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1984-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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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地区甚至整个东亚的政治版图带来何等巨大的影响。
第二章：合纵连横（九）
在位于庞大红色帝国的权利中枢―克里姆林宫，在一间沙皇时期曾关押过十二月党人的地下囚室之中，此刻一台颇为普通的机器正安静的一片尘封的黑暗之中，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它就是昔日连接着世界上唯一的两大超级大国首脑热线位于莫斯科的终端―红机。
冷战期间建立了首条国家首脑之间“即时联系”的军事热线，这个想法缘于一次几乎将整个人类社会拖入毁灭深渊的危机。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核导弹的动向被美国发现后，美国总统肯尼迪随即宣布封锁古巴周边水域，并准备入侵古巴。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关系骤然紧张，世界处在核大战的边缘。
危机期间，双方谁也摸不清对方底细，完全处于一片“战略迷雾”之中，即便赫鲁晓夫最终屈服，经苏联驻美大使馆送来关于解决危机的建议信也让肯尼迪难辨真伪，美国情报专家经过12个小时的甄别，才把这封3000字的信件内容分析完毕。危机结束后，白宫高官们觉得如果美苏之间的交流能更快一些，那么危机将更容易解决。
于是很快在1963年6月，美、苏两国在瑞士日内瓦签署了《建立直接交流热线的备忘录》，这条直接交流热线是为了建立美苏两国之间的信任，防止因误解或相互矛盾的信息而导致核大战的爆发。根据备忘录的要求，最早的美苏热线是一条双向电报电路，这条线路途径华盛顿、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和莫斯科，其中华盛顿到伦敦段的通信联络依靠世界上第一条跨大西洋电话电缆连接。为求保险，美苏两国还另开辟了一条华盛顿―丹吉尔（摩洛哥）―莫斯科的备用无线电通讯线。
但是最初所谓的“热线”其实徒有其名，它没有语音通话功能，更像是一台密码电传机，此举主要是两国元首担心声音传达容易产生误解或误听。于是当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美、苏两国的舰队在东地中海对峙之时，受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委托，总理柯西金、克格勃主席柯尔莫哥洛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走进克里姆林宫地下囚室，希望首次通过“红机”呼叫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之时，柯西金才发现由苏联和民主德国的160多家企业生产、克格勃第16局（即无线电侦察总局）负责组装调试的“红机”根本不是一部电话。
他当即质问号称“苏联首席翻译”的苏霍德列夫：“为什么没有听筒和话机，我们怎么和美国佬通话？”苏霍德列夫只好硬着头皮回答道：“总理同志，这本来就不是电话，而是一台远程电报打字机。”于是原本的语音聊天，变成了后来很流行的QQ在线。
除了克格勃主席柯尔莫哥洛夫之外，柯西金和葛罗米柯都对这条热线表现出急躁情绪，因为两人都习惯于在电话前高谈阔论，而不是一个接一个把话说完，然后由口译员把他们的话速记在文件上，再通过密码发送，柯西金抱怨自己就像“在排队买面包”。
领导人不满意，负责翻译发报的口译员们也是一肚子怨气，因为柯西金、葛罗米柯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嘴里总是充满华丽的辞藻与空洞的修饰语，苏霍德列夫不得不为一句关键的句子等上半天，而自己又不好意思停下笔，只好用外人看不懂的速记符号“画素描”。尽管沟通如此不便，但美苏首脑终于就共同缓和中东紧张局势达成协议，不久，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正式停战。
经过这次事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不再忽视热线的功效。1971年，美苏双方一致同意将军事热线系统提升到更先进的卫星传输模式，由两颗美国国际通信卫星和两颗苏联“闪电－2号”通信卫星担任信息中转任务，这样美苏领导人实现了真正的语音通话。根据勃列日涅夫的要求，克格勃第16局的专家们在其政治局办公室里安装了热线电话，可直接与白宫通话。
当勃列日涅夫需要与美国总统通话时，这部电话会自动启动“机密专线”，专线上的声音信号全都经过加密处理，即使被人窃听或捕捉到也不可能还原成原始的声音信号。该电话机没有拨盘，也不用拨号，只有各种神秘的字母按键，至于这些字母的特殊含义，只有勃列日涅夫本人、他身边的秘书以及安全人员知道。当然美国总统如果有同样的需求也可以拨通电话，直接与苏联领导对话，但前提是对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但是此刻刚刚结束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的里根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联系到苏联最高领导人―柯尔莫哥洛夫的，因为他本人此刻并不在克里姆林宫内，甚至也不在莫斯科。他此刻正在巴黎访问，与法国第六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总统、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谈笑风生。
1984年是苏联和法国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一年的1月1日苏联政府开通了从西伯利亚到西欧的天然气管道，从此之后法国民众可以畅快的使用从西伯利亚输送来的廉价天然气了。毕竟相比于所谓的主义和阵营之分，生活中的点滴实惠才是一向现实的法国人所关心的。也正因为如此，1968年的5月躁动的法国大学生会为了不能进入异性的宿舍楼而掀起一场政治风暴，从而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领导“自由法国”的英雄―夏尔。戴高乐赶下台。
现在回忆起来，很多法国人也无法理解自己的国家当时发生了什么。市民不知道为了什么走上街头去示威，甚至建立街垒与武装的军警对抗。但是这一切却真实的发生了。1965年安东尼大学1500名个欲求不满的大学生为了在宿舍房间混居，而与校方斗气而发起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罢交房租运动。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导火索谁也没有想到会改变一个国家的政局。
