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清白于毛泽东-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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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说他没有道理。总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说，我脑子里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民公社究竟怎么办才好？经过这次讨论，如果是多数人，比如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人，都说那个办法比较好，那么办法就比较可靠了。
显然，毛泽东是要集思广益，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认真研究如何办好人民公社。
强调“压缩空气”，把搞指标压下来　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是指刘少奇。“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系指1956年发生的反冒进。见本书第11页。）。
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虽然压缩了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但仍然偏高。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这些话，反映了他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　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提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毛泽东：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
五、强调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毛泽东在23日的讲话中提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他强调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
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还有用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日）
1958年11月28日—12月1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
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　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
《决议》中的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泽东修改时加进去的，是专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以及刘少奇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视察中所鼓吹的错误做法而进行的批评。为使读者研究，现将毛泽东在《决议》中加进去的文字转录如下：
“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和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产品极大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企图过早的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条基本原理。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国的经济面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那时离开全国高度工业化，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目标，还将有一段不少的距离：就是离开社会产品大大丰富、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而没有这些，当然就谈不到人类社会的更高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有关刘少奇的“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论调，请参阅本论著前面的有关文章）
“决议”对否定商品生产和浮夸风作了有力批判：
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　决议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决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的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的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这里以决议的形式，对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作出明确肯定。
批评浮夸风　“决议”要求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决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经济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致，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把握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压缩空气”，降低生产指标，但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规定的粮、棉、钢、煤等四大指标仍然偏高。如钢的产量由2700—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左右，仍没有降到应该的合乎实际的数字。
全会期间，毛泽东于12月1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12月9日，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并对继续纠正“左”倾提出了以下意见：
——“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口号有怀疑。毛泽东指出：本来我对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是有怀疑的，但是后头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广到全国去了。4月在武昌10个省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可以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把这个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