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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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后来得知，这位白袍将军，就是“国姓爷”郑成功。
描难实叮命令士兵们升起警报旗。然后，他靠在城头，恢复一下一时瘫软的身体，匆匆下城，组织荷兰人准备迎敌。
第二节 郑成功的计划
作出与荷兰人开战的决定并不容易。
南明永历十二年（公元1658年），郑成功在与满洲人的作战中遭到惨败。在大陆上，他控制的地域因而迅速缩小，唯金门、厦门等几个沿海孤城尚在手中。这几座单薄的孤城显然无法支撑起郑成功规模宏大的反清构想。
他的目光落到了台湾岛上。
那个时候，从中国大陆望去，台湾岛的形象模糊而神秘。在明朝人的印象里，这个孤悬海外的巨岛笼罩在有毒的瘴气之中。曾经去过这个海岛的人回来描述，除了断齿纹身的野人之外，就是巨大凶猛的野兽，和望不到边的亚热带原始丛莽。
基于这种认识，明朝政府从来没有把这个巨岛纳入关注的视线以内，而是听任“红毛夷”——他们一直这样称呼荷兰人——占领。大明王朝那些短视的文官们几乎一致认为，这个荒岛没有任何价值。
南明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一月，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郑成功首次提出了收复台湾的计划。
据郑成功的部下回忆，参加会议的大部分部下并不同意郑成功的提议。
他们强烈要求固守残留在大陆上的老家，以伺机反扑。他们认为这片未开辟的草莱之地，“风水不可，水土多病”。即使得到了，也没有多大用处。更何况船坚炮利的荷兰人在台湾经营了数十年，“炮台利害，水路险恶”。
汉人向来不喜欢大海。他们热爱大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祖坟、亲友和家产都在大陆，更是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熟悉的文化之邦。在他们看来，海洋是穷途末路，是陌生的充满险恶的所在，是永远排在最后的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有人引证历史，预言离开大陆必然会遭遇灭顶之灾。
确实，宋元以来，大海都是残余政权的不祥的葬身之地。在蒙古人的紧紧追赶之下，南宋君臣走投无路，不得不逃入海中，最终全军覆没。陆秀夫背负着年仅七岁的南宋少帝，投海自尽，用留在海面上的漩涡给南宋王朝画上了一个仓促的句号。元末群雄纷争，浙江割据者方国珍不敌朱元璋，选择了率众入海这一绝路，在朱元璋的穷追之下，战船、辎重和部下损失殆尽，最终也不得不屈膝投降。
郑成功却并不这样认为。他对部下说，海洋充满危险，也充满机会。
“草莱未辟”，意味着艰苦，也意味着巨大的潜力。在郑成功眼里，台湾将是他东山再起的后盾，是他继续反清大业的坚强堡垒，他对部下这样分析台湾的优势：
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吾民鳞集，所优为者。近为红夷占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清＇杨英《先王实录》）至于“船坚炮利”的荷兰人，郑成功说，他们毕竟也是凡人。如果这些荷兰步枪手们尝尝中国弓箭的滋味，他们也许就不会那么骄横了。
第三节 海盗郑芝龙
相比这些将军们，郑成功更熟悉海洋，也更熟悉荷兰人。
遍数中华近代以前的民族英雄，谁也没有郑成功这样复杂的“海外关系”。这从以下这个事实就可以充分证明：郑成功的父亲，有一个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斯巴德”，这是他的天主教教名；他本名郑芝龙，通葡萄牙语、荷兰语和日语。据说，他把一个女儿嫁给了生活在澳门的外国人，因此，郑成功有一个葡萄牙姐夫。郑成功本人则是有一半日本人血统，七岁以前，在异国长大。
这个家族是蒋介石家族出现前最为西化的中国政治家家族。郑芝龙和郑成功两代，都和天主教神父来往密切。在荷兰海牙的博物馆中，保留着一封郑成功写给荷兰人的信，信的内容是请荷兰医生菲力普·海尔曼斯去为他看病。因为这个大夫十年前就曾给他的父亲郑芝龙看过病，深得郑氏家族的信任。
这个家族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国际背景，起因于郑芝龙是东亚海洋上最有名的“海盗”。
第四节 中日混血儿
台湾海峡对面的福建省，曾以偷渡和走私而闻名。实际上，这两项活动在这个省份是有深厚传统的。起码从明朝初年起，福建沿海就活动着为数众多的海盗。
虽然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以发达的海外贸易而闻名于世，然而，后来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朱元璋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充满恐惧，怕这种活动会给他的帝国带来不安定因素。因此，他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
