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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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1999，页11；黄爱平：如果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和统治者上层能够把握明末清初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机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中国的历史或许有可能改写，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发展进步、走向世界的机遇，《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页372。
＇8＇ 美国学者埃尔曼的设想，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演讲，北京，1995年。
＇9＇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243。
＇10＇ 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页262～263。
＇11＇ 参见保罗·肯尼迪（B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北京，1988。
＇12＇ 《世界史》，页763。
＇13＇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页201。
＇14＇ 密迪乐（Meadows）曾在1856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如果中国政体中的几个问题能得到修正，“我坚信，作为一种令全民幸福的政府体制，中国以其独具的某些优点，即便没有陪审团或议会，也能证明它足以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政制相媲美，而且优于奥地利及其他一些基督教国家的制度”，罗伯茨（J·A·G·Roberts）编著《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06，页20。
＇15＇ 钱穆：“读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页331、325。
＇16＇ 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也说：孟子曾在二千年前向梁襄王指出：天下定于一。乾隆皇帝正是这一思想的忠实信徒。十八世纪的清朝并不是建立在残暴专制的基础上的，《剑桥清代史》
第五章《乾隆朝》。
＇17＇ 参见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4、79、88；在阎宗临看来，就孟德斯鸠所用的资料论，将中国列为专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政府保证两种重要的权利，即自由与私有权，页108。
＇18＇ 阎宗临：《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法国大革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当时耶稣会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实有非常重大的结果，《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102。
＇19＇ 马戞尔尼使团成员巴罗写道：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就存在“对不同宗教的普遍宽容”，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参见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23～24
＇20＇ 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系刘松龄研究之二 ＇21＇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西洋人汪达洪启：西洋人来中国，不是奉本国王之命，不过听罗马府教宗准了才来，为发显天主的教，至于别的世俗事，总不想一丝一毫，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220。
＇22＇ 传教士的身份很容易遭到误解，有时甚至是很大的误解，其中之一，是认为传教士是秘密的政治间谍，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译本，页136）；至于这些误解是否像他说的那样已经解除，却是未必。
＇23＇ 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782）：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酬劳”，仅供传教士一小部分需要尚虞不足，彼等所恃以为生者，盖为欧洲慈善家之捐款，就中以德意志捐款为巨。
＇24＇ 朴趾源：《热河日记》《审势编》。
＇25＇ 孟森也认为，清人存在迎合社会以博取民心、巩固统治的心理，《明清史讲义》，散见各处。
＇26＇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7＇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1册，页4553。
＇29＇ 乾隆八年二月癸巳谕；《朗潜纪闻·三笔》卷1：乾隆间，杭堇浦疏凡十事，其言至憨激，部议当重辟。上仅令罢归田里，不之罪也。堇浦生平有此一节，亦不得以文人目之也。
＇30＇ 参见高王凌：“清朝历史的满洲特性”（未刊文稿）。
＇31＇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甲戌，军机大臣等议覆，两广总督杨廷璋奏称，西洋人在京效力者，其乡信往来，向系澳门夷目，或在省行商雇人代为传递。嗣经奏准，严禁行商脚夫等，私行代递。但自定例以来，阅今六七年，未见有西洋人呈请转达奏咨之事。至询问傅作霖、刘松龄等，据称向来西洋人所有书信，其从京城寄至广东者，亦由提塘递送（《高宗实录》卷七六八），显然与事实不符。）
附
金川之役的另类解读
