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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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件中说他搞“军党论”，他根本不同意。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名词，不记得在哪里说过。在财经会议上批评一波时我讲过‘枪杆子造政权、枪杆子造党’这句话，那是引用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的话”。他承认确实散布过“白区党”、“苏区党”之类的话，但他说这不是他的发明创造，由此来说他“制造军党论”，不符合事实。
赵家梁如实向周恩来汇报了高岗的说法，并问：
“‘军党论’的根据是不是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
“是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根据？”
“没有。”
“高岗的这个发言稿，是马洪和我们几个人帮他准备的，其中关于‘枪杆子造党’的一段话，是引用《毛泽东选集》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有关内容。”
周恩来认真听着，没有再说什么。
后来，高岗专案组的李波人对赵家梁说起“军党论”的问题，赵也对他作了解释。李波人说：“高岗只说‘我们的军队’，没说‘共产党的军队’。”
赵说：“从引用的全文看，‘我们的军队’自然就是指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不会是其他党和国民党的军队。”
高岗还认为文件中所说“利用各种机会”、“有计划”、“寻找矛盾”、“今天反这，明天反那”等等，这些话都不符合事实，讲得过分。
他坚决否认自己反对刘少奇是要“取而代之”，否认有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野心。他说他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比他能干的，比他威望高的，大有人在，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当领袖。他坚持说自己只是想帮毛主席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只要不是刘少奇，谁上去都行。
在交谈中，赵家梁有时提一些问题，有时劝慰一番。两人意见没有统一，也没有闹气。最后他茫然自问：我真的有这么坏吗？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为什么至今还不能交代？唉！欠了党和人民的债，今后怎么还呀？
尽管他面对中央文件心情很激动，感到万般无奈，有委屈、气愤、抵触情绪，但他还是与赵家梁商量下一步怎么进行反省。
晚上十点半，他自问：是不是要写个信给总理？
半夜以后，他仍独坐起居室沉思流泪，李力群多次催他休息，至凌晨四点才上床就寝。
以后连续好几天，他睡不好，吃不下，不停地想心事：——什么“确凿材料”，什么“无可置辩”？不见得！既然材料还在“调查集中”，为什么现在就匆匆作结论？
等到调查清楚再作结论也不迟呀。看来，有些人其实不关心事实究竟怎样，而是只要给我高岗作一个“要造反”的“结论”。至于我是不是真的“要造反”，是我自己“要造反”，还是有人让我“造反”，在他们看来，这似乎并不重要。这样事实依据不充分的结论，又怎能令人信服呢？
——照这样下去，我的党票没了，政治生命也完了！无论我怎样交代，他们都不会放过我。前途？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至于杀人、逃跑，太看重我了，我绝不会干这种事！至于自杀，已经有过一回，以后会不会再有？那得看情况，但愿不再发生……
周恩来很认真地听取有关高岗情况的汇报，一再提醒管教组，要提高警惕，注意他的安全，不要再出问题；要尽量挽救他；同时在原则问题上，该争的要争，该刺的要刺，不要怜惜他，要说得狠些，这才是真正为他好，真正帮助他，当然，要注意搞好关系。
1954年3月19日，高岗根据中央要求，写了关于家庭有没有问题的材料。当天下午，他主动提出：从明天起，开始进行反省。
（三）反省、检查
从1954年3月20日到4月30日这段日子，高岗的生活平稳有序，每天看书学习、反省检查，与赵家梁交谈，也玩牌下棋，调剂生活。
1954年3月24日及随后的几天，高岗心神不定，显得沉闷，下棋、打牌也不那么专心，晚上都在凌晨一、二点钟以后上床休息。他自己说：心里很沉痛。
1954年3月25日中午，高岗来到赵家梁卧室，无奈地说：“北京时期的错误和犯错误的思想动机，我自己写了七八条，这是我的真心话。如果自己替自己做结论的话，应该开除党籍。”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地说：“中央对我是仁至义尽了，我听从总理的指示，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一个党员。今后，党籍如果没有了，给我任何艰苦的工作都可以。党可以长期考察了解我今后的行动表现。如果党还要对我长期管教，我坚决服从”；“我只要求做个公民，看看社会主义建设，就知足啦！”这天，他还提出换房搬家的问题。他说这些时，满眼泪水，十分悲伤。
尽管高岗的态度比较认真，但对北京时期的错误性质及其危害性的认识，跟中央的结论意见有相当距离。在好几天的交谈中，都是摇头叹气，一再表示没有搞“军党论”，没有反对周总理。在整个反省过程中，根本没有说到他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位”及有“野心”的问题。直到1954年4月2日，仍无多大进展。
赵家梁建议：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再谈。不然顶牛了，检讨不下去，这样不行。
这个建议引起高岗的误解，以为赵不愿帮助他了，以后好几天不找赵交谈。
当时，高岗以为赵家梁很快就要离开，便征求赵对他的意见。赵坦诚地说了对他的看法，高认真倾听，频频点头。他虽未忘记赵是管教他的组长，不无戒心，但似乎更多的是把赵当作秘书、朋友。
