高兴得忘乎所以,全然忘记了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于是,到处找人谈感受。谈感受这件事,可不是轻易玩的,弄不好,就像那只饿死的驴一样,两头稻草都吃不着,临死还在做着选择。
先是同纳兰孑孓谈得昏天黑地,大都是我在谈所谓的创作感受,电话卡打废了两张,那感觉就一个字:爽!纳兰孑孓在电话那头忽然来了一句:“你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挺好听的。”我听了一愣,孑孓同志的老毛病又犯了,不把我教导成林徽因他大概觉得自己没尽到责任。我听了不舒服,操,只记得我的粗俗,就没记得我有别的好。林徽因我不想做,因为我不是那个类型,我对他说“大胸美作”我倒是想做,进而解释“大胸美作”就是“大胸脯美女作家”的简称——网上的新提法。“大胸美作”这个词大概刺激了他,孑孓同志忽然无限温柔地说:“到了北京,我一定与你华山论剑!”我愣了一下,低声嘟囔:“我……我没有剑。”电话那头又传来孑孓两声哑枪。
放下电话,神情有点儿倦,就是神经高度亢奋后的那种疲倦。有点儿写不下去,自己还没意识到是话说多了。
后来又见过一个女书商。与这个女书商见面,我肠子都差点儿没有悔青。
这个女书商是一个好心网友介绍的。那网友是海外学子,年纪轻轻,一路顺利考学到海外的那种,因此说起话来有几分狂妄,少年得志使之不知天高地厚。
书商我是见过的,但这次既然是好心的网友介绍来的,我决定自己掏腰包请客。女书商叫李清,长得意气风发,人大中文系研究生,专业是“文学评论”。她话一出口,我发现李清与那海外网友一样,用的全是“人定胜天”的口气。
李清用了大约二十几个不同的名词评价了我的东西,听得我目瞪口呆;接着又给我讲了几种文章结构技巧,举的例子全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外国名著;最后她建议我写东西的时候最好用不同的角度,就是以各个主人公的角度多层次叙述这个故事。
我当时听得是佩服至极,觉得这只有黑泽明拍电影的时候才能想得出来。同时我又觉得自己除非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才能写成那样,我这些小东西实在犯不着耍这么大的把式。
至于出书的事,她含含糊糊,开的价格又很低,好像是在帮我忙的样子。我有点儿不高兴,我最烦这种不清楚的关系,朋友不朋友买卖不买卖的。
至此,终于知道文学评论者是我这种写手的大敌,写东西之前万不可与这种人谈话,同时我也对这种专业产生了莫大的反感,觉得“文学评论”就是“自己写不出来文学而瞎评论”的简称。曾有一个女作者写了关于书评的文章,她说:那些写在别人书前面的书评呀,就像是寄居在原作上的蛆,无论原作者怎样卖力,几句简短的话就把原作者的东西形容殆尽,并自以为是。现在想起来那女作者肯定也有过和我一样的遭遇。
但当时还不知这次谈话对我的杀伤力,只记得两个女人声嘶力竭地喊了老半天,谈的都是玄而又玄的东西,惹得旁边吃饭的人时不时瞅一眼这两个高谈阔论的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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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时候已是晚上。我到了小区门口,坐上一辆三轮车,亢奋劲儿还没有过去。我坐在车上大声唱歌,高音处都走调了。车夫在前面也放声高歌,两人各唱各的,谁也不影响谁。
忽然听见有人喊:“大妞!”夜色苍茫中看见定定停在路旁,原来是定定看时间太晚到小区门口接我。幸好我在车上大声唱歌让他听见了,要不两人就这样岔过去了。
定定坐上来后,车夫不好意思唱了,剩下我一人神经亢奋地高声唱歌。
到了家门口,我把钱给了车夫。车夫跟着进了楼道,对着灯光把钱往钱夹里放。我觉得这个车夫真谨慎,谁会少他那几个钱!
突然看见车夫和我们都在“哗啦、哗啦”地往外拿钥匙准备开门,原来他是住在我家对面的邻居!一个靠蹬三轮为生的破产农民!!
为了怕他尴尬,我赶紧同他打招呼。
他对我们笑了笑,问:“你们来北京做什么?”
