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荣誉-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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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牧没想到钟成的妻子如此朴素：三十五、六岁的年纪，普通的短发中夹杂着不少的白发，脸盘挺秀气，身材削瘦。她平和地说：“我早上接到办公室同事的电话，说有个记者要采访我。我说，别来了，有啥采访的，她们没给你说我的态度吗？”
马天牧笑笑，执著地说：“她们说了不让我打扰你，说你刚做了手术，可我打定主意要采访你，反正你在家也挺寂寞的，我呀，就坐在床边跟你聊聊天好吗？”
钟成的妻子李玉梅无奈地笑笑：“那就坐吧，我给你倒杯茶。”
马天牧连忙把李玉梅拽到床边：“大姐，别动，你要是喝水，我给您倒去；如果不喝，我也不喝，我是属骆驼的，耐渴。”
李玉梅的身体还很虚弱，她说：“那我就躺下了？”
“这样最自然了，我心里的内疚也少了点。”马天牧到洗手间冼了个手，然后，坐在床边给李玉梅削她带来的水果。
马天牧随便问着：“大姐，你跟钟局长结婚几年了？”
李玉梅抿着嘴笑：“呀，一眨眼，两人在一起也混了十五年啦。”
“你们是自己认识的还是别人介绍的？”马天牧开始刨根问底了。
“嗨，怎么说呢？一切都是缘分。那年我十九岁，当时理想是当画家，我从小就学画画，在这方面有些天赋，我雄心勃勃地报考了中央美院，专业课分考的挺高，但政治和英语丢分太多，高考落榜了。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鼓励我再复习一年，我也有这个信心。但谁知，几天之后，我自己又变了。那天，我神使鬼差地溜达到公安局附近，当时，公安局门口围了许多青年人，我凑过去一看，原来公安局正在招收警察。我从未想过当警察的事，可那天，我一下子被女考官那身好看的警服吸引了，多美啊，多神气啊，于是，我自作主张地报了名，就这样我成了一名警察。入警一个月后，公安局团委搞新老警察联欢，上高中时，我的舞就跳得特棒，而且不怯场。那天，挺高兴地代表新警察们跳了个新疆舞，这一下，被钟成看上了，准确地说，是被钟成大学时的同学看好，他极力推荐给钟成说，‘看这姑娘多水灵啊，像葡萄一样，不抓紧下手，一个月后，追她的小伙子得排长队。’钟成特别在意这个同学的看法，于是他就憨乎乎地约我出来，我出来了，他又什么也不会说，我就想，咋还有这么老实的大学生呢？我把钟成的情况如实向父亲汇报，因为我的家庭教育非常严格，我从不说谎，母亲问我钟成家的经济状况好吗？我说，他家四个孩子，他是老大，经济上很困难。母亲问我喜欢他吗？我说有点喜欢。母亲又问喜欢他什么？我说他老实。母亲说他的经济条件不好，以后你要吃苦，你会不会后悔？我说不会。母亲说，那你自己定吧。一年之后，我们结婚了。从那之后，我再也没跳过舞，我的舞台变成了锅台。”
马天牧突然侧脸问：“大姐，你觉得跟他过幸福吗？”
“这叫我怎么说呢？酸甜苦减辣的感受都有。我的同学当中，好多夫妻都过着过着就散了，但我们俩不会散。有时我就想，这幸福啊，要看是怎样一个标准？如果从一个女人需要丈夫关心，需要丈夫呵护这点来说，我不幸福。在这点上，钟成做得不好，非常不好，但我也知道，他不是对我不好，而是没有时间对我好。如果从一个女人为自己的丈夫而骄傲来说，我是幸福的。因为我丈夫是个实实在在干工作的人，而且工作的很出色，得到大家的敬重。他出差在外，我只为他工作是否有危险、高血压病是不是又犯了而揪心，从来不考虑他的人品有问题。他对家庭、对我们的感情绝对忠诚，就这点而言呢，我又觉得值了，我找了个好丈夫，真的，十五年来我不仅爱他还敬重他。”李玉梅身体虽然还很虚弱，但说这些话时，她的脸上竟泛着红晕，而且说到激动处，目光有些潮湿了。
马天牧伸出手去，轻轻拉了拉李玉梅的手说：“大姐，你说的真好，平实中见真情。”
李玉梅说：“十年前我还不能这样冷静地想问题，那时年轻啊，受了委屈就想跟他闹，可他从不跟我计较，甚至没跟我说过一句重话。你知道吗？他才叫大聪明呢，表面上是我吵吵嚷嚷的，好像他脾气好得不行，其实，吃亏的是我，人家嘻嘻哈哈的照样一件家务活都不干，我就跟个傻牛似地，整整干了十五年，把自己累成腰椎间盘凸出，把自己累得胆襄切除了。”
“钟局长知道你做手术吗？”马天牧关切地问。
“我哪儿会告诉他？就是跟他说了，他也没时间回来照顾我，他心里还急；而我也抱着希望等他来，如果希望达不到，我会更失望。所以，没必要，还不如我自己解决，自己照顾自己。这些年啊，习惯了。怎么样？我发明的这种心理平衡法，把自己医治的还挺健康的吧？”李玉梅爽朗地介绍着她的感受。
马天牧竟然忘了记录，她像一块干燥的海绵，贪娈地吸收着李大姐用经验累积的水份。她的经验之于马天牧太珍贵了。
马天牧比较着说：“那这么说，你和钟局长之间其实是不平等的，你对家庭的付出远远超过他。”