1954年4月2日晚上，习仲勋、贾拓夫一起来跟高岗谈话，说到：
你要有接受长期考验的思想准备；
搬家的问题，要你自己给中央写信提出；
李力群可以考虑安排工作。
从此以后，除了习仲勋以外，再没有什么人来看望高岗。习仲勋是受中央委托来做高岗的思想工作的，有时来询问一些历史情况。
这段时间，高岗已能够比较冷静的看待刘少奇的报告和周总理的总结。1954年4月3日，他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并请周转交给毛泽东 【注5 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中共党史人物传》8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06页。】（此信未经赵家梁之手，他后来才知道），表示“同意周总理总结的精神”，要“从历史根源、思想根源进行深刻的彻底的反省”，并“向党和毛主席保证：过去犯过的可耻的叛党自杀行为不再犯。”
习仲勋来，有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向他透露一些外面的消息，如；
东北也在召开高干会了，某某回去参加揭发你的问题；
罗瑞卿、周桓等人在座谈会上很活跃；
有人提出要开军事法庭审判你；
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他们都过不了关，说他们与你一起反党，是个反党集团；
某某承认自觉反刘、反党；
已经成立了你的专案组，邓小平是组长，小平说你交代问题像挤牛奶……
这些，都给他的思想感情带来极大的冲击，他越来越感到迷惑，也感到歉疚：我能过得了这一关吗？就算我真的万恶不赦，为什么要把东北局的同志扯进来呢？
一天，他对管教人员说：我犯错误，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该牵连东北局的同志，他们都是为党工作，怎么可以说是我的”反党集团“呢？特别是明远和马洪同志，在东北局做了不少工作，很多政策是他们提出意见，由我出面。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主要是明远抓的，他出主意，想办法，再由我出面提出来，他是有功的呀。明远不是我这个山头的人，从来不在我面前谈论少奇。现在他们受我的牵连，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他向管教提出：可不可以见见明远、马洪、郭峰？
李树槐说：不可能！现在你还要求见他们？
赵家梁也说：这不可能，人家不会来，中央也不同意。再说，你见他们，反而起不好的作用。
高岗很不服气地说：难道我还和他们搞串联吗？只不过是想当面向他们道歉……
后来，李树槐问李力群：高岗为什么要见明远、马洪和郭峰？是不是有话要对他们讲？
李力群说：不知道。你可以去问他本人，你也是陕北人嘛。
李树槐一陕北瓦窑堡人，原是朱德的卫士长，中南海的警卫处处长。临来高家之前，朱德嘱咐他好好照顾高岗。在高家，他偶尔乘楼上没人时上去看看。到了1954年7月，他就调走了，临走时他再三要李力群好好看着高岗，要谨慎，有些话不要随便说。
高岗的卫士长魏宝玉，在出事后不久也调走了。一次高岗问李力群：可不可以见见魏宝玉？还要求见习仲勋，都被拒绝了。
还有几件事可能影响他的情绪：一是李力群心情沉郁，时常对高岗发脾气；二是1954 年4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高革命警惕》，高岗看后，思想负担很重。
1954年4月7日一早，高岗郑重提出：要求赵家梁继续帮助他反省检查；恢复每天交谈；并表示保证服从管教。赵家梁诚恳答应了，希望他好好想问题，不要胡思乱想。
晚上，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对高岗说：饶漱石已经彻底交代了，你也该快点交代吧，不能老是玩儿。高岗听了很不高兴，拂身而起，很有气地说：“你离开我好了！”
1954年4月8日，高岗又开始反省他对刘少奇的问题，态度比较真诚、沉痛。他说，要说有“野心”的话，不是假的，就是想把刘少奇拉下来，不赞成他当毛主席的接班人。这个“野心”，何时才有的？是在财经会议前后，以前还没有。
这天午饭前，高岗再次要求赵家梁每天跟他交谈，帮他记录、整理并表示不再玩得太晚。当天晚上，果然早早上床休息。可是十天以后，又很晚才睡。他辩白说“上床早了睡不着，反而难受。”
1954年4月15日、16日两天，高岗着手起草《我的反省》。17日到19日，一面看稿，一面修改补充。20日起，一连好几天，高岗一面修改核定，一面誊抄，一天大约抄写几十页，五六千字，这对高岗来说，相当繁重，恐怕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一口气抄写过怎么多字。
这段时间，他好几次想找习仲勋、贾拓夫来，也曾问过安志文，马洪是否还在计委，能不能来。他很想知道他们对他的检讨有什么意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谁都没有来。高岗心里很不是滋味，说：既然他们都不来，我也不给他们看我的反省稿了。当天，他只请机要秘书董文彬给他提了意见。
1954年4月29日上午，高岗还是叫人把反省稿给习仲勋送去 。傍晚，习仲勋把稿子退回，请赵家梁转告他：“篡党夺权的要害问题，只字未提”
高岗听了非常激动。经过一夜的反复斟酌，1954年4月30日一早，终于在反省稿的最后部分添上了：“实质上是企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位”。
这句话包含了多少委屈与无奈！在这个问题上，高岗一开始就“卡壳”。但经过几个月的抗争，最后还是不得不写下这句违心的话。他又特意用“实质上”、“企图”这样一些虚擬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又有谁去注意，去认真推敲其真实的含义呢？
这天上午，高岗这说了句：“那就只好这样吧！”就让赵家梁把这份二三万字的《我的反省》送交中央。
（四）在期待中煎熬
从1954年5月1日到6月24日，高岗进入了漫长的等待处理阶段。这50来天，从表面上看，高岗心情比较平静，看书、学习、打牌、下棋，每天傍晚下楼跟警卫战士一起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