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血的皇冠--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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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按照判例法,李守如果自首,就算不能因祸得福,保命总应该不成问题。然而,李守仍是犹豫不决。黄显瞟了李守一眼,冷言道,“以李兄之见,李通此番谋反,胜算几何?”
李守老实答道,“不知。”
黄显笑道,“既然李通成败未可知,则李兄更应自首。李通反王莽,而李兄顺王莽,父子异志而同心,共为李氏而已。李通谋反成功,富贵不可限量,必能光大李氏,则李兄虽死无憾。如李通谋反失败,李兄依顺王莽,大义灭亲,朝廷必感念此功,李氏也因而有望保全,不至于合族诛灭也。”
黄显的思路,类似于基金对冲,旨在将风险降到最低。父子两人分别下注,儿子赌王莽败,老爸赌王莽胜,不管王莽是败是胜,李家都可以从中获利。李守这才怦然心动,于是听从黄显之计,上书请罪。
殊不知,眼下正逢帝国动荡之时,大事比比皆是,海量奏章涌向王莽的案头,王莽不可能一一看过,只能先挑最为紧急的批阅。李守的奏章,就这么被积压下来,连呈给王莽过目的资格都没有。世事便是如此,在你看来或许性命攸关,在别人眼中却根本不值一提。
李守虽然上了奏章,却并不知道王莽没看,他见奏章已呈上数日,王莽却连一点反应也没有,不由得惴惴不安,度日如年。想改主意逃出长安,又怕王莽迟迟不表态,正是意在引蛇出洞,于是越发不敢。
而在宛城李家这边,并非尽是袁安这样的义仆,李家也有奸仆,见卖主可以求荣,便向官府告了李通的密。南阳太守甄阜大喜,马上下令抓捕。李通和李松等人侥幸逃脱,而其余兄弟、门宗共六十四人,皆落入了官府手中。
甄阜紧急上奏朝廷,王莽闻之大怒,将李守投入牢狱。黄显为死党开脱道:“李守闻子无状,不敢逃亡,早已上书自首,归命宫阙。”王莽怒道,“李守何曾上书?”黄显道,“一查便知。”王莽这一查,还真有,心情大悦,赦免李守无罪。
黄显趁热打铁道,“臣愿押解李守,俱至宛城,晓说李通来降。如不得成功,臣必令李守北向刎首,以谢陛下大恩。”王莽可不傻,让你们二人回宛城劝降李通,估计就一去不回了,于是道,再理会。
很快,甄阜又给王莽上了第二道奏章,云:在李府发现大量兵器粮饷,李通和诸兄弟畏罪逃亡,不知去向。王莽再次大怒,下令捕杀李守及其在长安的家眷,一个不留。
此时的王莽,已经顾不得自首免罪的惯例,他又新立了规矩:一个都不宽恕。当年刘崇和刘快的谋反,只是孤立事件,王莽当时政权稳固,有足够的安全感,所以能够表现出容忍和大度。今非昔比,帝国上下反贼如麻,王莽的安全感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迷信以牙还牙、以暴制暴,捕杀李守,正是要恐吓立威之意。由此也可见出,在帝王独裁之时,判例法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朕即法律!帝王的个人喜怒,随时都会改变法律的适用尺度。
黄显自恃辩才,劝谏王莽,想要救回李守一家性命。王莽耐心听完,叹了口气,道,“君言甚佳,那就连你一起杀吧。”
长安开了杀戒,宛城自然见样学样。甄阜将李通兄弟、门宗共六十四人押入宛市,当着无数市民的面,一一诛杀,然后焚尸示众,命官吏拿着烧焦的残尸,晓谕南阳各地:敢有犯上作乱者,视此!
