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游戏-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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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俱乐部是赫姆斯在北卡罗来纳的权力核心，这个组织是全美仅次于共和党的第二大政治募款团体。利用其外围企业组织，国会俱乐部替赫姆斯所支持的候选人及议案，募集了上百万的基金。它在1984年缔造了参院竞选史上的最高竞选经费纪录，赫姆斯募集了1640万美元以蝉联议席，他这种惊人的募款能力，使得贝克封他为“政治募款的洛克菲勒”。
在华盛顿，赫姆斯是许许多多右派组织的龙头老大，他丑化对手的广告战，深深地启发在全国专司进剿自由派及温和保守派政治家的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他是保守核心会议及自由美国青年组织的精神领袖，也是国家政策委员会的创建人，该委员会是为了要对付外交委员会的右翼组织。另外，美国关系研究院、自由社会中心、货币及通货膨胀研究院、美国家庭研究院、美国关系研究院外交事务协会、国会俱乐部基金等，以及数个游说团体，都是他的智囊机构。
这些机构赋予了赫姆斯动员基础支持，以向政府其他人员施压的能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陶德说；“如果不是因为发动信海及电话战术的能力，赫姆斯绝无这么大推动议题的能力。如果他本人不能说服你，他还可以发动好些人来影响你。”
也有人认为，本来应是赫姆斯指挥他的组织，但有时却本末颠倒：赫姆斯有时必须大鼓簧舌在国会阻挠议事，这完全是为了作秀，以吸引更多的政治捐献来维持组织经费，金事件其实就是一个例子。1982年因赫姆斯、尼科斯及伊斯顿等人阻挠议案，使得国会议期一直拖到圣诞前夕还未结束，终于惹火了别的议员，一位素有修养的共和党议员也谴责他们“冥顽不灵、恶劣不堪”，最后这项法案还是通过了，赫姆斯受到同僚的嘲笑，不过嘲笑也没关系，他这一招又感动了乡亲，政治捐献再度蜂拥而至。
一名助理告诉我，贝克有一次说，赫姆斯凿井自陷，已成为“自己一手创建的广大组织中的俘虏”，因为他必须不断制造新问题来吸引选民的政治献金。到底是赫姆斯推动国会俱乐部，还是国会俱乐部推动赫姆斯？贝克一名副手告诉我：“只要有问题让他们炒作，他们就有得混。”
赫姆斯有时也设法推展他自己的外交政策。他认为舒尔茨受到求和派外交属员的蛊惑，并指称连凯西领导下的中情局，在武器间题上都受到“亲苏派的偏见煽惑”。
赫姆斯的手法跟大多数参议员不一样。大多数参议员的游戏目标是推动计划和通过立法议案，赫姆斯恰好相反，他是采取拖延行动和进行阻挠演说。他提出节外生枝的议案，专要惹怒自由派议员和搞砸他们的议案。
贝克有天上午告诉我：“每次只要他们想破坏一项议案，赫姆斯就会把堕胎修正案或校园祈祷修正案加进来。而魏克参议员也会站起来庄严地宣布他会用余生之力来进行演说阻挠。老实说，从参院观点来看，赫姆斯真是一名糟糕透顶的议员。因为如果想要为参院、国家或党做什么事，去找赫姆斯商量，非得花上儿个月的时间去磨不可，否则无法达成协议。就拿国务院从事任命来说，我又不得不看着它受几个月的折磨。”
赫姆斯最喜欢拿来对付舒尔茨及国务院的武器是“拖”字诀。
每一位参议员都有权“拖”，这是参院对参议员的一种礼遇。当参议员个人对总统提名人选有异议时，他们都有权拖延，大多数参议员对这项权利只是在他们对人选认识不深时偶尔为之，赫姆斯却经常使用。
1981年，赫姆斯迫使国务院亚洲局“清局”，并对一项基辛格的旧属的人事任命案拖了5个月之久，迫使两项任命阵前换将。基辛格的人是赫姆斯最喜欢拿来开刀的对象，他对基辛格1982年与苏联大谈和解一事深恶痛绝。1982年赫姆斯对里根武器管制暨裁军总署的两项人事任命，也拖了好久的时间，逼得里根最后不得不撤回这两人的提名。1985年6月，赫姆斯搁置了舒尔茨所提的39项大使及高职官员的任命，企图借此迫使舒尔茨改任6名赫姆斯中意的人选。在7月到11月的时间里，他阻挠基辛格助手洛德出任驻中国大使，一直到当局承诺不透过联合国经济援助中国的家庭计划后，他才放手。
共和党领袖辛普森说：“麦参柏跟赫姆斯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两人都甚少鼎力支持任何法案，有些参议员想尽办法想找出赫姆斯或麦参柏大力支持的法案，只为了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惜事实上除了一些难以察觉的蛛丝马迹，少有他们两人‘心爱法案’的存在。”
不过，有时赫姆斯也会阴沟里翻船。举例来说，1986年初，赫姆斯力保马龙出任伯立兹大使，经过激烈争执，舒尔茨终于提出马龙。不料，参院中两名民主党议员反对这项任命，他们认为，马龙于参院外委会交代过去行为时曾作“伪证”，他在国务院时，亦有些图利他人的嫌疑，外委会最后搁置了马龙的任命，这在本世纪还是第一遭。赫姆斯气得跳脚，指国务院中的“反里根派系”暗中破坏此事，不过他还是不得不放弃马龙。
