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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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平见到屋子的西北角上有一个地方漏了，雨水正滴答落下来，他就走上前去，将一只木桶放在下面，然后看着屋顶。
“或许你没有想到。当年我一开始就不是因为自己会英语会跳舞成绩好而骄傲自满。几乎是一种本能，是乡下孩子的本能。我只能比别人强一点，人家才看得起我，不会叫我乡下人。瑞平我一直记着的，你从来没有叫过我乡下人。”蓓蓓冷冷的语调变软了些。
“我当时也是有私心的。我是不愿意再在这样的家庭中生活下去了。好婆每天都说要到香港去。我又不愿意，妈妈在香港早就生了一个小弟弟。我很盼望有一种独立的生活。当然也是有一腔热血的，当时，谁没有热血呢？你不是也有吗？可惜，新疆和我没有缘分。初下去时会感到苦，总感到这不是我长住的地方，晚上虽然想我还是在这里扎根吧，但是一做梦就回到了上海。我感到我的身子来到了新疆，而灵魂还在飘飘荡荡，没有着落。当然，我在干活中是不会怜惜自己的体力的。凡是别人能做到的，我一定也做到，咬着牙也要做到。那天我关节炎发作，我就跪在地里采棉花。过了一个冬天，就不感到苦了，已经苦得麻木了。”
生逢1966 10（3）
“你当年写来的信是在全校广播的啊。”陈瑞平想起了当时校长慷慨激昂的语调，和每一个教室中的掌声。
“正是。这些信与其说是写我的真实思想，还不如说是在写我要想做的人，我是用写这样的信来鼓励自己，在新疆继续干下去。”
雨脚渐渐稀下来了。蓓蓓就把门打开，女生总是很细心的，被误解是很可怕的。
“文革一来，我就几乎不能熬下去了。因为是有海外关系，人们对我的疑惑一点点说出来了，都说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几乎没有一种逻辑可以证明我是自愿革命的。我没有办法对那些连城市也不知道的人说我们如何划清界线。他们在那边，很奇怪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我实在不能让他们明白我们也是革命的。有人最后向上级汇报，说我是特务，是专门被派到边疆，准备和苏修接头的。后来我想，如果我是他们，也会这样想的。虽然领导不信，但是因为有人这样在说，传言就慢慢滋生了。”
这话说得瑞平害怕起来，他因为说蓓蓓是逃兵而感到惭愧。 “他们没有将你关起来吗？”
“没有。他们只是怀疑。怀疑就够了。我想来想去，那些都是忠厚而又淳朴的人，他们肯定仇恨敌人。他们要弄明白上海正在学校中贯彻阶级路线，还要很多的时间。后来，我生了病。新疆阿克苏的气候是我不能适应的。我先是感到喉咙很干燥，扁桃腺老是发炎，我曾经到卫生室领了很多的消治龙，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发展到了鼻子。我的鼻子毛细血管对干燥的气候过敏，经常流血，一下地干活就不行，刚刚将镢头举起，鼻子就出血了。有很多的人流过鼻血，只是最多不过一两个星期就好了，只有我，一年了，老是好不了。我的军衣胸口那一片经常血迹斑斑。要用一块手帕围在那里。后来，我简直不能干活了，就是坐在晒场上拣棉花，鼻血还是在你一点没有注意的时候淌了下来。这时我想，我还是先回上海再说。请假回来一看，你爸爸已经这样死了，我也是心里很慌的。有一点走投无路的感觉。最后只剩下到香港一条路。”
蓓蓓光滑的额头上出现了几条浅浅的皱纹。瑞平被彻底软化了。他的眼睛中眼白少了许多，眼神柔和起来。
“瑞平，你也很不容易，陈家伯伯本来没有什么事情，现在已经……”
陈瑞平摇了摇手，他不愿意想自己家中的这些事情。“蓓蓓，我们不再说这些好吗？到了乡下，做生活最吃力的时候，我总是对自己说，在这里，不讲出身，只讲力气。总没有心上的负担。”
