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2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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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应当实事求是的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的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了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驻川野战军（五十四军）曾参加抗美援朝，六二年参加中印边界反击战，是全国很好的野战军之一，是有红军传统的一支部队。今年，党和毛主席，下给了部队很大的光荣任务，任务非常重，“三支两军”的任务同时并举。任何一个部队，不犯错误是不容易的。五十四军一开始就支持了左派，但压制了另一派革命组织。这与成都军区性质不同，成都军区是方向性错误，支持了“产业军”。因此，他们错误性质是不同的。重庆警备司令部支农、支工很努力，还担当了部分军管任务，还有军训试点也取得一定经验。我在这里替五十四军讲一句，五十四军被李井泉割裂得非常分散，从中印边境回来就分了四十多个地方，我没想到，今天早上我报告了主席，主席也没想到。这是不许可的。李井泉把他们分散住在四十多处，李井泉有意识把正规军住分散了，地方好影响他。另外，地方独立团扩大，这是李的坏注意。五十四军处在这种很不利的环境下，却支持了左派，不是支持了保守派复辟，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了镇反运动，重庆受了成都的影响。成都军区派公安厅长杨刚到重庆开片会，布置镇反，五十四军没有完全顶住。捕人就捕多了。当然这不是多少问题，问题是不应捕不应该捕的人。文化大革命要搞四大，发动群众，对有过激行为的人，应帮助提高他，为什么要当成反革命？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这是成都军区犯的，重庆受了影响。重庆与成都要区分，重庆与成都不同。此外，在处理不同意见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是参加了革联会的，交院九·一五、西师八·三一不赞成夺权，有不同意见，对革联会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在当时军队应考虑，却支持了一方，而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把部分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错误。
这种错误五十四军领导已开始认真的改正，毛主席看了他们的电报，重庆情况和成都不同。 五月四日 ，五十四军电报提出：只要主席说我们支左支持错了，我们就立即改正。原来没有想到这点，没有想到支持了一方，而没有支持另一方。中央指出后，恍然大悟，正在认真地改。他们已经在宜宾问题之前开始改了，认真在改，坚决地改。成绩还是显著的，错误已指出了，应让解放军有改正的机会，错捕了就放。五十四军在重庆人数不多，任务又重，解放军多少年又没作群众工作了，解放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只要坚决改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解放军是具有伟大光荣传统的，最受群众信赖的，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你们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在文件中避开革联会，是不是和稀泥？不是的，如果涉及革联会，争论就没有结果的，一月革命以来，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可是必须要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才能夺得好。重庆大联合没有联合好，有一派同意，有一派反对。开始没有意识到“三结合”，“三结合”是后来才发展的。革联会吸收几个人（过去负责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在群众中真正“亮相”，所以有争论。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不能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摇身一变。尤其体现革联会是野战军领导的。解放军是支持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后有了权对另一派压制，形成对立，形成二、三月的紧张。说革联会对了，但条件不成熟；说不对，那时又做什么？革联会是军队领导的、支持的。解决安徽、江苏问题都是这样讲的，但是重庆不必这样作。江苏改为军管，安徽最后也军管，文件上没写。如果争论下去，就是吵架，如果再这样吵下去，三天三夜都吵不完。我们应向前看，在四川作出表率，就是由军队领导人出面组织临时筹备小组，向前进，促进其联合，把争论停止下来，再要争论就会不能前进，影响生产任务，广大劳动人民是不同意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向前看，由重庆市的军事领导同志出面筹备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争论就停止下来，这点很重要。如果同意中央决定，回去就不要吵这个了，甚至影响了生产。
为什么没有提谢家祥同志（五十四军政委）？因为他不久要调动工作。筹备小组由蓝亦农同志作主任（组长），白斌作副组长。吸收有代表性的组织主要负责人，不只一方。同时有其他适当干部。干部回去征求群众意见再定。同时，也要有适当负责人，我们了解多数人对辛易之（市委书记，是“革联”夺权后的“三结合”对象）有意见，我们是不能批的，回去商量，找适当的负责人参加。刘结挺、张西挺是被李井泉长期打击的，经过考验，我们把他们提到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重庆条件不成熟，我们没有提名。重庆筹备小组成立后，立即抓革命、促生产，把各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组织起来。如象上海建立后就发紧急十条。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右派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当然，一个革命组织宣布另一个革命组织是非法组织、反动组织的，也要取消。错捕的要放，但现行反革命不在此例。
凡被错打的要恢复名誉。对立现象要解除。受压制的一方，前次让他们先发言，先出出气。现在你们（指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要反过来压他们，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会犯错误。
夺权的一方要多负一些责任，重庆大学八·一五的错误要大些，你们是当权派嘛！过去“八·一五”压了“八·三一”，不要反过来再压，那就永远没完了。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作风。另外的一方也要自我批评，错误只是小一些，只有通过大批判运动才会大联合，通过抓革命、促生产，促进大联合；通过整风，自我批评，就可以眼睛向前，而不是向后，希望你们在大联合方面作个典型。
“产业军”是保守的，头头还有坏的。川大“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去年见他们时是一致的，今年分歧很厉害，“红卫兵成都部队”站在军区一边。我还个别找他们开过小会， 五月六日 事件中，他们都在一三二厂前流了血，血都流在一起了，都是被“产业军”打的，这可以在一起了吧，据说一回去吵得更厉害。
对你们，我们很担心，没和你们开过小会，所以再三叮咛，你们要做出模范。如重大“八·一五”，错误多些嘛，总有错误嘛。如李井泉关在你们学校，总给人有口实。这是过去的事，不深究了。李井泉已经接到北京来了。希望“八·一五”先做自我批评，另一方也要做自我批评，就好办了。至于不要武斗，重庆组织作出模范来。你们送给我的关于武斗情况的照片、材料都是指责对方的，我们看后心里不好过。十四、十五日宜宾事件中，死了二三十人，伤了几百，“产业军”保守派向造反派进攻，后五十四军军队才隔开了。希望重庆山城不要出现。
即使过去有一些事实没弄清楚，组织小组调查，把坏人抓出后也不要武斗。即使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不要抓去放在学校。你们重大八·一五能把李井泉管起来还很不容易，是因为当了权。在北京还不行。北京开始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哪一个红卫兵也不好看管，像个刺猬，交给了卫戍区。
不要搞打、砸、抢，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透批臭，不仅要把威风打下，还要触及灵魂。当然，对煽动武斗的坏人要处理。
这个问题，我说多一点，多寄托希望在你们身上。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阐明了道理，八条讲的是拥军，十条讲的是爱民，结合在一起就全面了。
这个文件的日期是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 。我们一直等到毛主席看了，才来向你们宣读和解释。
（一代表说，重庆接到一个中央八条，现在还在游行）这是谣言，批件我刚拿到，还没印呢。
我们委托军队成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川问题决定在重庆原则适用，但是具体意见要按照五项规定办。我们相信干部总会出来“亮相”的，集中力量斗争任白戈一小撮及各单位，也有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结合。
康生同志讲话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意见。同志们知道这个意见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批准的。文件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解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第一条告诉了我们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就是以刘、邓为代表实行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四川就是李井泉及其同伙，重庆就是任白戈及其同伙，所以无论在军内，群众中对李井泉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