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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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等政府高级官员为成员，做一次环球旅行考察，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现状； ⑵组织一个由帝国最优秀的学者组成的代表团，走出去，考察各国的教育制度； ⑶组织一个由最睿智最虔诚的人组成的代表团，去国外研究各国的宗教状况； ⑷派代表团考察其他国家工业发展情况； ⑸派出代表团，考察各国交通与通讯方面的技术手段； ⑹在北京成立专门机构，向各省全面介绍、推广考察的结果。这个方案实施二十年后，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富有成效的结果。28 会见巴夏礼爵士，北京，1884巴夏礼爵士从朝鲜回来后，对詹姆斯先生和我提出的、关于在山东发生的迫害基督徒事件的申诉十分关注，并建议我们起草一份公告，一份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发布的公告，以便在有更严重的教案发生时，他可以照会中国外务部，使之发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与同对日本政府相比，他对中国政府的落后和畏缩表现出了更多的耐心。并且，他提到，他同中国政府的官员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只在外务部商讨处理教案事宜，而在那儿，双方出于各自国家的利益总是千方百计相互斗争、相互阻挠。这使他感到十分苦恼。我向他叙述了自己在太原活动的情况，说现在我在那儿工作没什么困难，因为跟许多政府官员建立的朋友关系。因而我斗胆向他建议说，如果采用同样的打交道方式，北京的官员会有所回应的。隔了一个礼拜，当我在街道上遇到他时，看到他因为心情舒畅容光焕发。女皇生日那天，他曾向许多高级官员发出了做客邀请，所有的邀请都被接受了。（参看斯坦利·莱恩…波尔：《巴夏礼爵士的生活》，第396页）。在这期间，我还写了一个关于世界各国之宗教自由观的小册子。该册子以高级官员为阅读对象，因为他们大多数反对意见都源于对整个宗教问题的无知。把我们拟定的公告草案交给巴夏礼爵士后，詹姆斯先生和我便返回各自传教的省份：他回山东，我回山西。我取道蒙古的门户张家口，穿过山西省的北部南下，到达太原。途中我随身携带了一个空盒气压表，测量沿途的海拔高度，以期我收集的资料能够促使山西的政府官员尽早地修筑铁路。当我回到太原后一算，离开已经整整五个月了。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对山西传教士的建议
29 对山西传教士的建议，18841884年8月，我建议召开一次山西省传教士大会，以便推进传教工作。传教小册子和福音书已经在这个省的一百零八个县里得到广为散发，因而我们很有必要在以下几个中心点展开具有长期性的系统工作：⑴成立福音同盟及其由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代表所有传教士就宗教迫害和保障传教自由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⑵出版更好的传教小册子，以满足全省的需要；⑶为每个外国传教士配备至少十名福音传播者作为助手（每位有经验的传教士都知道，大部分信仰转变者都是由当地人而不是由外国人引进教门的）。⑷在十个主要省份中各建一所学院，每所学校招收一百名学生，授予三年外国知识课程。同时，我还建议成立一个基督教文学艺术协会，其宗旨是：⑴提供合适的基督教文艺书籍，引导中国人以各种有益的工作去帮助他们的同胞；⑵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善意和相互尊重；⑶在所有真正对中国有益的题目上启发中国；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沿海之旅，会见仲斯先生