“我也不想说，不过除了你和小妹没有人会听我说。当我离开新疆的时候，我们以前68中的同学谁也不赞同，他们认为我是经不起考验。和你一样，认为我是一个逃兵。谢谢你能听完这些。这样讲一讲，心里就好多了。”蓓蓓仿佛轻松了许多。“其实，我等了你好几天，就是想找你，将这些话讲给你听，其他人我谁也不能讲。我们到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是很后悔当年出了这样一场风头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像今天一样狼狈。我或许在一所非重点中学读书。文革的事情我也是能经受的。至多不能当红卫兵，就像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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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平软下来了：“如果不是你，可能是我到新疆去的。”
“小妹还好吗？”
“你不如去看一看，又不远。”
蓓蓓就瞪了瑞平一眼。
“小妹满好的。赤着脚在拔秧，她的小腿上有很多的蚂蟥，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他每天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群众打成一片，她为贫下中农房东到井里打水，自己挑了，倒到人家水缸里。还把那个瞎眼老太的家里大扫除了一番。”
雨渐渐小了，蓓蓓虽然有点近视，却比瑞平早看见一只水泥船袅袅地从东边的苏州河荡来，摇橹的正是小娘舅。他们就走出门去。刚刚下过雨。泥路上就有很多的小水塘，门口就是一片。瑞平脱下了篮球鞋，一只手捏着纸和鞋，另一只手就伸向了蓓蓓。蓓蓓就有点害羞地把软软的小手交给了瑞平。蓓蓓穿了一双塑料底的布鞋，很小心地踮着脚，像跳舞一样，绕过了小水塘，不时还夸张地尖叫一两声。然后这两只手就没有松开过，一直到两人上了小娘舅的船。
后来回想起来，他是第一次很自然地握着女生的手。
正好是顺路，从曲曲弯弯的水路走，到瑞平劳动的杜家村前先要到许家村。船在青草味和水腥气中航行，不时穿过稻田，就有一团一团的麦香味飘过来。太阳还很高，不过是三点半的模样。在船到许家的时候，蓓蓓的小娘舅就靠上了河埠头，让瑞平先到家里去坐坐。而他立刻就摇橹赶到晒麦场去了。
这里也下了暴雨，河边的泥路上也全是水潭。好在这里没有下乡的学生，蓓蓓就又将自己的手交给了瑞平，瑞平就这样牵着她的手走跳上了石板踏级，进了蓓蓓外婆的小店。说是小店，其实很显然只是土路边上的一间屋子。和所有的小店一样，矮矮的屋顶上面盖着青瓦，门楣上有着林彪手书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红色的纸已经被太阳晒得很淡了。小店里面是黑黑的，从外面走进去的瑞平，一会儿才适应了里面的光线。立刻一股霉味和酱油的咸涩味就直冲鼻子。他的头差点碰上了灯泡，梁上下来的一根电线赤裸裸地吊着它，电线上爬着一串黑色的苍蝇。外婆，一个非常矮小的农村妇女，坐在小店的正中。外婆穿着一条白色的长到膝盖很宽大的短裤，她的上身光背，夏天许家村的老年妇女上身不穿衣服，皮肤粗糙，一片健康的黑色。上海女人和男人一样做田里的生活，一样吃苦挣工分。一个女人在农村嫁了人，他的胸脯就不再金贵，老年女人的乳房像两个倒空了麦种的麻袋，扁扁地垂在胸前，一样黝黑。整个前胸只有乳房的下面太阳晒不到的地方还有两个白色的倒月牙。瑞平依然不习惯看女人的胸口，就转过头去。蓓蓓笑着说不要紧，便告诉外婆，他就是陈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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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就笑了起来，她似乎很早就知道瑞平是谁。她笑的时候露出了口中焦黄稀疏的牙，叫他们坐。外婆将近七十，耳朵有点聋了。走路还很快捷。