宋元以来，东南沿海人民久已习惯以经营海外贸易为生，福建人曾因此享有帝国最高水平的生活。禁海令一下，生机勃勃的沿海经济遭遇到毁灭性打击。闽人历来敢于冒险，他们不甘坐以待毙，于是，或者偷渡异国，开辟新邦，或者持械为盗，纵横海上，或者进行走私，万里远航。“向外自谋发展的动力于焉形成，越到后来越成为滚滚洪流，并结成足以与朝廷相抗衡的庞大的民间武装势力。”（汤锦台著《大航海时代的台湾》）那个时代，“海盗”和“商人”的界限是如此模糊不清。他们“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盗”（＇明＇谢杰著《虔台倭纂》）。一旦有通商的可能，海盗们就会卷起骷髅旗，把刀枪藏到甲板下面，堆起满面笑容，和和气气地赚钱。只有实在走投无路时，才靠抢劫度日。而一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想要经营远洋贸易，他会发现他必须得武装成半个海盗。因为远洋通商实际上就是武装走私，东亚的这片海上，危机重重，没有武力做后盾，他的船队随时可能葬身大海。
海上的竞争如此激烈，是因为当日的海上贸易，利润实在惊人。以当时贸易的大宗生丝为例，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四月六日条载：“生丝（从前一担卖八十两，其后卖至八十五或九十至九十五两，是很高的价格）现在中国跃至一百十五两，日本人去年以二百六十两买进。”
一般估计，当日海上大宗输日商品——生丝，其利润率为140％，牛尾药的利润率最高，达450％以上，锦缎获利最低，也有90％。据此分析，当时海上贸易，利润率约为150％。所以，如果有机会正常贸易，做商人远比做海盗收益更丰。
在那个时代，海盗，或者说远洋贸易商，几乎是福建省内所有有野心、有魄力的男性的首选职业。
郑芝龙是福建南安人。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离海不远。史载，这个小官吏的儿子“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生就一副江湖性格。受这个地区闯荡海外传统的影响，年仅十八岁时，郑芝龙即离家出走，浪迹于澳门、日本、菲律宾。由于长期在外，他精通葡萄牙语、荷兰语和日语，做过鞋匠、厨子和专职翻译，并且成了天主教徒。
混迹日本期间，郑芝龙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郑成功因此成为中日混血儿。
因为狡猾豪雄，郑芝龙混迹海上十余年，成为东南海面上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头目，兼东南沿海最大的国际贸易商。他拥有上百只大商船，还拥有数万人的私人武装，其他经营海外贸易的中国人都得向他交保护费。
与郑芝龙一样，以东印度公司为名组织起来的荷兰商人也兼做海盗，他们与郑芝龙来往密切。虽然来自不同的两个半球，海盗的本性却是相通的：
嗜血，贪婪，不讲信义，没有道德底线。有时，郑芝龙头一天还在欢宴时教荷兰人中国式划拳，第二天却会劫了一条荷兰船，扫荡了财物后，把它偷偷凿沉海底。而荷兰人身上同样也散发着浓烈的丛林动物的味道。
德国史学家卫特在《台湾之历史》中说：“他（郑芝龙）和台湾的荷兰人关系似乎和睦。但在1620年代之末，（郑）到Zeelandia（台湾）作友好的访问时，被皮特·纳依茨诡诈地拘捕，不得不以二十条金条赎回。然而如同俗语所说的下流人容易打架，也容易和好，共同的商业利益又使他们结合。”
第五节 “勿以红毛火炮为畏”
出生在这样的“海盗”之家，郑成功当然对远东海域的各种势力都了如指掌。因此，他知道荷兰人确实不是那么好对付。
即将展开的郑荷之战，是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和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海上碰撞。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一百八十来年前，中国和西方的武器装备差距就已经十分巨大。荷兰军队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而中国军队还处于冷兵器时代。
一切情形，与鸦片战争时是那样相仿。连大臣们向明朝皇帝汇报荷兰人情况的报告，读起来都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鸦片战争时的文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皇帝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
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
明末时期，海上霸主的地位还没有轮到英国，而是被荷兰牢牢占据。当时的荷兰军队以武器精良而闻名全球，当时中国人称荷兰军舰为“铁舰”、“夹板船”。用郑军的话说：“夹板船只高大，两边遮盖坚固，火炮利害。”（＇清＇江日升著《台湾外纪》）这些荷兰战舰吃水、载重、船上装载的火炮数量，都大大超过郑军所有的木制帆船。
在当时的台湾海面上，停泊着荷兰战舰“赫克托”、“斯·格拉弗兰”和“威因克”、“马利亚”以及多艘小艇。此外，荷兰人还在台南海岸修建了一系列坚固的城堡和炮台，上面安装了威力巨大的臼炮和大炮。普通荷兰士兵则拥有先进的步枪、短手枪、榴弹，甚至还有瞄准器。
而郑成功的军队基本上是用弓箭、关刀、刺戟武装起来的。荷兰人说：
“敌兵使用各种各样的武器。有的把弓箭挂在背上，有的左手持盾，右手执剑，不少兵士双手拿着装在长柄上的大刀。”郑成功也拥有一些热兵器，不过中国热兵器停留在初起阶段，制作十分粗糙。“国姓爷拥有大量的火药和重炮。虽然中国人比欧洲人早好多年就知道了制造火药和铸造大炮的方法，但其威力无论如何赶不上荷兰的产品。”（＇荷兰＇揆一著《被忽视的福摩萨》）因此，郑成功知道，他将要面对的敌人，远非手持弓箭的满洲人可比。
所以，在确知台湾岛上的荷兰人只有一千余的情况下，他还是调集了两万多名军人，跨海远征。南明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三月初一，郑成功在厦门祭江，祷告上苍：
本藩矢志恢复，切念中兴……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