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警备团警卫纪实-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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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见势不妙，向山下村以东方向逃去。
由于大刀会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宣扬刀枪不入，他们头扎红头巾，腰缠黄腰带，喝足了酒，有的脱掉上衣，吹着螺号，连喊带叫，一窝蜂似的往前冲，都是些亡命之徒。开始闽西独立团打大刀会还没有经验，战士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形，有些害怕，怕枪打不准，子弹打不进。可是，这仗打死打伤的却大多数是大刀会的人。大部分敌人是在山下村北边过河时被消灭的。这就揭穿了大刀会刀枪不入的迷信欺骗的假面具。
山下村一仗，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猖狂的反动气焰，鼓舞了战士的士气，破除了群众的迷信，提高了部队剿匪的信心。为了分化敌人，闽西独立团每到一地，就做群众工作，开展政治攻势，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4月中旬，由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单独行动，经一天一夜的行军，包围了曲溪的大姑山，与敌匪打了约一个小时，击毙匪首一名，土匪两名，活捉土匪四名，土匪婆五名，缴获长短枪五支。
随后，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又马不停蹄，连夜行军袭击了大洋地，土匪仓皇逃窜。他们捉获土匪六名，土豪五名，将没收的土豪的谷子、衣物等散发给贫苦群众。并召开了当地群众集会，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政治工作，揭露大刀会的反动迷信欺骗，瓦解了敌人的反动组织。
不久后，闽西独立团又夜行军奔袭了李村，于第二天早与团匪、童子军、大刀会一接触，敌人就向山区溃散。团匪跑到高山上向李村乱打枪，闽西独立团一追击他们就跑，敌人地形熟，很难打着这伙土匪。这一次，共毙匪六名，缴获步枪五支，梭镖十余支。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示意图4月下旬，闽西独立团又在曹坊打了一仗，打死打伤敌人七十多人，活捉二十余人，缴获步枪六十余支，梭镖二十多支。
由于闽西独立团的剿匪活动，连城地区人民群众才得以安定下来。
5月，由于福建军阀卢兴邦一个旅占领了龙岩、新泉，向朋口推进。奉福建军区命令，闽西独立团又调往朋口担任防御。到达朋口后，闽西独立团在河西几个主要山上修建了工事，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和明光独立营坚守几个山头，省保卫大队为预备队，团指挥部设在河西山下面的西溪村子里。
新泉的敌人一个团妄图占领朋口。闽西独立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经过一天的战斗，将敌人击溃，敌人退到了新泉。
不久，国家政治保卫大队政委欧阳毅调到红五军团任保卫局局长，由受“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打击、迫害降职的谭震林同志接替闽西独立团政委。吴烈与谭震林一起工作了一个月左右，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奉军区命令，调往四都、濯田地区去打敌人的土围子，消灭那里的土匪。省保卫大队和明光独立营由谭震林同志指挥坚守朋口。
国家政治保卫大队急行军来到四都后，将苦竹山敌人盘踞的土围子包围起来，经过十天左右的时间，围困敌人，挖通道，把棉被泼上水，绑在桌子上作挡弹墙。用这种办法，去接近土围子，堵敌人的枪眼，再用炸药将土围子炸开了，歼灭团匪百余人，活捉土匪二十多人，缴获一批武器和物资。
在攻打这次土围子时，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二队队长吕玉山同志牺牲，三名战士也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五名战士负伤。
紧接着，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又急行军将濯田北山敌人的土围子包围起来，敌人得知苦竹山的团匪已经被消灭，土围子也被拔掉了，那里的敌人非常恐慌，企图夜间逃跑。在敌人溃逃中，国家政治保卫团歼灭团匪五十余人，捉土豪十多人。
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在闽西地区清剿达半年之久，任务完成后，大队奉命回到长汀。
到于都警卫毛泽东
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在长汀休整几天后，于1934年7月奉中革军委命令，调回瑞金梅坑村进行整编。
回到梅坑村，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就进行了整编：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了一个政治保卫团，第一大队改为第一营，第二大队改为第二营，从江西省的几个独立团挑选了一批战斗骨干组成第三营。姚喆任团长，张南生任政委，孙毅任参谋长。吴烈任第一营营长。
考虑到吴烈原来所领导的一大队一直担任总前委、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等领导机关及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政委等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基础好，有很好的警卫经验，能处理各种情况，于是决定让他带一营去于都县保卫毛泽东。
吴烈带着政治保卫团第一营到了于都后，就住在城里尉第易屋祠堂。吴烈又立即到毛泽东住的于都县城何屋祠堂里报到。那时，毛泽东正在这里作调查研究，考虑对敌人作战的战略方针问题。
吴烈喊了声“报告”，毛泽东见吴烈来了，像久别的亲人一样，站起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很久没有见到你了，还好吧？”吴烈回答说：“还好。”吴烈紧接着又说：“这么长时间没有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示意图 见到主席，大家非常想念您。”毛泽东笑着说：“我也想念大家。”毛泽东又拿起桌子上的茶壶给吴烈倒水。随后，吴烈向毛泽东呈交了邓发局长的一封信，并详细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和带政治保卫大队去闽西剿匪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说：“干得不错嘛，单独指挥打仗，这样锻炼锻炼也好。”吴烈又关心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您可要多加保重身体，千万别把身体累坏了。”毛泽东笑了笑说：“没关系嘛，有许多事我放心不下，要考虑，需要去做很多的工作。”接着，毛泽东客气地说：“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顿便饭，不要饿着肚子走嘛。”吴烈也没有客气，就留在毛泽东这儿吃饭。
