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419-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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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的女儿瞪着炯炯有神的两眼严肃地说，刘志丹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他的精神。至今，当老战友们见到她母亲时都禁不住流泪。她们怀念她的父亲，珍视他对革命的贡献。
红军来到陕北，并非处处都是危机，有时也有人间趣事。毛泽东越来越爱开洛甫和小刘英的玩笑了。自从刘英与“中央队”一起工作以来，她与洛甫几乎形影不离。这难以逃过毛的眼睛。洛甫是党的总书记，他和毛大部分时间在一起。
刘英和洛甫一起到达瓦窑堡后，就决定结婚。“从渡金沙江以来，我们关系越来越密切，”刘英回忆说，“但到了陕北之后，我们才生活在一起。”
他们本来决定不举行婚礼。“我们太穷了。”刘英说。由于毛对他们的婚事感到非常高兴，并要他们举行一个招待会，这样才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但未设盛宴。
从江西直到延安时期，洛南一直在毛的左右。后来，他们明显地逐渐疏远了，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洛甫担任了——段时间的外交部长。刘英和毛的夫人贺子珍关系很好，一九二七年，她们—起去了莫斯科。洛甫任外交部长时，刘英也在外交部。
洛甫和刘英的爱情（洛甫三十五岁，刘英二十七岁）是长征中仅有的几起恋爱之一，双方感情始终如一。
陕北也有悲剧。红军刚刚到达吴起镇，赫赫有名的突击团——一军二师四团的指挥员杨成武和王开湘就患起伤寒，王比杨更严重。仅仅几天之后，杨成武就得悉王已不在人世了。原来王开湘在持续高烧（温度高达摄氏4o度）、神志昏迷的情况下，从枕下抓起手枪，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王有两件心爱的东西，一支手枪和一块金表。整个长征途中，他每晚都擦手枪，直擦到闪闪发亮才罢手。
几乎与此同时，在长征中一直被抬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病情突然恶化，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人们以为他活不成了。杨尚昆一直陪着他，
后来成为军队卫生部门负责人的王彬医生为受伤的王稼祥治疗，王的腹伤严重的时候，腰部曾插入一条引流的橡皮管。人们这时才发现，王稼祥濒于死亡的原因是腐烂的管子造成伤口感染。管子拔掉了，伤口进行了处理，他的烧也退了，生命得救了。
后来，王稼祥很快被送往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花了半年时间才使他的伤口愈合，并使他基本上康复。他们曾设法使他的体重增到一百三十二磅，但未成功。后来他在苏联接替要回国的康生，担任了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毛虽然找到了家，但斗争并未完结，同敌人的斗争，红军队伍内部那种随意发动、有饽常理的斗争都不会完结。但是，就在这片沟壑遍布，河流干涸，狂风怒号，红沙飞扬的黄土高原上，毛和共产党将深深地扎下根来。他们在陕北安了家、不是只呆一周、一月或—年，而是住许多年。毛在吴起镇只停留了三天，随后即前往瓦窑堡。在那里，住到一九三六年初；然后去保安，在那里直住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这十年是革命的酝酿时期（这是革命孕育成熟的十年）。
毛尚未完成聚集力量的任务。现在，他只有自己的一方面军残部和争吵不休的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但是，他预料队伍将迅速扩大。不久，由贺龙和肖克率领的二方面军，由难驾驭的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以及编入四方面军的毛自己的那些部队，还有朱德和刘伯承等指挥员都将前来会合。毛对此深信不疑。
在瓦窑堡的新窑洞里，他诗兴油然而生。他把一张木凳拉到松木桌旁，让警卫员点上煤油灯，这盏灯从红军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之日起一直陪伴着他，他从锡制文具盒里取出砚台，研好墨，用驼毫小楷笔蘸了一下墨汁，开始在一张宣纸上写起来，诗句一气呵成：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结束了。究竟牺牲了多少人，永远也搞不清楚。长征开始时，有八万六千人，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不足六千 人，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征途中。红军不断招募新兵、充实力量。那些“损失”的人也并非全都牺牲了，有不少人脱队逃跑了。
计算数字并没有多大意思。这是用热血和勇气谱写的史诗，是胜利和失败的史诗，是沮丧和憧憬的史诗。这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基础。
中国革命将从这些奋斗牺牲的传奇故事中汲取无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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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生死与共
假如说在红军的队伍里也有一对生死朋友，那么，这对朋友无疑就是二十六岁的六军团司令员、身材修长的肖克和三十六岁的二军团司令员、相貌英俊的贺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这两位将领在贵州东北部靠近黔、川、湘、鄂交界“四角”处的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四天之后，他们进入四川，在南腰界举行了庆功宴。
六军团和二军团在这里正式合并组成了后来的第二方面军。也正是在这里，肖克和贺龙开始了他们之间密切而持久的合作。
任弼时政委在向部队宣读红军最高司令部的贺电时，场面热烈感人。在这深山荒野之中，肖克和贺龙根本无从知道，给他们拍贺电的红军司令部已经在长征的路上走了十天了。
肖克和贺龙的会合，丝毫没有象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会面一样引起那种病态的猜忌。肖克在五十年之后回忆道：“我们和贺龙会师的时候都特别高兴。我们需要他，他也同样需要我们。”
