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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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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大楼在修建,刚建成的宿舍权充办公楼,一座二层小楼是将来的幼儿园,现在暂做计委主席、副主席们的办公室。
在这里,我们向读者介绍高岗在停职前最后两个月的工作情况,丛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高岗的确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953年11月5日下午,高岗在办公室与计委的几位负责人商谈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安排,谈增产节约、基本建设、组织机构等问题,主要是着手编制1954年的年度计划,检查1953年计划执行情况,并联系考虑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11月6日上午,部署明年第一季度的生产准备工作。下午学习会,谈总路线、国家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和稳步前进等问题。
11月8、9日,高岗阅处11个中央文件,其中有中朝铁路协助草案、中央关于批判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空军司令部对有关工业部门修理任务的意见等。
11月10日,批阅七个文件,有关于增产节约的报告,及援助朝鲜修复铁路方案等。
11月11、12日,批阅12个文件,听取军工项目在西安选厂址问题的汇报。
11月13日,阅处六个文件,听取海军司令部关于三年建设计划的汇报。
11月15日,与金日成会谈。这天是星期日,本该休息,但却格外繁忙。那天一大早,高岗尚未起床,李富春就打电话叫赵家梁到他家去谈问题。
李富春住在万寿路一栋日本式的平房里,不到七点钟,他已坐在办公室等着了。一见面就说,“有几件事,你记一下,回去向高岗同志汇报。”接着,他用了半个多钟头,谈了以下五个问题(大意):
1、计划分口问题:12月底以前提出讨论,送中央。
(1)过渡时期,计委负责搞工业,搞国民经济的综合。其他归各口各委负责。
(2)各口各委的工作机构,就是计委的各专业局。
(3)计委要有一个副主席或委员负责综合计划局,单靠杨英杰不够。张玺同志觉得面太大,搞不了,要求先窄一些。增加一个副主席或驻会委员来管综合,很有必要……这样,拓夫、张玺可多注意生产,志文、马洪可多注意基本建设。这个问题请高主席考虑。
(4)物资分配问题。目前机构不够,如不想办法解决,要被动。内容和机构都要加强。生产资料的分配,要统一地有计划地掌握;对私营和地方工业要求加工订货计划。物资机构要扩大,物资局以上,计委以下,组织一个物资分配委员会,由商业部、对外贸易部、粮食部参加,执行机构为物资局和商业部。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不搞委员会,就加强物资分配局的领导,分为综合物资调拨局、专业物资调拨局,物资计划局就把商业、外贸扭在一起。这个问题,今年12月内解决。
2、1954年计划的投资方案问题。
首先是确定利润,各有各的数字。最困难的是重工业方面的……以倪伟为主,把帐算清楚。小平说,各部的增产节约利润,超计划的部分,可以转入明年投资,增产节约外的超额,可以有百亿元。在包的原则下面,百分之七八的预备费可酌量减少一点。最好11月20日左右搞出来。
3、141个项目问题。
苏联设计专家来,一是搜集技术资料,待专家来鉴定;二是设计任务书的制订;三是各部为主,计委各局参加,确定各个项目的各部门之间的协助问题;四是厂址的选择布局问题,要考虑战略要求、工业布局、城市规划等。基本建设的设计计划工作,拟于12月3日至5日开会,请专家讲一下。
4、1954年的计划问题。
下达情况要通盘作一次检查,哪些还有意见,检查一下帮助订计划的情况,规定的时间不松口,可考虑让下面的时间多一些。
5、干部问题。
(1)3000名干部的配备问题,吧根据搞清楚。
(2)实习生问题,1954年997个。关键是:第一,各厂不愿抽调;第二,公安部的审查。
(3)对专家的关系检查,各部的,计委的,要催一下。
(4)刘某去苏联,拓夫找他谈话,要刘澜涛参加。
(5)各部的情况,“重工业部和一机部的干部提拔有偏”的说法不一定对。轻工部、纺织部的领导弱,需要主动把各工业部的情况了解一下。有几位同志拟担任一些部的副部长,如同意,请中央组织部办。
本来,作为计委的副主席,【注9 1953年9月,中央任命李富春、贾拓夫为计委副主席。】李富春完全可以直接和高岗谈,不知为什么,却要通过秘书转达他的意见。高岗对李富春的意见很重视,只是当天他要与金日成会谈而无暇顾及,便让贾拓夫考虑,以后再另找时间与李、贾一起详谈。
事后听说,李富春当时已知道,由于高岗在毛泽东面前为饶漱石说好话而挨了批评。他担心高岗要挨整,所以用这种方式,既提醒高岗慎重小心,又不落下与高岗又什么干系的痕迹,可谓用心良苦。遗憾的是,粗心的高岗并未注意这一点。后来在揭发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果然有人提出“李富春与高岗关系不正常”的问题,可见他并非多虑。
外交工作本由周恩来主管,但毛泽东却把一些事情交给高岗处理。一次,外交部给毛泽东一份关于参加世界经济互助会问题的请示报告,他转给高岗阅处,问他是派代表团还是派观察员去参加?请高岗提出意见。
与金日成会谈的工作也交给高岗。
会谈安排在1953年11月15日上午,高岗与金日成是老熟人、老朋友了,会谈中自然是坦诚相见。先由客人详细介绍朝鲜的人口、农业、工业等情况。16日上午继续会谈。客人着重介绍食油、财政、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并提出要求援助的一揽子方案。其中包括建筑材料、钢材、铁路、铝材、燃料、粮食、食油、副食品、棉花布匹、及生活用品、文化用品等等;还要我国派技师、技工去朝鲜,他们派2000~3000个人来华学习。