乾隆十一年，中国南方发生了一起“教案”，因为私下传教，几位传教士的首脑人物被捕，翌年一位主教被“明正典刑”。至乾隆十三年，其余几位复在皇帝授意之下，在狱中被秘密杀害，对外则声称“瘐毙”。西洋传教士、耶稣会在中国的领导人、清廷钦天监正刘松龄（Hallerstein）对此愤懑异常，他既快意于“上帝的报复”，如皇子之夭折，皇后之猝死，朝廷亲信大臣讷亲之被杀，金川之兵败，更因清军战斗能力的下降，质疑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乾隆帝谕：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大不称心。
上谕中提及的“金川之役”，史称“大金川之役”，又曰“第一次金川之役”，以异于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金川之役”，即“小金川之役”。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对之役”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
据刘松龄说，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以之挽回朝廷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1＇
确实，这一场金川之战，就不像是清军在战场上以武力打赢了的。在替换讷亲的亲贵大臣傅恒从北京赴川途中，乾隆皇帝就已修改了他的目标，甚至在尚未找到一个体面的方式之前，就准备撤兵了。这是怎么达成的呢？这中间存在着怎样的“君臣斗智”，以致于让傅恒实现了“下克上”？
一
所谓“金川之役”，到乾隆十三年，已经打了两年之久。清军吃了不少败仗，却始终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
屡次失利之后，总督张广泗奏称，计贼现存不过四五千人，我兵汰其伤病及无用土兵，尚可三万余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密奏：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番民不满万人，现在军营所集汉土官兵已至五万。因前敌相继败绩，将弁怯懦，兵心涣散。目前与其增兵，不如选将。请特遣重臣，能谙练机宜，识见在张广泗之上者，前往料理。＇2＇
大金川人，《广與胜览图》，故宫博物院编《清史图典》《乾隆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页47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命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驰驿前往四川督办大金川军务。又命前大将军岳钟琪、傅尔丹，驰赴金川军营。
六月，经略大学士讷亲驰抵卡撒军营，“督催过激”，令三日取刮耳崖，违者以军法从事。六月十四日，副将买国良中枪阵亡，两日后皇帝爱将、总兵任举遇伏阵亡。讷亲为之夺气，遂奏言筑碉以与大金川共险，不敢复言进攻，且事事俱听张广泗调度。张广泗则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将相不和，士皆解体。＇3＇
九月二十八日，己卯，上谕：
大金川用兵一事，不意讷亲至彼，张广泗既漫无成功，诸事推诿，而讷亲以羸弱之躯，复不能躬历行阵，惟图安逸。经朕督饬，究不能大有克捷。即摺奏一事。亦前后矛盾，于情形并不明晰。较之向日在京办事之勤敏精详，竟似两人。＇4＇
命协办大学士傅恒取代讷亲，于到军营之日即授为经略，统领剿办大金川一切军务。寻晋傅恒保和殿大学士，奏章许于沿途开看。＇5＇
十月壬午朔，上谕：
朕自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讷亲……从前在京时，不过于军机奏到随常办理，从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将来作何了局，……乃起程之时，全不踊跃。彼其意以为，军前调集大兵，指期克捷。胜则引为己功，即不胜，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颜面所关，国家军旅之重，皆所不计，其隐衷已不可问。
及至军营，张广泗方观望不前，而伊复茫无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两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请建碉与贼共险……是其第一谋画，既已贻笑众人矣。自是始有申饬之旨，然犹日夜望其成功，而乃身图安逸，并未亲履戎行。……至前后摺奏，于所奉谕旨紧要情节，概不切实明白回奏。惟以浮词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军前大臣等，经朕再三传谕，终不令其陈奏一字。
在金川战场，名将张广泗、皇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都失败了，年轻而缺乏战场经历的傅恒究竟有没有超过张广泗、讷亲的本领，能够保证这场战争的胜利？他有信心吗？皇帝有这个信心吗？这些恐怕都是没有把握的，
至傅恒念切休戚，力图获丑，蓄志有素，甚可嘉尚。观其锐往直前、破釜沈舟之志，即可克期奏凯。然军旅之事，原难遥度，倘傅恒亦仍蹈故辙，纵使粉饰入告，自不能掩人自有公论，朕亦自有筹酌。但过犹不及，讷亲之失于不及，而观傅恒勇往之气，朕实虑其太过。
但傅恒却取得了成功，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及了。
自历次上谕看来，讷亲之罪，为偷安自逸，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此其一。
不以实在情形入告；于道路之险阻，兵民之疲惫，一切艰难困瘁之状，从未据实入告（上谕中特别提出：“不知以经略亲信之大臣，摺奏中何事不可备陈，如汉文不能尽者，则用满文”），此其二。
对傅恒来说，这些就是他行动的背景，也可说是他的“参照系”。他必须吸取讷亲的教训，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反其道而行”了。
为此，傅恒不但要在这两个方面与讷亲有相反的“表现”，以取得皇帝的信任，而且要在第三个方面，即于“不经意间”，使得君上重新决策，修改方略，乃至“不战而胜”。当然，这只是他自己悄悄的打算，是一点不能对外透露的。
首先，正是要像皇帝所说那样，“傅恒断不似讷亲之畏怯退缩”，而必须“锐往直前”，有“破釜沈舟之志”。现在，就是他该拿出行动来的时候了。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癸丑（公元1748年12月22日），傅恒出师，定于来年三月内全抵金川军营，大举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