一九八二年，肖克赋诗纪念那次会师。一九八四年，肖克向一位来访的客人背诵了这首待，当时他正在研究一张铺在地板上的长征路线图，他从地上爬了起来：
“…… ”
八千健儿挥戈东向，沅澧涌狂飙燎原，…………
抚今追昔怀梵净山。
贺龙和肖克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见过面。现在，他们要生死与共了。在长征前，他们分别和蹇姓姐妹二人（姐姐蹇先任、妹妹蹇先佛）结婚、而且不久每人都有了一个孩子，贺龙的是个女孩，肖克的是男孩。
贺龙在南腰界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他们没有真正的根据地。现在、他们必须依靠三样东西：他们的腿、嘴和枪。余秋里那时二十岁，是军校分队的负责人，已有了五年军龄，参军前是个赤贫农民。他解释道，贺龙的意思是说，他们必须继续前进，用宣传来争取群众，用枪杆来阻止敌人。——余秋里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讲话。
当肖克和贺龙一九三四年秋在四省交界的地方会师时，贺龙只有一小块没有明确界限的根据地，六十英里长，三十英里宽，有十万人口。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根本不足以养活一支军队。这是贺龙从前常到的地方，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贺龙和肖克都是在这个地区活动的。贺龙一八九六年生于靠近“四角”之地的桑植县洪家关村一个贫农家里，排行者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大姐贺英练过武，领导着一支游击队，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父亲是个裁缝。家里人把希望寄托在贺龙身上，希望他能振兴家业。
贺龙十岁的时候，曾跋涉近三百英里，买了一百匹马，在回家的路上又把这些马卖掉，而居然没有被盗。他念过小学，种过一年地，还开过客店，这一切使他联想到穷人的生活。在一位名叫陈图南的教师——孙中山的追随者的影响下，贺龙也报名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贺清楚地记得，“我不仅仅是签上了名字，而且还按了手印。”
一九一六年旧历二月十六日，贺龙发起了他的第一次革命行动。他带领一伙农民，手持菜刀，袭击并捣毁了盐税局，缴获了一些枪支，逮住了税务官，并砍了他的脑袋。
贺龙识字不多，但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下达命令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战士的左手上。战士回到自己的连队，背诵完命令，就举起左手，出示贺龙的亲笔签名。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开始自学读书写字，他几乎全凭记忆，每学一篇课文，就反复诵读，直到学会了里面所有的字为止。
贺龙曾对他的同事谈到自己的人生哲学：“我相信运气，你不能阻挡它，既不能把运气关在门外，也不能插上门不让它进来。只要有运气，总是会走运的。
他从来不讲究礼节。长征中，他要么打赤脚，要么穿草鞋，脚上总裂着大口子。一九二五年，北京的军阀封他为警备司令，还给了他一套漂亮的军装——镶着金边，缀着金扣，肩章上镶着用金子和钻石做的军衔，还佩有漂亮的黄色绶带。他穿着这套军装照了像，后来给他的革命同志们看照片，并开玩笑说：“瞧我的鬼军装！”（“文化大革命”中，这被说成是暴露了他的“军阀思想”。）
蒋介石一直试图把贺龙争取过去。他派贺龙的一位旧友试图劝说贺龙回到国民党里来。贺龙把那人臭骂一顿，并枪毙了他。（ 这在“文化革命”中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里通国民党。 ）与此同时，蒋要把贺龙家的人斩尽杀绝。国民党杀了贺家一百个人，其中包括他的三个姐妹和一个弟弟。
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结合——贺龙是个老革命，肖克比他年轻十岁，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类型。贺龙豪放爽朗，留着小胡子。他说，开始留胡子的时候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他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海伦·斯诺把贺龙称为洛钦瓦。（英国作家司各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位农民英雄——译者注）
贺龙喜欢和他的政委关向应下棋。谁输了，就得把胡子剃掉。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有时贺龙的胡子确也不见了。
贺龙手拿菜刀、揭竿造反的时候，肖克还是一个八岁的小学生。肖克领导六军团还显得太年轻，但是他办事准确，原则性强，胸有成竹。他说自己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小知识分子”家庭。实际上，他的父亲是个破落乡绅家里的秀才。肖克于一九零八年八月出生于湖南的五岭地区，他勤奋好学，是个优秀的诗人。他身材细瘦，脸上长满雀斑，小时候一场病使他的头发几乎全掉光了。他于一九二七年进入黄埔军校。他告诉海伦·斯诺，他的一个兄长“因和士匪有来往”而被处决了。
这两个人互相补充——贺龙性格开朗，走在街上总要吸引很多人，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肖克为人则比较内向，有点好为人师。但是他象所有勤奋而认真的人一样，总要寻根究底地调查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他善于计划，行动坚决。贺龙和肖克都认为他们的政委任弼时在政治上非常英明。肖克五十年之后还说，二方面军之所以成为一支精悍的部队，应归功于任弼时。
“他是个出色的将领，”肖克在谈到他的朋友、十五年前在“文化革命”中蒙冤惨死的贺龙时，声音沉重而满怀激情地说，“他是个伟大的革命战士，是我敬爱的老上级。”
在贺龙和肖克会师的三个星期以前，一位不寻常的观察员——一个外国人——出于偶然的机会也参加了长征，他将（非出于自愿）伴随红军达十八个月之久，后来发表了他的印象记。
肖克解释道：“有一天，我们来到贵州省会东边的旧州，打败了一股地方部队，接着占领了黄平县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