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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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他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大元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状。不止大元如此，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公元前300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风调雨顺的年景，大家都能吃饱；饥荒年份，也不至于饿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然而，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爨（cuàn）骨为炊的悲惨岁月。

第三节　为什么越穷越生

战国后期，中国人就已经懂得精耕细作，汉代的亩产量，据学者宁可①计算，就已达到140～150斤左右。这个在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产量却让世界上其他地区追了一千多年也没追上，以英国为例，直到十二三世纪时，他们的亩产才达到97斤。按理说，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

但是，有三个因素剥夺了他们舒适生活的权利。

第一个因素是人口压力。前工业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西欧在从公元2年到工业革命前的1700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0。065％，而中国在公元2年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期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约为0。11％，高出西欧近一倍。中国古代人口增减循环周期之频，增长梯级之多之高，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中国土地虽然辽阔，但人口密度一直远远大于欧洲。根据赵冈和陈钟毅②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在北宋以前大体上维持①宁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从事中国历史、史学理论、敦煌学的研究。著有《宁可史学论集》、《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等书，讲有《史学理论》、《六至十四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历史上的中国》等多种著作。

②赵冈、陈钟毅，皆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系，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分获博士、硕士学位；后分别在美国两所大学长期任教。两人合著有《中国棉业史》、《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等多种著作。

在十亩左右。北宋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十亩以下，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人均耕地面积更剧减到不足三亩。而到十三世纪，英国农民平均耕地较少的时期，一个农民的可耕地还有十八亩以上。

几千年来，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要有了一亩闲田，马上会生出一个孩子来占据。填满这张嘴，同时再生出尽可能多的嘴，这个简单的目标吸引了中国人过多的注意力，使他们无力顾及人的其他需求。所以，虽然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虽然中国农民一直是那样坚韧勤劳，可是最广大的中国底层社会一直在半饥半饱中挣扎，永无解脱之日。

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没出过一个半个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二十九岁的朱元璋攻下集庆（今南京），身名已显，霸业初定，第一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头。他隐约记得父亲说过，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几天，才发现朱家巷是离南京城四十里的一个小村。此时村中还生活着几家穷困潦倒的朱姓后代，听说攻占此地的红巾军大元帅居然是他们的远支本家，大喜过望，一起来到南京城内拜见。朱元璋十分兴奋，与他们亲亲热热地“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大家坐在一处，一起回忆老朱家的历史。据老人们说，朱家最早好像是江苏沛县人，算来还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不知何时，流落到了南京附近。

大家穷尽所有记忆，仅能上溯五辈。第一辈叫朱仲八。从这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名字判断，这个能回忆起来的“开基祖”已经沦为赤贫，以至于连起名字的精力和能力都没有。和他老人家一样，以下数代的名字无一例外，都是用数字代替的。然而，赤贫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影响朱家的人丁繁茂。仲八生有三个儿子，长名六二，次名十一，三名百六。百六生两个儿子，长名四五，次名四九。四九生了初一、初二、初五、初十共四个儿子。长房初一就是朱五四的父亲。朱五四生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他还有一个哥哥名叫五一，大他四岁，生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五一和五四各又生了四个儿子，所以排到朱元璋时，小名叫“重八”。

从仲八到重八，六代之间，平均每人有三个儿子。按这个数字计算，一百多年间，朱家家谱上这一支的朱姓男人已经由仲八他一人积累到二百四十三人。这二百四十三人中的绝大多数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终生赤贫。从朱氏一族的例子可以看出，传统时代底层中国人的生育激情是何等惊人。

正是人口压力，导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难，不停搬家。

朱元璋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他们这一支离开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为南京附近的几亩薄田养不活日渐长大的几个儿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苏盱眙，其时元灭宋战争过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颇多。祖父在此“开垦兵后荒田”（郎瑛《七修类稿》），艰苦成家，一家人起早贪黑拼命干活，逐渐有了点家产，“置田产”（郎瑛《七修类稿》），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给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

就像祖父所希望的那样，家族人丁兴旺，两个儿子加在一起，很快给他生了五个孙子孙女。辛苦置下的几亩地养不活迅速繁衍的人口，俟祖父一去世，两个儿子就不得不变卖家业，各自寻找地多人少的所在谋生。