“何止不平等，是绝对不公平。女儿是我一手辛辛苦苦带大的，但女儿却跟他感情好得不得了，你说这公平吗？平时家时里买米买面的活都是我干，还有搬家，全是我一个人洗涮，一个人打包，一个人找那种板车，又拉又扛的，钟成只是在有时间的时候回来看看，他最多对我说谢谢，感动极了也会抱我一下，嗨，我这人就是贱，人家就那么表示一下，我跟个牛似地什么都大包大揽了。现在有人一提搬家，我头皮都麻，跟他结婚十五年，我们光搬家就有十几次了，没办法，他的工作需要呀。有一次我们单位拉煤，整整一吨啊，我硬是一桶一桶自己拉回家的。那天，我母亲正好来看我，她心疼地说，‘你明天肯定起不了床’，但第二天，我咬着牙起了床，钟成不在家，女儿要上学，我还要工作啊。我这人看上去瘦弱，其实非常坚强，在工作上，我从来不沾钟成的光，而且要求自己比别人干的更好。地区公安局的人，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是钟成的老婆，我对外人也从来不提钟成，为什么？他已经够忙的了，我不想给他添麻烦，我为他着想的比较多，也就是说，我理解他的工作，但从不过问他的工作。还有一次是冬天，我自己倒腾一个几十斤斤重的铁炉子，那次，我清楚地听见自己的腰部“嘎”地响了一下，当时我就不能动了，腰椎间盘凸出了。接着，我哇哇吐起来，吐完又哇哇大哭，我哭我自己的腰断了，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女儿放学回来，一看到妈妈这个惨相，吓得跑到单位去找爸爸，钟成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要开刀，但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十几，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我下半辈子完蛋了，得在床上过了。那时我恨死了钟成，想，一旦我能站起来，我就跟他离婚，不过了。”
马天牧吃惊地打量着李玉梅说：“大姐，没想到你还有过这样的苦难史，那么后来出院之后，你跟他提离婚的事了吗？”
“嗨，那都是气头上的想法，我怎么舍得离开他呢？”李玉梅不好意思地说。
马天牧问：“从那以后，钟局长是否有内疚感呢？”
“他对我其实一直都很内疚。我不是说了吗，他想对我好，但在工作和我之间他无法兼顾，如果他是个普通警察，可能还有点时间，可他是个一局之长，大大小小的事他都要管，自己还有高血压、心脏病什么的，我不可能让他为了这个家，局长不干了吧？就算他不当局长了，可我不能让他连警察都不干了吧？我自己就是警察，起码的政治觉悟还是有的。这个社会上总要有人当警察吧？这么一想，什么事都通了。我就对他说，钟成，你也就是找了我这样的好身体，如果找个病秧子，看你怎么办？钟成认真地想了一下说，那还真难办了。”
“这些年，你除了觉得吃苦受累挺委屈，还有别的委屈吗？”马天牧暗示性地提问。
“有啊，刚进门我就跟你说了，我爱画画，想当画家是我一生的梦想。可是要当画家，就得花钱，花时间，还参加一些沙龙活动什么的。钟成就跟我商量说，‘你看咱家本来经济就困难，还要支援母亲那边。再说，搞艺术的那些人思想比较开放比较乱，经常约你出去也不合适吧？我老出差，一走就是一两个月，谁照看孩子，谁照看家庭呢？这样吧，等以后，咱们条件好了，我给你布置个画室，让你画个够’。钟成这家伙哪是在跟我商量，而是在强硬地要求我无条件服从，我也只好服从，如果我反抗的话，两人的感情矛盾肯定会激化，怎么办，我只有做出让步。这一让就是十五年过去了。这不，这次女儿读初中坚决要求去住校，我女儿的个性特别强，主意也大，这点像她爸爸，她还说初中念完之后，自己要到乌乌鲁木齐去读高中，将来到北京去读大学，然后再到国外去读研究生，心野着呢。女儿住校了，钟成说要给我腾出个地方做画室，让我把年轻时想干的事都干了。我倒也这么想啊，可是感觉不对了，拿起画笔不知画什么，而且身体也不行了，腰痛的直接就坐不住，我也曾参加过一次艺术沙龙，可能是老了，也可能是没作品，那些年轻人都不跟我交流，我在那儿呆了一会儿，就回家了。钟成问，怎么回来了？我说，我再也不去了，想画的时候就在家里画画吧。钟成检讨自己说，‘要不是嫁给我，你也许是个著名的画家了，你后悔吗’，我说，现在就别说后悔的话了，我现在不是有个挺美满的家吗？人活一生，哪能都事事如意呢？跟那些散了的家庭相比，我不知幸福多少呢。”李玉梅一口气讲了那么多她和钟成的事情，发了那么多感慨，对马天牧的触动很大。
马天牧道：“大姐，我从你对钟局长的‘控诉’中，倒听出一种深深的爱情，我确信你因为爱他，才心甘情愿地当贤妻良母的。”
李玉梅笑着说：“谁说不是呢？”
“你觉得值了？”马天牧道。
“值了。”李玉梅肯定地说。
马天牧从李玉梅家出来时，落日已经与地平线上溶为一体。李玉梅坚持把马天牧送出门去。她站在款款的落日里，尤如一尊亲切的母亲的雕像，久久地目送着亲人远去或盼着亲人归来。
马天牧几回首，心中都涌动着一股热流，她发自内心地感叹：多么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女人。
第十五篇第二十九章（2）
二
马天牧从钟成家采访回来，很激动，她情不自禁地又拨了一次王路的手机，幸运的是，竟然通了。她忙问：“王路，你在哪儿？我想过去看看你。”
王路和亚力坤正在审枪贩子卡拉，他一听是马天牧打来的电话，就站起身跑到外面去接电话。王路来到楼梯的一侧，他问：“你还在南疆吗？怎么还没走？对不起，我现在不能跟你多说，这儿正忙着呢，得把电话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