我是做什么的?我当时都不知怎么告诉他,想了想,告诉他我是打字的。
邻居说:“啊,打字?在电脑上打字?不错呀!”说着露出羡慕的神情。
进了屋我们无限感慨,以前每次坐三轮都觉得那些“祥子”真可怜,风里来雨里去的,为了赚得那一点点儿血汗钱,但从来没想到“祥子”就住在我们的对面。
他们做三轮车夫,在北京总算还有一套房子。而我这个让他羡慕的在电脑上“打字”的人,却是真正的流氓无产者,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
我坐在沙发上,忽然间发现自己真的很疲惫。是说多了话神经高度亢奋之后的疲惫,像一个放了气的扁平皮囊,倦得不愿再上电脑看一眼自己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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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书商谈话的效果很快显露出来,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天,假期马上就快满了。
那几天定定有一个任务就是统计我的字数,这是他最快乐的事。字数够了,我就可以上班了。上班,上班,他非得把我修理成一个正常的闹钟才放心。
我被他烦得要死,一见他闪着大牙过来拿鼠标,就立即把自己的东西捂住。他就像一个催产的接生婆,我却总是生不出孩子。他不在乎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只要生出来,就算完成任务,因为他本身就瞧不起这个孩子。而我却想生一个活泼健康招人喜爱的大胖小子,但好像又没这个能力。
写顺的时候有多少快乐,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有多少郁闷。
出版社的编辑打电话过来,又按着他的想法同我说了一个小时的话,我听得有气无力。
我生不出一个让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满意的娃,也生不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娃。至于是谁不满意在先已经无所谓了,反正自己的东西就像爱因斯坦的小板凳那样不招人喜欢。
我预感到这次可能真的失败了,有点儿像考研成绩出来前的感觉——虽有一些侥幸,但终究觉得自己考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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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写不下去了。
小心翼翼地给公司打了一个电话,看还要不要我。
公司竟然同意我回去上班了。我像一个迷途知返的出墙少妇,感恩戴德地穿上刚在中友买的套装,打扮得像一个正经人跑回去上班——三轮车、轻轨,公交车。一路上安慰着自己,就做个踏踏实实的上班族吧,全北京的打工族不都是这样活的嘛。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我不过在家待了二十几天,外面已有了葱郁的夏天气息。公司旁边绿草萋萋长了一满坡,抬头看看艳阳天,想起那句名言——蓝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
在公司门口遇到了几个同事,大家亲热地打招呼,一起进了公司。我忽然停了一停,她们问我干嘛,我说好久不来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大家一阵哄笑。的确,竟然有种羞怯的感觉,仿佛全天下都知道我没写出来啥,又小心翼翼又多余地出现在这儿,凭的是当日自己浅薄的卖弄。
这回我的工作是在网上查客户资料,就是在百度上一条条搜索记录。
我身着一千多块钱的套装,神情凝重地坐在电脑前一条一条地查,装模作样得连自己都觉得可笑。要是有一个软件能自动搜索资料,我是不是就得失业?
想起以前的一件事。那时我在一个国营大厂工作,有一个顶头上司说他以前在销售部做内勤,就是来回跑腿转送电报。那时很落后,传真机没有普及,内勤不如外勤挣得多,他就申请到外去跑外勤。
他的领导最终同意了,然后对厂长说:“那××走了,你得给我们配一台传真机。”
时代变了,这种没意思的工作性质没有变。到处都有这种廉价的机器人,每天复印、打字、来回送文件、到网上搜东西,各个年龄段都有。只要是这种机械的没有创造力的东西,不管你身着几十块钱的衣服还是几千块钱的衣服,同样是低级而没意思的。
三轮车、轻轨、公交车,搜索软件、十三个小时,睡觉。重复N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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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甘心做一个搜索软件,想当个卖命的顺民的时候,公司又把我炒了,这简直岂有此理。当时我正在认认真真地给他们跑客户团旅游的事,大热的天,到处联系住宿与旅游的地方。那天在走廊上还看见了大脑袋老总,他特意含笑而立在那儿瞅了我很久,我还以为是因为我穿了一套新衣服。
我气急败坏,羞愤难当。想炒就别让我回来,回来傻乎乎地表完了忠,又被他们一脚踢开,简直拿老子当猴耍。
我不能原谅“宋江”,这事应该由他来告诉我,我多次向他打听公司对我的意见,如不合适我就走人,他却选择了一个这么让我难堪的形式。忍受半天的难堪到各个部门签完了字,在走廊上看见“宋江”,他竟然没有同我打招呼。我冷漠地瞅着他那张老脸,心里觉得没意思极了,这就是前两天在酒桌上还同我谈笑的一个人——一个号称我朋友的人。
走之后他一直没给我打电话,意料之中。
来的那天,我下作地与老总坐而论道地卖弄风情。
走时“宋江”在走廊上阴沉着老脸。
大脑袋老总在走廊上露出看猴一样的笑容。
我晃了晃头,不愿再想了。
要不是他们还欠着我的工资,我真的不想与这个公司发生任何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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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之后,我沉沉睡去,什么也不想。去他妈的狗屎书!去他妈的十三个小时!去他妈的什么大脑袋宋江!
天天上网与“三文鱼”等男人胡扯,这些男人给我发好多表情符号,一会儿是害羞的,一会儿又是惊叹的,这种现象让我匪夷所思。越是年龄大的男人越愿意整这个,很多男人经常找红脸娇羞的,或者是用手捂住嘴像小女孩窃笑的那个。他们有时根本就不同你说话,全是一串串的表情符号,最后还要送你个铁锤锤头。
不知是我太强悍,逼出了他们的童真,还是他们全体都有童年缺失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