朱五四刚刚八岁就随父亲从南京逃到江苏盱眙，娶妻生子后又搬到安徽五河，随即搬到灵壁，不几年迁到安徽虹县，五十岁上又搬到钟离东乡，这一次他住的时候最长，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并在这里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岁那年，再迁到西乡，过了一年，又迁至太平乡孤庄村（今安徽凤阳县治西南约十里处的二十营）。总计朱五四这六十四岁的一生，凡七次迁徙。在每一地，最长不过十年。

并不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喜欢浪荡，实在是以江淮大地之辽阔，却难以找到能养活他这至卑至贱一户草民的几亩田地。种自己的地种不起，只好给人当佃户。《明太祖实录》说朱五四“勤俭忠实”，老实巴交，带领一家人起早贪黑在佃种的几十亩地里辛苦刨食。然而年终算账，大半粮食给了地主，剩下的还是不够吃。加之五四在一路搬迁的过程中，又不断生儿育女，负担越来越重。一年到头辛苦所得，怎么也填不满越来越多的嘴。更可气的，是有时候租种了一片生地，好不容易用血汗把它伺候熟了，一家大小终于吃饱了几天，地主却马上跑来加租，如果不同意，结果只能是被夺佃赶走，另寻出路。搬了一辈子的家，吃了一辈子苦，流了一辈子汗，却总共也没有吃过几餐肉饭，穿过几件不带补丁的衣服。

当然，汗水绝对不是白流的。朱五四一辈子当牛做马，换来的是六个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元璋的大哥娶上了媳妇，给五四生了两个孙子。二哥、三哥虽然倒插门，好歹也算成了家。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虽然儿女们个个都是文盲，注定一生都要在半饥饿中度过，但朱氏一门的血脉，在中国大地上，终于又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这片绝大多数人都艰难求食的土地上，顽强地挤出了自己的一块生存空间。这不能不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生存竞争的重大胜利。

可惜朱家列祖列宗不及亲见他们的孝子贤孙朱元璋在生育竞赛中后来又取得了何等惊人的成就。朱元璋称帝后，把朱氏家族所有潜在的生育能力发挥到了极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他又鼓励自己的后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担任何工作，只需按人头领俸禄。于是，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我们在史书中见到山西巡抚杨澄筹上报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晋府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记录，到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孙一百六十三人。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据史学家王世贞估算，每十几年，明宗室人数增加50％。另据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宗室人数总共五十八人，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又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而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么朱姓子孙迟早会压塌半个地球。

第四节　中国人的生育激情

为什么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有这么强烈的生育冲动？

旧时代的人生活离不开家族。人多势大的家族往往恃强为胜，占尽上风，人丁孤单的弱族则往往处于受凌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竞争的需要使旧家族产生一种无限扩张人口的内在冲动。

传统时代的中国人，被锁定为传宗接代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被篆刻为祠堂牌位上的几个汉字。传统家庭中，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多生养子孙，是实现和扩张这一权威的最重要方式。小时候，小孩子间最常见的骂人方式之一就是宣称“我是你爸爸”，对手的回报当然是“我是你爷爷”，双方就这样在辈分上无限累加上去。当然，另一种路径是由“我操你妈”以及“我操你奶奶”无限上溯。传统相声以及现在的二人转中，在辈分上占对方的便宜似乎永远能换来大面积的笑声。

就像鲁迅所说，最无能的人，也总可以生几个孩子来显示权威，不至于沦落到绝望的谷底。无法实现“向上意志”，那么就向下用力，多生孩子。

虽然听起来有点荒唐，这是不是也可以作为解释中国人生育冲动的一个心理原因？至于孩子生下来，能不能受到教育，未来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们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所以，尽管一生都是颠沛流离，朱五四还是不遗余力地像倭瓜甩蔓一样东一个西一个地生。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出现中国这样的生育激情。在欧洲几千年的历史中，堕胎和弑婴曾经是控制人口手段。欧洲人老了之后不依靠儿女赡养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原来人死后在阴间得靠纸钱作为经济来源，他们死后或者灰飞烟灭，或者直接升了天堂花天酒地吃喝不愁。因此从文明源头开始，欧洲人对生育就抱着一种警惕的态度。

古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