第116节
日期:2010…03…0601:19:36
【第八章,十月革命】NO。1:一个字头的诞生(微调)
且说李通的造反图谋胎死腹中,李家先后六十四人遇难。所幸的是,刘氏和李家结盟之事,只有李通李松等少数几人知情,而且都顺利逃脱,因此,刘氏家族暂时并未受到牵连。虽说少了李通这个盟友,但如果原本约好的南阳各地豪杰不打退堂鼓的话,造反计划未尝不可以照常进行。于是,李通灭门案一出,刘縯立即派遣宾客到各县重申前意,要坚持起兵不动摇。然而,豪杰们见已经惊动官府,知道官府必然有备,不敢再轻举妄动,纷纷推辞,借口千奇百怪:这个老母生病,那个媳妇有孕,这边儿子忤逆,那边闺女思春,总之一句话,咱这几天不是很方便,要不你刘縯先上得了。
豪杰们的临时变卦,让刘縯一下子萧条下来,破灭的梦幻,碎成一地一地的伤感:想造个反,咋就这么难!
外援泡汤,刘縯要想继续起兵,只能寄希望于荆州的绿林军和青徐二州的樊崇军,只要他们能够取得一场关键性的胜利,重挫朝廷的威风,揭穿官军纸老虎的面目,则局势马上就会出现转机。
然而,绿林军的表现却让刘縯大失所望:四个月前,规模一度达到近六万人的绿林军突然遭遇瘟疫,病死者将近一半,作为根据地的绿林山必须放弃,然而何去何从,众首领意见不一,谁也不肯服谁,最后干脆散伙,一分为二,各谋出路。王常、成丹等率部西入南郡,改称“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朱鲔、张卬等人北上南阳,改称“新市兵”。经过瘟疫和分裂,曾经强盛一时的绿林军,业已沦为穷寇,仿佛风中之烛,光亮不了多久。尽管两个月前,在南阳平林又多出了一支流民部队,陈牧、廖湛聚众千余人,号称“平林兵”,但也只是小打小闹,同样难成气候。
好在,青徐二州樊崇军的表现给了刘縯莫大的鼓舞和安慰。
我们应该还记得,去年樊崇军流年不利,在青徐州牧田况的挤压之下,处境岌岌可危,几乎已到了覆灭的边缘。随后王莽又派遣景尚、王党二将,领两万中央军,前往青徐二州协助田况围剿樊崇军。然而,景尚和王党自恃天子委任,根本不把田况这个地方长官放在眼里,二人立功心切,一味自行其是。另一方面,中央军都是外来兵卒,对这方土地和百姓并无感情,所到之处,多有残破,和樊崇军几无区别,甚至更为糟糕。军纪败坏如此,其战斗力可想而知。结果,中央军遭遇樊崇军主力,一战脆败,景尚和王党二人也为乱军所杀,成为迄今为止官兵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军官。这是本年二月的事。
景尚和王党阵亡的消息传回长安,满朝震动。王莽大怒,决定派遣一支更为强大的中央军,将樊崇军一举荡平。在确定新的中央军统帅时,王莽颇费了一番脑筋,最终决定由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共同领军。人选一出,百官皆唏嘘不已:太奢侈了,实在是太奢侈了。
王匡和廉丹组成的主帅阵容,的确极尽豪华之能事。从官职上看,太师为文臣为尊,更始将军为武官之冠。从威望上看,王匡是王莽族侄,宗室之亲,有他在,放心;廉丹百战名将,勇猛绝伦,有他在,安心。
名臣加名将,堪称绝配。更有善谀者,对王匡和廉丹的东征作惋惜痛心状,道,二公此番东行,长安的星空将为之黯淡一半。
王莽对王匡和廉丹此行寄予厚望。这二人就好比是朝廷的模特,帝国的形象代言人,不出场则已,一出场便要光鲜闪亮、威震四方。正因为此,王莽不惜血本,为二人配备了最精壮的军队,士卒由二人择优挑选,各郡县的骏马仓谷以及帑藏,也听任二人随意调用。
大军未发,朝廷上下已是欢呼雀跃,从此以后,即使反贼量多的那几天,也不用再担心了。王匡和廉丹,兵精将良,如虎似狼,你说这么往东方一开拔,仗几乎都不用打,反贼们吓都得给吓死。
相对于长安的盲目乐观,身处战场最前线的田况却备感焦虑,火速上书王莽,力劝其收回成命。田况所上之书,开篇明义,曰:“乱可乱,非常乱。反贼无食而作乱,郡县无能而捣乱,朝廷无知而添乱。三乱并起,乱之又乱,是乱矣。”再言中央大军不可轻出,出则利少而弊多,曰:“窃见诏书欲遣太师、更始将军。二人爪牙重臣,领兵少则无以威示远方,领兵多则沿途空竭,无以供养。空复多出将帅,郡县苦之,反甚于贼。”既然中央大军不可轻出,然则何以制贼?惟有坚壁清野!曰:“宜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收合离乡;小国无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积藏谷食,并力固守。贼来攻城,则不能下;所过无食,势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击之则灭。”最后,田况再立军令状,曰:“委任臣况以二州盗贼,必平定之!”
