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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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志讲话
同学们，同志们，朋友们：
我作为一个中央工作人员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是想老老实实地来向你们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你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就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内只要愿意继续革命，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在这场火热的阶级斗争中来考验自己，检查自己。正是因为这样，我首先讲讲今天这个大会。党中央常委会，毛主席要我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件工作对我既光荣，又艰巨，因为我对清华大学可以说毫不熟悉，没有接触，仓促上阵，搞不好也会像工作组一样，也要撤回的。确实在开各种会当中，又像廿九日，卅日一样，廿九日找工作组开会，卅日找工作组同志，找同学谈话，看文件，看抄来的大字报，到今天才六天，我对清华的详细情况当然一无所知。可是对工作组的方向摸了一下。我是同意李雪峰同志讲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也就在客观上给各个学校的工作组带来根本性的困难，因为当时各学校（北京的）对于前北京市委领导下的党政领导机构不信任，对党中央指定的新北京市委敲罗打鼓地欢迎，要求新市委对各个学校派工作组。我们仓促决定，仓促上阵，没有仔细地考虑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麽，当前的政策是什麽，应很好地交待，甚至整个北京市派到各学校，机关的工作组加起来近一万人，是从各个战线，各个方面，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没经过充分讨论，向他们交待政策，也没有交待任务，这就给工作组本身造成很大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派到各校的工作组带着行政机关的老办法，有的还带着行政命令，包办代替，不走群众路线，不跟大家商量。所以，既使是很好的工作组，也很难取得很大的成绩。把方向搞错了，就是说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在学校进行三大任务：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不是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集中力量向这个主功方向战斗，而是转过来，工作组在群众中找岔子。找毛病，发现问题，就领导一部分同学斗另一部分同学，必然引到严重的错误方向上去。而今天这个会上的表现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有同学递条子上来，问今天这个会的布置是不是有很大的阴谋。我向你们回答，我是过问了这个事的，没有阴谋。可是会上的情况反映了大家还是互相对立，争论不休。这是把工作组引向错误方向的结果表现出来了。我在七天以前，到另外一个学校去，第二外国语学院，那里的工作组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也批判了工作组，双方同学对立争吵，隔阂很深，互相争吵了两三个礼拜了，吵得眼都红了，我走了以后，看来还要继续吵。这是工作组引导错误的。结果。我劝大家应该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在学生中打架破坏同志的关系。在主席斗批改的方针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他们都赞成了，但是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宿舍里硬是不说话，在饭堂里也是瞪眼睛。这个情况今晚在清华也看到了，是最好的客观表现。我们台上的许多同志不满意这种情况，可是客观是这样。在会上的发言次序可能有错误，前一个，後一个还是对立的，如果有错误，这是我到清华来第一次犯错误，可是我没有这个意思。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的，平反的。对抱有反对态度的同志，我想说服他们，但他们还是要讲，讲一讲也好，听一听。今天全国来参观的同志很多，听一听嘛，看看理由，到底站得住，站不住。但不管怎麽样，总是证明工作组，在根据行市委召开的中央文革几个同志在人民大会堂讲的，这个时期的方向引导错了，不只清华，整个工作组方向错了。即使初期有必要，客观需要派工作组，也应该很快地发现派工作组在客观是阻碍学校文化革命的发展。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自己当家作主人，依靠群众闹革命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因此，我们应把责任引到自己身上，我们检讨。工作组应该检讨，更不应把责任推到同学和革命的教职员工身上。
