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1984-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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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集团军为主组成的方面军群的西北方向则是规模更为“庞大”的阿穆尔方面军群。

在被中国人称为“黑龙江”的阿穆尔河的北岸，苏联国防部部署着3个合成集团军的兵力，但是只有包括奥加尔科夫元帅在内的少数几个人知道，除了长期驻守在这个方向―阿穆尔斯克地区的第35合成集团军之外，剩下的第52、第53合成集团军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影子兵团，除了从苏联欧洲部分的各大军事院校和后勤部门中抽调出来冗余人员组成的集团军司令部和伪装部队之外，这两个集团军的实际作战兵力都各只有一个乌拉尔军区调来的后备师。

在这个方向之上，苏联总参谋部的意愿是能将更多的中国军队吸引到比邻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国境线上来。在这一地区的中国一侧是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所组成的广袤荒芜地区，也就是所谓的“北大荒”的所在。这里曾是曾经击败契丹和中原汉族的通古斯人的发祥之地。但是随着17世纪通古斯人在中原地区建立满清帝国，颁布了严禁汉人进入东北地区的法令，最终导致这一的边境地区往往数百公里都缈无人烟。而来自欧洲的俄罗斯探险家们和哥萨克们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趁虚进入，逐步完成帝国在东方的扩张。

虽然从1958年起，中国政府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开发。数万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复员官兵、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来到“北大荒”。他们爬冰卧雪，排干沼泽，开垦荒原，建立了许多国营农场和军垦农场，充实了边防。但是依旧存在的沼泽和森林地区仍将大大限制现代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因此根据奥加尔科夫元帅和苏联总参谋部的计划，阿穆尔河北段虽然并不是合适的主攻方向。但通过一系列战术欺骗的手段所虚构出来的重兵集团仍担负着吸引中国军队主力的重要使命。

后贝加尔军区的主要兵力集中于赤塔州一线，编组为后贝加尔方面军群的突击集群实力雄厚，除了后贝加尔军区所属的第29和第36两个合成集团军之外，在这一方面之上，还得到了分别从伏尔加军区和敖德萨军区抽调的两支百战雄师―近卫第2坦克集团军和近卫第14集团军的加强。一旦战事打响，后贝加尔方面军群将从满洲里方向沿着曾经被称为“中东路”的铁路干线一路向南，越过呼伦贝尔草原直扑中国的石油工业基地―大庆，并在哈尔滨与红旗滨海方面军群胜利会师。

虽然很多“老近卫军”都将未来的东北战局视为1945年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满州之役”的重演。但是曾经在远东军区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奥加尔科夫元帅却深知士气高昂、兵员充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远非当年暮气沉沉的日本关东军可比。而更为关键的是和当年各条战线都捉襟见肘的日本不同，一旦战争真正打响沈阳军区将可以通过铁路和海上运输源源不断得到关内的增援。

因此部署在布里亚特加盟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境内，统一归属于西伯利亚军区指挥的草原方面军群和蒙古方面军群从一开始便必须面对两个几乎同等重要的战略目标：配合空降部队夺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以及从内蒙古方向越过多山的长城防线直低渤海之滨，切断东北战场与华北的陆路联系。在奥加尔科夫元帅看来，虽然这个两个方面军群云集了苏联红军最为精锐的突击力量，并可以得到蒙古人民军的支援，但同时兼顾两个战略目标仍是战役指挥官的大忌。

可对此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奥加尔科夫元帅唯一能作的只有为这两个方面军各选派一位足以独当一面的将才。从苏联军队驻德集群总司令的岗位上调来的斯涅特科夫负责指挥同样由欧洲调来的近卫第1坦克集团军、近卫第4坦克集团军以及突击第3集团军所组成草原方面军群。而现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波波夫上将则统帅着得到近卫第6坦克集团军、第10特种机械化集团军加强的蒙古方面军群。

而在遥远的西北战场，司令部设在阿拉木图的中亚军区将在南方战区司令部的支持之下，越过国境进入中国的新疆地区。作为苏联军队16个军区之中最为年轻的一个―虽然早在苏联建国初期，伏龙芝所指挥的东方面军便分编组建了中亚军区，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漫长岁月之中，这个区域的防御任务一直由土耳其斯坦军区和草原军区分别承担着。新的中亚军区是1969年6月24日才针对中国的威胁而重建。

虽然辖区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三个加盟共和国，但是中亚军区所拥有的兵力却仅有1个坦克师，5个摩步师。除了数量上的不足之外，这些部队在苏联武装力量的编制之中更是处于二线地位的简编师，与精锐的一线部队相比，简编师需要在动员2―3周后才能执行作战任务。因此在南方战区的后续部队抵达战场之前，奥加尔科夫元帅并不对由中亚军区编成的阿拉木图方面军抱以太大的希望。他们虽然同样被要求在战争打响之后越过国境线，但是苏联最高统帅部对他们的要求仅仅是以攻代守，牵制中国乌鲁木齐军区的兵力而已。