中国政府非常同情朝鲜人民的困难,经过会谈,对他们的要求给予了尽可能的满足。
金日成对此次会谈,尤其是中国答应给予无偿援助,非常满意。他一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感谢。归国途中,在列车上还打电报,说此行极为满意,谈得很顺利,很成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满地解决了重大问题,再次表示对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对归国十分感谢。
铁道部修建鹰厦铁路,是邓小平主管的工作,因其中涉及军事方面的问题,毛泽东也批给归国处理。后来将此项工程纳入了国家建设计划。
山东省委关于开展“新三反”运动的报告,毛泽东首先将草拟的批示征求归国的意见。
这些本不属于归国分管的工作,毛泽东却批给他去办,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对高岗的器重和着意培养,但另一方面却让一些人感到高岗的手“伸得太长”,竟到别人碗里抢饭吃,难免有“抓权”之嫌。
1953年11月21日至22日,修改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稿。
彭德怀在准备这个报告时,毛泽东曾让他去找高岗帮助,说高岗手下有一批秀才。高岗也确曾帮彭德怀修改过这个稿子。
其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奉命全权发展后勤工作,与前方的彭德怀配合得很好,得到彭德怀的高度赞扬,这无可厚非。现在彭德怀来找他帮助修改抗美援朝的工作报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1953年11月21日下午三点钟左右,他带着报告稿来到高岗家。
“老高啊,这个稿子我又改了一下,你再帮我看看吧!”
高岗也不推辞,送走了彭总,立即与赵家梁一起研究,整整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是星期天,从上午九点开始,高岗又和赵家梁一起花了四个钟头仔细推敲。下午三点不到,彭德怀就来了。赵家梁陪他到楼上高岗的起居室。
高岗说:“你这个稿子,我们花了一个晚上,一个上午”
彭德怀十分诚恳地说:“哎呀!真是抱歉,太感谢啦!”
“这个报告总的看,写得很好,内容、架子都可以。有些具体意见,由赵秘书说说,不一定对,供你参考。”
赵家梁就逐一讲述了上午准备好的内容,最后说明:“这是上午高主席跟我交代,请彭总参考的。”
“哎呀,你可真是帮了大忙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这个二三万字的报告仔细地看了,还提了修改意见!还耽误了你的休息!”彭总惊叹高岗又如此充沛的精力,如此认真地看了他的稿子,不但提了意见,还花了很大的力气亲自动手修改。他一再表示,非常感激高岗真心诚意的帮助,非常钦佩高岗敬业精神。临走时,他双手紧握高岗的手,再次表示深切感激之情。
1953年11月下旬,高岗召开地质部和燃料工业部的会议,解决关于勘探工作分工合作问题。
同时,在军委扩大会议前夕,高岗根据中央的意见,注意抓了海军建设。11月26日,海军司令肖劲光汇报海军建设规划,在考虑三年计划的同时,也初步考虑了五年和十年计划的要求,以求与形势发展相适应。事实上,海军的建设规划不可能单独考虑,还要与整个军事建设、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相协调。
1953年12月初,听地质部李四光、刘杰、何长工等谈地质部工作;听西安、兰州、北京等地区城市规划问题的汇报。
12月14日,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叶季壮等根据与苏联谈判的情况,商议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贸易问题。
12月15日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高岗主张轮流。
12月中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来华参加鞍山三大工程竣工典礼。17日上午,高岗、李富春和贾拓夫在计委办公室商量由谁陪同苏联客人去鞍山。他们三人都愿去,互不相让。争议了好久,最后还是李富春、贾拓夫让了步。按理说,李富春去比较合适,高岗不一定非去不可。他坚持要去是另有原因,但当时并没有讲明。
12月21日,高岗主持计委局长会议,讨论1954年的财政计划。他认真听了财政计划局倪伟的汇报,以及有关各局局长和马洪、张玺、安志文等委员的意见之后,讲了以下意见:
1、速度多少,把有利、不利因素都要考虑在内,应是百分之几,就是百分之几。
2、成本,今年能否降到7。2%,明年是否可降至6%,要和各部一起算,不要自己偷偷在房子里算。
3、明年收入,我倾向220万亿元,各部硬不承认,就不要搞翻了。
4、开支,还是照原来的,不开口子,确有问题的,摸一下,开个单子,必要时再商量增加一些。
5、城市建设,大的是水源问题。新的城市确实需要的,可以;一般可由各地附加解决。
6、现在突出的矛盾是:到处要增加投资,减少利润。要集中解决这个问题。综合局要研究解决,要分主次,要从几个年度结合考虑。
7、基本建设,分哪些列、哪些部列。至于设计,一定要列上,不能耽误。
这是他最后一次比较认真地参加的计委会议。直到此时,高岗还能把思想集中在工作上。
但是,在此期间,毛泽东已对高岗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一进入12月,毛泽东就开始找一些高级干部谈话,调查高岗的“反党言行”。
高岗察觉到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几次会议之后,他显得心神不安,参加计委的会议,听取汇报时,思想不能集中,听不进去,常常要秘书坐在他身后,给他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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