现在我来讲一讲为什麽会犯这个错误，为什麽会发生这个事？学校革命靠你们，应该肃清错误根源，应该做彻底的革命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战士。是毛主席的战友，学生，不应该有这样的错误。我们大家都知道人民群众是文化大革命的主人，依靠人民革命才能成功。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如此，世界革命的历史也是如此，在我们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是这样，解放后十几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基本上的精神。路线就是要放手反动群众。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嘛，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刚才清华附中红卫兵年轻的同学说得对，就是要敢于在需要的时候，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革命群众有革命造反的权利。刚才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起了带头作用，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老实说，我应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毛主席看了你们的《两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很称赞你们的革命勇气和革命首创精神。同学们，他们有大无畏的精神！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阻碍革命运动的工作组，有什麽不可以？如果工作组阻碍运动的发展，压制群众运动，甚至镇压群众，那就有权利把他们赶走。学校革命的主人，很清楚，是革命的学生，教职员工。而工作组来了，如果起个战士的作用，那还许可，可是我们在工作组派来后，又加了一些限制，生怕群众运动搞乱了！这都是旧的观念，甚至是资产阶级的观念在作怪。正如主席常常批评文明的那样前怕狼，后怕虎，对群众运动不是热情支持，而是泼冷水，限制这个，限制那个，一句话，精神怕乱，怕字当头。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推行的那种修正主义秩序搞垮，只有把旧的修正主义秩序斗垮，才能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这种怕乱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是想维持资产阶级的旧秩序，是想维护当官做老爷的旧秩序，不是文明需要的革命的秩序。
我在这里应该说，凡是党中央过去的指示和新市委决定中阻碍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应该重新审查；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应该把它废除。我们应该承认在北京工作的常委同志有错误。这一点，一说你们就懂了。向学校甚至机关派工作组，不是好办法，在客观是起了阻碍群众运动发展的作用。它只是代替旧的党的领导，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灌输的方法，而不是反动群众，组织群众。它的缺点，有的地方想了，想得不周到，一直到主席亲自抓这个问题，才认识到工作组应该撤回。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年轻一代，特别是大中学校的学生，革命的教职员工有机会自己起来革命，自己当家作主，其实中国学生运动的传统，远的不说，清朝末年，就是在北洋军阀时五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和三十年前的“一二·九”运动，都出在北京，而且都在大学生之中。我们在主席台上的都是两代学生。我们那时幼稚得很，比你们幼稚。我们那时敢於闹革命，闹抗日运动，为什麽在今天，在毛泽东时代，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反而不相信你们这一代呢？这不是对你们的信心不足吗？不是对形势估计错了吗？对工作组估计过高吗？这是为了使我们更有信心，打破中国局面。不错，拿清华来说，在蒋南翔领导下，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清华园。但是没有什麽了不起，只要你们两万多革命师生，教职员工团结起来齐心协力，进行斗批改三大任务，相信清华的革命志气会比现在高涨，矛盾不会象现在这样多。革命的师生互相作对，互相不相信，互相争论。根据我所知，在一个班不说话，在一个屋子里也不说话。今天在会上发言的两派都是一班的，就是相对立的。这证明工作组处理这件事做错了，说是反革命事件就更错了。同学中有争论，这是内部问题，不应当用二十三天的时间，甚至更长，二十四天半，在同学中挑起这样大的对立，把同学内部的问题引向敌我矛盾，限制自由，监视，压制，盘问，围攻，轮番斗争，直至按手印，造成绝食等等。这领导上要负主要责任，我不相信这个扣子解不开，我和两边同学谈了，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问题谈通，所以今天大会上还是有这种情绪的反映。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清华做一点解释工作，我想这件事不做好，我不回去。当然，我刚才说了，我们上面要负起这个责任，没有向工作组交待好任务和政策，……以致造成北京市几乎无例外的工作组与一部分同学对立，引起一部分同学与另一部分同学斗争，转移了主功方向，整个方向错了，这是上面的责任。具体到清华，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问题，及各系扩大了围攻，斗争同学的问题，工作组要负主要责任，叶林同志要负更主要的责任，叶林应向大家，向受了委屈，受了不平等待遇，甚至划押，盘问的这些同学赔礼道歉。刚才说的这些事，应结束这些争论，结束这种对立。当然，我不是说原则问题不要争论了，而是说同学之间的敌对状态，互相攻击的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及时地把主要矛盾转向斗黑帮。叶林同志是初步检查，同学们对他们的检查不满意，觉得检查不够深刻，可以继续开这种辩论会来进行讨论。今天会上宣告解决的问题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争论了。今天就有新清华的新革命精神，主要转到斗批改方向去，要进行这三大任误。首先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辩论，批评是需要的，应说明，伍佰多工作组同志总的是好的，是革命的，是愿意为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效力的。是老革命，好心肠，没做好事，给文化革命带来损失。我们上面要负责。明天下午我们要单独找他们开会，更彻底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