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2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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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作出决定之前，中央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向各方面作调查研究，中央不只听一方面而且听多方面的，赞成　1　·　26　夺权的，反对　1　·　26　夺权的，甚至被通缉的，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和学习主席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方法。中央把各种意见的代表人物，都叫到北京来座谈、调查，听取各方面意见，不是单一方，希望同志们今后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不能单听一方面的，无论什么组织，大联合也好，三结合也好，今后成立革命委员会也好，帮助他方解决夺权斗争也好，这种方法必须掌握，必须经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中央不会仓促作出决定的。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三千万人民的问题，关系到中国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部份。　
第一（略）　
对　1　·　26　夺权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好得很，大方向是正确的，甚至讲反　1　·　26　就是反革命，谁反对　1　·　26　夺权就要镇压。另一种认为　1　·　26　夺权是假夺权。中央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没认为这种夺权是假夺权，也没有认为这种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比如北京夺权夺了几次，中央未作出结论，也没有说那一方是正确的，说反对　1　·　26　夺权是反革命有问题，说　1　·　26　夺权好得很也有问题，这二种意见中央文革都未提，只是指出了存在问题，没有实现三结合，没有把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夺权是非常仓促的，开始认为省委的权不能夺，据讲是受山西消息的影响，另外还听到了不真实的情况，说程明远篡党篡军，军区也来不及看你们的文件很匆忙。因此，必然大联合彼此商讨来不及，据反映八·二七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这种匆忙中间就将应该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没有联合，为什么说矛头没有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我们夺权不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吗？夺李葆华的权吗？夺权后矛头指向何处？对并肩作战的革命组织实行镇压，而不是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组织，将其领导人逮捕了、通缉了，这些组织被解散了，这是大错误，在夺权后对革命组织进行镇压，这个矛头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自己的战友，于得水同志已死了，该联合的没联合，而去镇压，没有集中力量去联合所有的革命组织，夺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权，当然是夺党委的权，但夺权的打击对象是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红卫军，省暨合肥市机关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是在夺权前，夺权后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这一点从同志们告诉我们的，你们结合的干部（省委）不是真正的三结合，不要说任质斌、张祚荫、黄岩、王光宇，就是王中也是长期养病，过去也不是真正彻底揭发李葆华的，而且有些问题上自己也有责任，什么五条、七条，弄到现在五条也没有了，这怎么叫革命的三结合呢？指挥部的个别领导同志，在夺权前和夺权后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主要是打击了一部分革命群众，把不赞成自己意见的人搞成反革命。压制了左派团体和革命干部，实际上情况是这样，中央文件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我们应当说明这一点，安徽夺权没有报告中央，未经中央批准。　
我们要来汇报，中央还没有安排，因为你们的材料我们没有来得及研究，你们自己来了，我们对　1　·　26　夺权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第一次李胜利同志汇报，曹在凡同志补充时当时你们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是要中央承认，没有其他问题，使我们感到问题不大，但又觉得不放心。因此我们提议多来几个同志，多反映几点情况，把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找来谈一下，应当说，第一次觉得有问题，思想是倾向于承认你们的。我们觉得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又觉得不放心，开始没有说你们的大方向是完全对的，但是觉得问题不大，后来经过继续调查，所谓没有问题，实际存在很多问题，这一点是指挥部的同志没有如实地向我们反映，后来通过记者及不赞成夺权的同志的反映和揭露，觉得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就是文件上写的，当权前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的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问题揭露后，总指挥部代表李文安、李胜利同志也觉得　1　·　26　夺权没有成功，存在着问题，我们也考虑这个问题，同时南京军区也向我们建议安徽一时大联合、三结合不易解决，也建议实行军管。在三月二十一日，他们向中央提出军管，并且提出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同志为首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个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安徽军区司令员严光同志、政委宗文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王文模同志、钟国楚同志、蒋开元同志、李士槐同志，这是他们提出来的军管会的名单，中央赞成实行军管，并且以钱钧同志为首。　