所以刺猬政治家有一天还是会碰上从另一方面来的刺猬力量，不过在棋逢对手之前，这种刺猬力量是可以建立奇效；这说明集结多人通过议案固然可以展现议员的权力，但一名议员孤军奋战，以螳臂挡车的态度来抗拒多数党的意愿，也照样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权力。
第五章 管道游戏
第五章 管道游戏
罗伯·史特劳斯是一个从未被选任政府公职，却成功地扮演权力掮客的角色，是个典型的华盛顿政治人物。1972年，麦高文竞选总统失败后，史特劳斯出任民主党全国主席。卡特总统时代，史特劳斯是总统的政治顾问、中东谈判代表以及特别贸易代表。而在1980年卡特竞选连任失利的那次大选中，他也担任其竞选主席的职务。这么一位具有浓厚党派色彩的民主党员，如今却也能与共和党高官们关系密切，并受到里根总统的青睐，拔擢进入超党派的委员会中。事实上，精明玲珑的史特劳斯在新闻界与政治圈中确是广受欢迎，他信手拈来的政坛趣闻，以自己或其他政治人物为嘲讽对象的玩笑最为吸引人。我们说，史特劳斯是个不惜下大赌注的政治玩家，他看穿了这场权力游戏的底细，即使自己在场内沉浮，他也敢对置身其中的朝野玩家大声讪笑。
有一次，史特劳斯笑着对我说：“你可知，权力是个有趣的东西。”他说：“从前我以为所谓政治权力就是出席一场政治晚宴，后来，我发觉或许该说是帮人准备一种政治宴会。之后，我又觉得应该在党大会时受邀住进候选人下榻的饭店才称为一场政治权力。结果，我真的有机会在一次政治集会中置身芮朋套房外的大厅中，在当时我认为这真是桩大事。之后我竟得以进入了套房内的小厅，我更认为是了不起的事。但我又发现一切的决定好像都是在卧室内达成似的。直到后来，我成为最后受邀进入卧房的8、9人中的一员，才又感觉到大家都想进洗手间去。最后，终于只剩下我、卡特和约登在洗手间内作成最后的决定。”
史特劳斯的这段故事正是政治人物赖以生存之道，也是政治在新权力游戏中得以持续演进的要素。因为在华盛顿一切衡量权力的标准中，“管道”是最首要的，或许任何一个地方的政治组织都有类似情况，但在华盛顿它显得更重要了。原因是华盛顿的权力游戏，以影响力与说服力作为流通买卖的必要条件。总统对其高级助理的酬庸不是优厚的薪资、红利或股权，他们之间也毋需用财产损益、年生产报告作为客观评估。事实上高级助理们已获得了无价的钻石般的“管道”。这是将来闯荡事业的有利开端，更是个人重要性与值得依赖的有力证据，它本身就是值得珍视和引人羡慕的殊荣。
有些身处高官，本该是权力核心的中坚分子，但他们因管道受阻而心怀怨恨，而这种情形往往也是仕途亮红灯的危险征兆。举例来说，福特担任总统的那段时间内，副总统洛克菲勒与白宫幕僚长蓝斯菲德间的嫌隙早是公开的秘密。蓝斯菲德控制总统接见要员的情形惹恼了洛克菲勒。距离1976年总统大选愈近，两人的摩擦愈是不断上升，因为洛克菲勒丝毫不知福特是否打算找他继续担任竞选搭档。
1964年曾负责高华德竞选总统选务的怀特，在这时成为福特和洛克菲勒咨询的对象，两人都私下和怀特讨论1976年选举的事。怀特告诉我：“洛克菲勒常找我谈话，并要我向福特传话。”他说：“我常坐他的私人飞机回纽约，我们讨论许多政治问题，他会提出一些看法，然后对我说：‘你该把这些告诉总统。’洛克菲勒让我感到他多么希望自己的意见得以上达，但是却无法做到。他不喜欢蓝斯菲德就是因为觉得蓝斯菲德阻碍了他。洛克菲勒自己也有幕僚保护，他很清楚幕僚阻拦别人的情形。我也告诉蓝斯菲德这个情况，而蓝斯菲德认为洛克菲勒只需事先约一个时间与总统谈话即可。问题是，洛克菲勒不认为副总统还得跟总统约时间（这是美国副总统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也是后来福特决定另觅竞选伙伴的前因之一）。”
至于里根时代的幕僚长J。贝克，则相当照顾担任副总统的布什。1980年，他负责布什的竞选事宜，其后他也煞费苦心地为布什建立与里根沟通的管道。贝克每周会为里根与布什安排一次个别的餐会，当然这成为日后布什最丰富的政治资产。
一位与里根交情匪浅的加州同乡说道：“总统真的喜欢他与布什的这种关系，因为他可以就各样的事上向布什大抒己见。”对布什而言，他更是善加利用这每周一次的机会作为提供意见的绝佳管道（例如鼓励里根在1984年赴中国大陆访问，和在1985年与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进行高峰会议）。同时这也是巩固布什自己条件的重要象征，特别是在共和党的右派人士中，他证明了自己是1988年继任里根的最适当人选。
其他许多内阁官员，为了要获得与里根个别见面的机会，可得略施小计了。有人不得不尽力编造各式理由以骗过白宫警卫与幕僚。司法部长史密斯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最是个中精明者。他们总以商讨国家安全大计的名义上白宫要求单独会见里根，使得白宫助理们难免怀疑国家哪来这么多紧急大事，“对他们而言，常常被人看到他们与总统晤面是十分要紧的事。”一位里根的亲信表示：“所以他们会想出各式各样荒唐的理由！”
这听来像是无意义的小动作，但其重要性确实大过其外在的意义。管道，特别是在这场游戏，独家的管道，正是一张最有力的王牌。与总统接近，代表你参与权力核心的决策与行动，尤其是对像里根这样容易受旁人影响的总统更是如此。然而这种取得管道的方式也的确对每一届总统产生作用，以下是约翰逊总统时代白宫新闻秘书芮迪的看法：
“对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