在饭桌上，吴烈又向毛泽东汇报了到于都来的一些细节，说是邓发局长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特地派他来负责安全警卫工作。毛泽东听后却说：“我这里留一个连就行啦，赣州的江口离我们这里很近，为了防止敌人从江口过来搞侦察，进行破坏活动，你带两个连去担任警戒，封锁江口。”
第二天，吴烈带着另两个连队到了江口，占领了制高点，修了工事，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哨，对来往行人，严加盘查，控制了江口。
没多久，政治保卫团又给第一营补充了二百多人，大多数是从赤卫队选调来的战斗骨干。这样第一营就有了六百多人。正当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时，突然接到毛主席的指示，要他们归回团的建制。后来，又接到团里的命令，要他们担负中央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
不久，红军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陆续来到了于都县东门渡口渡江。原来，中央红军主力由于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实行突围转移，脱离根据地由内线转移到外线作战。
红军长征即将开始。
第二章 长征路上的警卫
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出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训令，通报了红军主力将突围转移，提出了红军主力转移后的战斗任务。《训令》指出：
虽然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还只是部分的胜利，还没有能够最后地完全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在这一地区延迟了敌人的前进，但是敌人以极大的优势兵力侵入到了我们基本的苏区。现在敌人占领了石城，东西两路的敌人正向着汀州兴国前进。这一形势下在为着保卫苏区与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的继续作战的战斗方式上，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的，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
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行动命令：“将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第一纵队各梯队分别于10日17时、18时出发。并要求“保守军事秘密，应加强警戒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字，极力隐蔽原来番号名称，关于行动方向，须绝对保守秘密，每日出发前须检查驻地不得遗留关于秘密的文字。”
1934年10月10日，红军在江西瑞金开始长征这天傍晚。如血残阳，正落西山。
突围转移的红军部队和中央机关，编成野战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正按军委命令，有的已撤离战场，开向于都集结；有的仍在战场上浴血苦战，顶着敌人的进攻，等待着撤退转移的命令。
由中央各机关编成的野战军第一、二纵队，当晚开始撤离瑞金。梅坑、田心、岩背、九堡等处通往于都的大路口，集结着一队队等待出发的队伍。路旁挤满了送行的人们。站在出发队伍中的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不时摸摸背包里的那颗苏维埃共和国的国玺，觉得是那样的沉重。
就要告别红色首都了，出征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都转头朝叶坪、沙洲坝方向凝望，都想再看一眼高耸的红军烈士塔，再望一望巍峨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再喝一口红井水，再给这片土地行一个庄严的军礼！
不久，传来了出发的口令。队伍在缓缓地移动。
再见了，红都！
走好啊，亲人！
于都河边，无数的火把将呜咽的秋水映得血红。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彭德怀、陈云、刘少奇、刘伯承、林彪、聂荣臻……挥手向河边送行的苏区父老乡亲们告别，随着蠕动的队伍渡过于都河，踏上征途。
战马嘶鸣，军号雄壮。
红军开始了长征。红军长征举世无双。
中央主力红军撤走以后，蒋介石派出10万大军由顾祝同等人率领，向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敌人叫嚣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绝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
政治保卫团也跟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开始了具有重要而又深远意义的警卫任务。政治保卫团高度警惕地保卫着党中央、中央军委从瑞金出发，他们面对着敌人围追堵截，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重大警卫任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红星纵队的安全。
血战湘江（1）
红军要走上一条生存与发展之路，就必须突破敌人布下的层层封锁线。
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设在江西的信丰与安远县之间，这一线由国民党广东军阀的一个旅扼守，重要路口和山上修了很多碉堡。敌人发觉红军的行动，想依碉堡进行顽抗，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这些碉堡被打得粉碎。此计不成，敌人又想从后面追击，前面堵截，但一时又布置不起来，政治保卫团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迅速从信丰、安远之间，冲出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随后，红军主力沿江西、广东边境向汝城、城口方向前进。这时，蒋介石反动派明白了红军不是战役行动，而是战略转移，又急忙在广东境内的城口与湖南境内的汝城之间的山间，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这一线的守军，敌地方民团部队居多，有的还没有见过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