便张罗起来。当外婆转过她厚实的背的时候。瑞平这才四下看看。屋里四个柜台有两个是空的。柜台玻璃旧得泛白。房间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满是灰尘的灯泡悬在空中。土烧、黄酒，酱油，都在一个角落里。火炙糕，云片糕，都装在大玻璃瓶子里，看发黄的包装纸，会相信这些糕点都像石头一样坚不可摧。瓶子里深咖啡色的乌龟糖总是一分一粒的。柜台里的搪瓷杯子、手套、白蜡烛，好象都很久没有买主了，蒙上了一层灰。墙被岁月熏黑，有很多的斑迹，好象是一个陈旧的画框，包容着这黯淡的一切。
井水中泡过的绿豆汤和橘黄色的西瓜，用生气勃勃的鲜艳增加了房间中的亮色。曾经泥雕木塑一样陈旧的外婆，穿上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衫，立刻就成了一个慈祥的概念性的形象。
“外婆外婆，你变戏法。”
“好好”，外婆就回到自己的家中，拿来了一个很旧的白色小布包，从里面拿出来八个康熙通宝。康熙年代的钱币本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当外婆将这八个小钱放在白布上的时候，却是一片金光耀眼。“这是罗汉钱。”外婆说。外婆小时候在私塾读过两年书，他将铜钱拿到蓓蓓和瑞平的眼睛面前，说：“一般的钱，康熙的熙，左边多了一竖。只有罗汉钱，才是没有这一竖的。你看这钱亮得很，像是金子做的。其实本来里面就是有金子的。康熙皇帝是将镀了金子的罗汉像，用来做了钱币。这钱币算命就特别准。”
“外婆，你都说了九十九遍了，快变戏法。”
“瑞平还不知道。”外婆说，“我是说给瑞平听的。”
“瑞平，你猜中一个钱币，不要告诉外婆。”蓓蓓说。
瑞平就很仔细地看上下各四枚的罗汉钱，他认准了上排左面第一个，这个钱上面有一点流铜。外婆的手很灵巧地将钱币变成了一叠，又排了出来。这会，那个钱在下面了。最后，外婆再将钱排了一次。瑞平认准了，钱又在上面了。
当瑞平刚刚说出“上面”的时候，外婆毫不犹豫拿起了上面最右的一个。
“对不对？对不对？”蓓蓓追着问瑞平。瑞平说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怀疑外婆看出了他的视线。
“外婆教他，教他。”
“四旧的东西，封建的，不好教的。”
“外婆你是贫农，贫农没有四旧的。”
外婆于是说，其实，这很简单，只要将排在上面的时候记上一个长横“－”，排在下面的时候记上两个短横“――”，最后八个钱就全部在它的位置上了。刚才的那个，就是一个“－”、“――”、“－”，应该在这里。我们农民记不住，就将这些加上几个竖条，变成了八个字：“平、求、王、元、斗、非、半、米。”只要记着古人是从右面写到左面的，一点都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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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平算了一次，没有算对。外婆大笑。蓓蓓越发笑得前仰后合了。
外婆最后是用三枚罗汉钱为瑞平算了一个命。外婆先说好了：“我不是算命，我是在讲故事。听故事的人，自己会晓得怎样去做。”瑞平将罗汉钱往上抛了三次，记录下了正面反面。外婆等他抛完了，用一支秃了头的铅笔写下来，一看，想了一想，就说了：“当心一点，我要讲的是男男女女之间的事情。要不要讲？”
瑞平说不要讲了。蓓蓓说自己家里，讲一讲没有关系的。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小人和一个女小人之间的事情。男的一开始对女的有意思，用手指头碰了碰女的脚，女子没有发怒，男的胆子就大了起来，就碰了碰女的小腿。女的也是有意思，就没有发声音。男的就扭了人家一下……”
瑞平说：“女的不要打他吗？”
“没有，”外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