大学生们为了阻止校方在宿舍楼门口中建立监控的门房，而“占领”建筑工地。当时骚乱非常严重，促使管理部门和校长本人不得不亲自命令警察开进该地制止任何“暴力”和对建设的“威胁”。于是学生们聒噪而起说，“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以600―800名警察占领了现场。住宿生还在墙上乱涂乱画以遣责警察的来临。
事后证明校方处理抗议者的方式出了问题。他们从几十名示威者中选出出名的学联鼓动分子，在学校训导会议上把责任强加在他们头上。7名学生被开除的消息引起了更加团结一致的声讨活动。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们把对学生组织的迫害与政府企图粉碎阻碍、实施富歇计划的行动联系起来，该计划以主张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教育部长的名字命名。学生们认为该计划将会“根据资本的需要”改变大学的性质。
而当时正因为阿尔及利亚和越南战争而蠢蠢欲动的法国左派政党也立刻卷入其中。开始支持受处分的7名学生，这一举措预示了1968年5月下旬他们对学生的支持。法国共产党在塞纳的代表瓦扬。库蒂里尔夫人称她与学生休戚与共。塞纳省议会的共产党人站在学生协会一边反对“警察镇压”。法共的代表一以一个政党的身份要求撤消对学生的制裁，立即撤离警察。
执行开除使问题更加棘手。驱逐学生的日子定在11月23日，星期二，但是受处分的学生拒不离开房间。学生们设立了一条纠察线和由家具组成的简易的路障阻止了驱逐者，这预示着1968年时，学生们没有采用其他不熟悉的形式。执行的延缓使校方再次把警察、甚至包括保安部队召来。
警察干预得十分粗鲁，四、五百名学生不顾维持秩序的武力，继续进行反抗。7名警察受伤，有些与法共和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成员打了起来，18名学生被捕。一些学生受了伤，至少有5名被送到门诊部治疗。一名女住宿生受了重伤，一个残忍的警察将一枚长8厘米的兽医用针扎进了她的大腿。这一野蛮行径激起第二天的新抗议。对学生的同情扩大了。
虽然戴高乐随后用一种务实的态度来化解矛盾，他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成员―36岁的雅克。巴兰德被任命为舍监，尽管这样作似乎表明戴高乐的教育部用一种可以称道的自由主义或至少是一种灵活性的方式去处理问题。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作为1955年法国学生联盟的主席，巴兰德曾自1947年以来第一次安排了苏联学生访问法国，他本人的身上便带有浓郁的共产主义倾向。
果然巴兰德迅速而明智地决定容忍男女合住的现实。结束了安东尼日渐闻名的“爱的战争”。不可否认，他成功地缓和了紧张局面。但是这却不过是饮鸩止渴。或许巴兰德早就预料到了年轻人永远是欲壑难填的，安东尼大学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扇动翅膀的蝴蝶，最终它将演化成一场席卷整个法国的大风暴。
今天法国共产党、统一社会党、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等一系列连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教皇”―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柯尔莫哥洛夫都叫不上名字的左翼政党在法国联合执政。他们七嘴八舌的争吵着要建立所谓“民主的、自治管理的、多文化的、发扬法国自由和人权传统”的社会主义。这一切虽然看起来更象是一出闹剧，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柯尔莫哥洛夫知道他应该和谁去讨论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因为在口口声声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国共产党之外，存在着一个掌握着法兰西共和国所有军事资源的组织―法国公共安全委员会。
在结束与象所有法国男人一样喜欢夸夸其谈，脑子里除了政治理念就是红酒和女人乔治。马歇的会谈之后，柯尔莫哥洛夫便将登上此刻正停泊在法国布雷斯特军港的苏联波罗地海舰队的旗舰―1144型“基洛夫”级导弹巡洋舰“伏龙芝”号前往另一个由自己一手改造为共产主义大家庭成员的西欧国家―葡萄牙。而在漫漫的航行途中，他将有足够的时间与法国公共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萨朗将军去商讨如何将目前正在英伦三岛之下滚动的岩浆转变为喷发的火山，而关于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政府的反应，他似乎并没有太去关注。因为在柯尔莫哥洛夫的眼中拥有实力永远都意味着主动。
第二章：合纵连横（十）
在成吉思汗曾经厉兵秣马的草原之上，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正灯火通明的矗立在地平线之上。今天它用来纪念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苏赫巴托尔的新名字早已流传于世，已经没有多少蒙古人还记得这座“红色英雄之城”（蒙古语“乌兰巴托”）昔日曾是清帝国所册封的蒙古喇嘛教首领―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圣殿”（蒙古语“库伦”意为：草场、大寺庙）。
尽管自清末以来无论是手拿着念珠的蒙古王公贵族还是依靠着苏联的骑枪和马刀崛起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都竭力想要摆脱中国对自身的影响，甚至不惜断绝蒙古牧民百年以来所依赖的由山西晋商所建立的商道，使整个国家陷于商品荒之中。但是无论是这座蒙古最为现代化的城市还是贯穿其间连通整个国家的铁路，最终还是依靠着与之山水相连的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
虽然今天伴随着中苏关系的决裂而中蒙之间已经几乎没有了任何的往来。但是在新中国成立直到60年代，中蒙关系发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从1956年到1965年，中国政府曾向蒙古提供了3笔总价值4。6亿卢布的经济援助。而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