第二（略）　
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第二条要提出这一点。　
第三（略）　
第四（略）　
我们觉得现在的军代表是不够称职的，到那里镇压了革命群众组织，这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军事管制的目的。所以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做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二个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要坚决纠正乱冲击，乱逮捕的错误作法。必须说明一点，有一个坏分子，有一个反革命，他也不同意　1　·　26　夺权，也对　1　·　26　夺权有意见，假如这些人是真正的反革命，那怎么办呢？文件上讲得很清楚“因为对　1　·　26　夺权持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真正反革命，那是反革命的问题，要和赞成和反对　1　·　26　夺权分开。不能因为反对　1　·　26　夺权，因而就逮捕，就打成“反革命”。　
第五（略）　
这是因为报纸是党报，不能成为哪一派的报纸，不能宣传　1　·　26　夺权是正确的，反对　1　·　26　夺权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不看是不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用赞成和反对　1　·　26　夺权为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这里必须说明一个问题，不是说报纸能够出版也不出版，而是说不能正常出版的情况下，可出新华电讯稿。　
第六（略）　
本来八·二七是革命组织，长久是不发生问题的，工人联合委员会是革命组织，也是长久不发生问题的，他们是长期与李葆华作斗争的左派革命组织，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防止另一派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或个别领导人犯了错误，因而认为他们不是革命组织，所以要重申这个问题，使不赞成　1　·　26　夺权的明确这个问题。这二个组织过去是，现在也是革命组织，不能因为个别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同一司、三司等组织不赞成　1　·　26　夺权，因而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反动组织，因此肯定从他们现在情况看来，他们也是革命组织，当然还有许多组织，比如夺权时二十多个组织，不能够一一都写上。因此，八·二七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这些都是革命组织。这些组织不是都没有缺点的，都要进行自我整风，着重进行自我批评，但是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　
第七（略）　
第八（略）　
为什么要单独写这一条？我们认为八·二七也好，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也好，犯了一个很大错误。因为没有支持早站出来的革命干部，因为我们知道，要真正斗倒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机关干部起了很大作用。安徽的有利条件是机关干部起来较早，比其他任何几个省都有利，原因是李葆华在三六事件对革命学生实行血腥镇压，使机关干部觉悟起来了。这些人受压制，这是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损失，同志们要注意，地县也好，要注意夺权中要支持机关干部起来革命，特别要支持早站出来的革命干部。　
第九（略）　
中央决定一共九条，另外说明一个问题，刘秀山同志的问题，没有写进来，因为主要是谈夺权问题，刘秀山问题应该调查，你们供给材料，但与夺权无直接关系，不在这里布置了，这不是说不要调查这个问题了。　
周总理：　
刚才康生同志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了九条决定，在座的各方代表还有什么意见要谈。（发言……略）　
我们希望你们的态度是真诚的，问题不在于请罪，凡是你们要承认，在军管会成立之前，军区代行职责，不能再有打、砸、抄、抓，不准武斗。军分区要向军分区、基地传达，你们要向家里布置，打电话回去，首先停止武斗，通过全省、各个线的有线广播说服他们。首先要打电话回去，看谁执行的真诚，准备、军队、军区、军分区委非常谨慎，要劝说、说服，不要动武器，这样情况就会好的，要做说服工作，如果双方是真诚的，不要说得太多，看实际行动，看谁的主席思想红旗举得最高，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斗争、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认识要从行动上证明，如果不是这样，就暴露了他们，一大批人军区要说服，很可能被包围，甚至会冲军区，好人冲一下，他们会走的，坏人冲一下就暴露了，经过说服最后剩一、二个或三、四个人，人们就认识了，要改变过去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拨离间的状态，如果你们觉悟了，认识到上了当，不觉悟就要走到错误道路上去，严重的错误允许你们改正，希望你们同志回家后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在中央九条的指导下，允许改正错误，真正揭露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谈到有人提出要三司同志回安徽），三司同学不回去了，你们回去见诸于行动，相信你们有这个能力，在座的各方代表都有，不需要北京的同学再回去参加（关锋：你们要有信心嘛！）同志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挂帅，团结起来，军管会帮助一步还要过渡到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相信你们会搞好的。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　3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　1967　年　4　月。　229）　周恩来与国家计委群众组织代表的谈话　

周恩来　
1967。04。06　
〖周恩来接见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各群众组织代表，参加接见的：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　
总理：首先要讲一个问题：按照主席思想办事。找各派谈话，各派的权利是平等，尽管他们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