读田况之上书,每叹新朝自有能人,惜乎不得其用。田况所言,可谓是知己知彼,谋划周全。所谓知己,乃是新朝军队早已糜烂腐败,不足为用,不应再抱有幻想。所谓知彼,乃是流民胸无大志,只求粮食,一旦无粮,自然瓦解。有鉴于此,则对付流民的最佳策略莫过于以守为攻、坚壁清野,是为不战之战。在满朝文武一片喊杀声中,能冷静地提出此一策略,不得不让人佩服田况的远见卓识。而这份远见卓识,并非田况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在战争中用无数鲜血和人命换来的。倘若王莽此时能虚心纳谏,大胆放权田况,何来日后赤眉之乱,江山沦丧?
再说王莽接到田况上书,省视一过,便弃置一旁,开始吹胡子瞪眼:荒谬,纸上谈兵,书生之见!不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吗,你以为我没读过孙子兵法?说什么坚壁清野,以守为攻,堂堂朝廷怎可如此示弱,一败便龟缩而不敢前?反贼,鼠也,朝廷,猫也。以猫捕鼠,还需要讲什么战争艺术?理当如秋风扫落叶,扫帚掸灰土。只有遭遇战、歼灭战,那才是朝廷的气派,王师之风度。所谓坚壁清野,只是长反贼志气,灭朝廷威风。田况啊田况,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念想?你这分明是玩寇以自安,养寇以自固。好你个田况,你也就是打了几场胜仗,马上便得意洋洋,要反过来指导朝廷该如何剿贼不成?如果所有问题你都自己搞定的话,那还要我这个皇帝干什么?
说到底,王莽是在妒忌田况。田况剿贼接连获胜,而王莽派去的中央军却落得惨败。这就好比是在昭告天下:田况的方法管用,而他王莽的水平不行。本来,田况的胜利也就是他王莽的胜利,可王莽却偏不这么想,如果要胜利,必须是他王莽的胜利,是他王莽指挥有方,而不是你田况有多能耐。
第117节
田况一腔赤诚,要为国尽忠,可惜他犯了一个错误,他以为锥处囊中,其末立见。然而,永远不要高估帝王的肚量,当大臣的,可以作锥子,但千万不要戳破布囊。为田况计,或许他应该在上书中多列举几道策略,让王莽做一下选择题。如此一来,王莽既有了参与感,又满足了虚荣心。要知道,王莽从来都不甘心于做一个橡皮图章,丫自以为既为天子,理当高屋建瓴,无所不能。
话说回来,田况关于撤回中央军的建议,其实也并不合乎时宜。中央军业已开始聚集,动静之大,天下皆知,岂能说撤便撤。再者说了,就算王莽同意撤军,王匡和廉丹两位主帅也不肯答应。田况想要名垂青史,王匡和廉丹何尝不想?在他们看来,东征一战,有如以石击卵,轻松愉快。兜一圈回来之后,添些油,加点醋,便可以直接宣付国史馆立传。如此大好的不朽机会,他们岂能甘心让它从嘴边轻易溜走。于是,王匡和廉丹进见王莽,请求将田况调离青徐二州,王莽对二人言听计从,下诏命田况西诣长安,拜为师尉大夫,美其名曰为剿贼有功,特令入京高升。
田况接诏大哭,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