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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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单如何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传说不一，最可能是安子文呈送毛泽东的。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他在反省时承认：“我主观主义地认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是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他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谈过这个看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他以为毛泽东一定还会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所以在遇到朱德和邓子恢时，便问他们是否看到这个名单？令他惊讶的是，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后来在一次小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安子文说：“你一个组织部的副部长，有什么资格拟定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安子文承认错误，作了检讨。毛泽东没有深追，只说：“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
高岗出事后，有人说这个名单是高岗授意搞的，并且事先看过，也告诉了饶漱石（言下之意，高岗是贼喊抓贼）。还说安子文拟的名单中，其实是有林彪的，所谓“有薄无林”，完全是高岗造谣，是别有用心。
这个名单是高岗授意的吗？
首先，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毛泽东即使有改组中央政治局的打算，也只能是在党中央少数人中间议论的极为机密的事情，他首先应当与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刘少奇商量。而考虑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问题，本不归高岗管，但他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也是正常的。
高岗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与组织人事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与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副部长安子文，都没有直接工作关系。高岗与安子文虽然是陕北同乡，但是他很清楚，安子文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在思想上。感情上都有相当的距离。无论从工作上还是从私人关系上说，他都不可能向安子文透露这类消息，更不会向他“传达”所谓“毛泽东要改组政治局”如此极为机密的讯息，或“授意”他搞这个名单。相反，刘少奇无论从工作关系还是从各人关系上来说，向安子文透露这一讯息，或是布置这类任务，都是顺理成章的。
其次，从名单的内容来看，如果这个名单真是高岗让安子文搞的，如果真是安子文事先给高岗看过，那么，高岗怎么会同意这样一个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的名单呢？那应该是一个有很多“高岗亲信”的名单才是。
其实，安子文在检讨时根本没有提到是谁向他传达的讯息，也根本没有提到事先给谁看过这个名单。安子文当然知道，这样一份极为机密的名单，在送交党中央、毛泽东之前，绝不允许传出去或事先送给某人看。他确实根本无权自己搞这个名单，难怪毛泽东对此很生气，严厉批评了他。但毛泽东为什么不深追这名单的授意者呢？其实他心里很明白，不便说穿罢了。
名单中究竟有没有林彪？
有些书刊肯定地说，名单中有林彪，而且很具体地说，安子文把名单分为两组，一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是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是：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注7 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28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名单的一组里，既有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的名字，又有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的名字。如果这个名单真是安子文所拟，那么，列入两位中南局书记，显然不合适。
为什么会这样？林彪从1950年起就因病休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工作一直由第二书记邓子恢代理主持。1953年3、4月间，安子文拟定这个名单时，自然而然地写上邓子恢的名字作为中南局书记，而没有写上已休养三年的林彪，是完全可能的。高岗当时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名单——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
然而，这个名单后来被某些人出于某种目的而加进了林彪的名字，不料却又露出破绽。
名单扩散
在对待这个名单的问题上，高岗确实表现很不正常，而且犯有很大的错误。他不但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毛泽东谈，也没有在中央的小会上谈，更没有找刘少奇谈。尤其是“有薄无林”这个问题，更是有关向毛泽东谈而未谈，是高岗的极大错误。
他在检讨时说：“问题是，应该马上给毛主席讲，却没有讲，真是天大的错误。认为书记处不能解决问题，彭真搞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搞文委，邓子恢农业，安子文组织，刘澜涛财经，饶漱石管工青。我认为不能解决问题，是安插人。政治局名单和中央各部委的分工，我认为是少奇同志搞试探，认为少奇在政治上没有新的东西，现在抓组织。而我把这些看法和一些信得过的同志谈了，我和陈云同志谈过。”
高岗另一个大的错误是他没有听毛泽东“不许扩散”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他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借以攻击刘少奇。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行为，并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也引起毛泽东对他的怀疑和警惕。
1953年11月，叶剑英和谭政从广州来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向毛泽东问起“有薄无林”名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非常惊讶，也很生气：“你们从哪里知道的？”
后来在中央的小会上，毛主席追查此事，没有人承认。毛泽东说：“这件事一定要在中央的小会上查清楚！”高岗心里明白，是他在广州时泄露出去的。但是，他没想到毛泽东会如此重视、如此生气，所以他不敢承认。这更激怒了毛泽东，认为有人对他阳奉阴违，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把高岗单独留下，强压怒火，和颜悦色地笑问：“你知不知道是谁泄露的？我怀疑是饶漱石。”
高岗很紧张，还是没有勇气当面认错，只含混地说：“饶漱石？恐怕不会吧？”
其实，毛泽东心如明镜，而高岗却一错再错，并且一次又一次失去认错、改错的机会，使自己越来越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
毛泽东如此重视这件事，不仅是因为高岗不听招呼，违犯了纪律，他怀疑高岗还背着他散布了别的言论，怀疑他到广州与某些军界人物进行了“串连”。而高岗的吞吞吐吐，更加深了他的怀疑，也更令他气恼。
二、自铸大错
高岗沉浸在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与赞扬之中，得到了毛泽东的明言与暗示，有被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刘少奇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少奇“挪位子”、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泽东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接受陈云的经验，心甘情愿但当重任，自以为这是对毛泽东尽忠尽力，除去心病；以为这既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是为党办一件大好事，准会得到毛泽东和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便冒出一股“我不出头谁出头”的傻气，一马当先，积极行动起来。
高岗最大的失策是：第一，错估形势，选错时机。他没有看到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安定团结；也错估了力量对比，既过高估计自己，又过低估计对手；没有相应的对策，更没有想到一旦失利，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如何应付。他盲目地沉浸在一片赞扬和吹捧声中，对财经会议后政治形势发生的细微征候毫无觉察。他也没有认真对待那些不利于他的流言蜚语，反而很得意。殊不知有人正在暗中收集他的“反刘言行”和“另有司令部”的材料，准备对他进行反击呢。总之，他犯了兵家大忌，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第二，听信陈云的话，事先没有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就干起来。这正好成为他“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的把柄。第三，自以为深受毛泽东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泄露了毛泽东的“天机”，打乱了其战略部署，而且授人以柄，让自己背上了“造谣污蔑”、“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
他就是这样盲目乐观，错估形势，轻举妄动，犹如盲人骑瞎马，结果一头栽下马去，跌下悬崖，落得身败名裂，丢了性命。
三、财经会议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发生的所谓“批薄射刘”风波，至今一直被说成是高岗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而故意挑起的。
果真如此吗？不！
制造这种舆论的人，恐怕连自己也不会相信，高岗又那么大的能量，足以操纵会议的进程么？就算他高岗确实有意“杀偏凤”，还有毛泽东掌舵嘛。散布这样的舆论，把毛泽东至于何地？
其实，只要认真回顾一下这次会议进程，就不难看出，会议始终是按着毛泽东确定的路子进行的。
（一）毛泽东谈过渡时期党的任务
按照原定计划，财经会议的议题是讨论财经工作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注8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16叶。“1953年6日毛泽东关于全国财政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给陈云等同志的信：陈云、一波、富春同志：五月廿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些，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杨立三应参加），均应有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闻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但由于毛泽东在会议之初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这次会议成为一次重要的政治会议。
在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方针的理解各有不同，党中央内部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设想，就已经产生了意见分歧。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方针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没有说明“恢复和发展生产”需要多长时间，也没有说明两个“转变”从何时开始，怎样实现。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实现两个“转变”的过程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然后再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阶段。他在1951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会会议的讲话明确表达了他的 这个观点，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同年6月30日，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