面对着空前辽阔的战线，奥加尔科夫元帅远没有麾下的那些将军们那样信心十足，他深知他所要面对的对手拥有着深不见底的战争潜力。虽然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已经集结了空前庞大的突击力量，但是面对着一个近20年都处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取得胜利。那么惟有在第一时间便通过出其不意的猛烈打击，一举摧毁对方的指挥中枢。

出其不意是所有进攻者都梦寐以求的状态，但却也是最难以实现的。为了麻痹中国，在尽可能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向远东投送力量的同时。莫斯科还频频向中国递出“橄榄枝”。就在中国对悍然入侵柬埔寨和频繁在两国边境上制造摩擦和挑起事端的河内政府展开自卫反击作战之后，苏联政府却似乎突然对改善两国关系有了兴趣。

虽然此前中苏关系在表面的冰冻之下并非没有突破。如1970年双方互派大使，改变了长期以来两国外交关系仅是代办级的不正常局面；再如1977年中国外长黄华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1969年以来中国高级官员首次出席苏方的纪念活动。但是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因此，两国之间虽有火车相通、飞机相连，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鲜有往来。1970年，中苏贸易额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只有0。4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左右。与此相比，中日同期的贸易额为1000亿美元，中美的贸易额为550亿美元。

甚至连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曾经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交给他一封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致华国锋主席的贺电，内称：“当您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之际，请接受我的祝贺。”对此，我代办只能向伊利切夫表示：“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封电报。因为正如您所知道的，我们两党之间没有关系。”可以说，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跌入了最低谷。

但是从1979年9月下旬开始，双方却约定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副外长级的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对此公开的解释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两国领导人面前，这就是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字，4月11日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终止该条约，则条约将延期5年。也就是说，关于条约的废留，双方至迟要在1979年4月11日前作出决定。

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时，说苏联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又说：“我们对于恢复同中国的友好、睦邻的关系看不到有任何客观上的障碍。”不管勃列日涅夫此番讲话的动机如何，是想先声夺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还是为了宣传，借此对中国进行攻击，总之，他把球踢到了中国一边。



楔子：北京之夜（九）

1979年4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将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通知苏联方面，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在递交的照会中，还建议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这显然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不再延长早已名存实亡的条约，既尊重了现实，又使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以争得有利地位的企图付之东流；而顺势提出就两国关系举行谈判，则使中国一举掌握了主动权。而苏联的回应并不出乎中国的意料。莫斯科一方面对中国不延长条约的决定进行了指责，另一方面接受了关于谈判的建议。经过磋商，双方确定就国家关系举行副外长级谈判。

事实上从1979年开始，针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突飞猛进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爆发都已经令苏联军队将“解决中国威胁”和“南下阿富汗”同时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在远东地区的兵力集结和武器换装完成之前，莫斯科仍需要稳住中国一段时间。因此外交上的接触即使不是一种麻痹对手的手段，至少也可以让莫斯科更多的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和想法。

而对于中国而言，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有效的削弱了越南主动向自己发动进攻的军事潜力。但是却并未完全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河内政府并没有因为中国在边境地区的自卫反击而从柬埔寨撤军。而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之中中国军队也暴露出种种弱点，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缺乏多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高级参谋人员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战争模式：士兵虽然骁勇善战，但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中国军队从未真正建立起进攻的理论，虽然能够实现有限的目标，但在重武器装备和用兵理论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等等。这一点与经过30年代的大清洗之后，苏联红军在与芬兰的战争之中所遭遇到的情况颇为类似。

因此从1979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明显开始重视军队的日常正规化训练，加强基层军官的培养训练，一大批军校生被充实到基层连队，石家庄步兵学校鼎盛时期一年毕业近万军官，部队基本上已经停止大量从士兵中选拔军官的做法，而代以从地方高中生选拔军校生，从部队优秀士兵中推荐考试选拔军校生两种途径。军官升任高一级职位必须经过相应军校培训，军官体制的革新带动了军校教育的改革。

新的选拔、培养制度，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极大的加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一批批合格的职业军人充实进来，解放军的战斗力出现了惊人的提升。一支有知识的军队是最令人畏惧的，何况这支部队还保持着勇猛无畏的军人气质。这一点在1981年法卡山、扣林山之战以及1984年4月2日的老山、者阴山之战的边境冲突中都得到了充份的体现，中、越双方在激烈的攻防转圜之中，交换率竟达到了1：10。

但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成长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