1 沿海之旅，会见仲斯先生1884年秋，我感到在中国的工作可以暂告一段落了，并且，因为我期待着开始新的工作计划，感到有必要回国向浸礼会协会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同妻子和四个孩子一起，我们开始了向东海岸的行程。当乘坐一只中国人驾驶的船到达天津后，我们决定待在里边等待开往上海的轮船，因为那样比住在外国人开的旅店里花费要少，但我在烟台时认识的一个老朋友，爱德华·寇森（）先生，贾丹—马克森有限责任公司的代理，坚持让我们接受他的地主之谊。在上海，我们见到了仲斯先生。他是随同一个很大的、由英国浸礼会协会派出的新传教士团队回中国的。我同他会晤了几天，谈论的是关于同浸礼会协会委员会以及同国内教会打交道的经验、还有关于我将来的工作的一些事宜。2 同大卫·希尔一起访问南京仲斯离开后，我得好朋友大卫·希尔从汉口前来，为了在我回国前见上一面。我们俩人都为中国政府对传教士一如既往的敌意感到苦恼，并认为现在是前往南京会见总督曾国荃的最好时机。曾在灾荒期间任山西巡抚，我曾同他打过多次交道。在南京，我们见到了他。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好态度，但根本没有心思谈论一下宗教自由问题。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不仅有很多传教士在不同的省份参与了赈灾工作，而且很多人由于在救灾中感染疫疾而献出了生命。2发现《大乘起信论》访问南京期间，我们认识了刻售佛教经书的杨先生。杨先生原先是儒家门徒，后来皈依佛教，是个智力很高的人，曾作为中国大使的随员随同曾侯爵 出访过欧洲，与马克斯·缪勒（）、日本的南条雄文（）、巴黎的朱利恩（）等这个级别的人物有过交往。我问他：“为什么，作为一个儒家秀才，在经历了世界上那么多事情后，竟然安于售卖佛经？”“我很吃惊”，他回答：“你，作为一个传教士，竟然会问这样的问题。难道你不知道，对于人生许多重大问题，儒家往往避而不答吗？”“是这样，但佛家回答了吗？”我问道。“当然了”，他回答：“我还是让你看一下这本书吧，是它使我由一个儒生变成了一个佛教徒”。那本书名为《起信论》（《信仰的觉悟》）。我接受了，并且又购买了一些他为我推荐的佛经。在住宿的旅馆里，我静静地坐着阅读那本使那位儒生转变为佛教徒的经书，直到夜里一两点钟。最后，我向同室的希尔大声喊道：“听着！这是一本基督教的经典！尽管所用的术语是佛教的，但它的思想是基督教的”。4 返乡途中遭遇风暴1885年初，我们乘坐霍尔特轮船公司的阿佳克斯号回返英国。在比斯开海湾，我们遭遇了一场可怕的风暴。海上刮起了飓风，波浪滔天。轮船载满了锡锭，行动很吃力。三天时间里，我们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船在波谷里挣扎，我们的耳鼓里充满着浪头把成吨的海水洒向甲板时的泼溅声，而头顶上的浪峰那持续不断的呼啸声使我们感到就像陷身在大洋的底部。一天晚上，前舱门被冲到了甲板上，海水涌进船舱里。船长命令水手们把舱门再安装上，但没有人动，因为害怕咆哮着掠过船头的巨浪。于是船长命令关闭发动机，减缓了船的运动速度，再次向船员们发布命令：“好了，孩子们，现在试试吧！”船员们照做了，十分出色地把舱门加固在了原来的地方。第二天早晨，当我走进餐厅打算吃早餐时，发现船长——那不是一个脾气随和的人，除非在斥责旅客和手下的高级船员时，从来没有见他快乐过——正坐在餐厅的地板上，膝盖上放着一本《圣经》。看到我，他的脸上满是不好意思的表情。餐厅里什么早餐都没有准备，厨师什么也做不成。但我们还是想办法利用饼干、黄油和奶酪解决了问题。一整天仍然大浪汹涌，我们的船可令巴巴地、绝望地在波峰浪谷间颠簸。傍晚的时候，水手们中间突然有人大喊了起来，那人指着一片蓝蓝的天空，宣布说，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晚上，我们驶入了英吉利海峡，奇迹一样得救了。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浸礼会年会
5浸礼会年会刚到英国不久，浸礼会的年会就在爱克赛特大礼堂召开了。诺威奇（）城 的J·H·莎士比亚（）先生、托马斯·J·库博（）先生、还有我，作为大会发言人。库博先生以一种迷人的优雅语态讲述了他在非洲传教所遭际的神奇故事；而莎士比亚先生则在演讲中以异常感激的口气提到了我在中国的工作。当我站起来发言时，去不敢离开手稿像别人那样侃侃而谈。在中国待了十二年之久，一直说中国话，我感到自己的英语已经很生疏了。因为前面两个发言者都是滔滔不绝的雄辩家，加上时间已经很晚了，听众变得焦躁起来，并开始退场。发言结束后，我感到是我大煞了这次年会的风景，便向会议秘书贝那斯（）先生道歉。他以那种一贯的善解人意回答说：“别介意，大家会仔细阅读你的报告的”。关于年会的报导见报之后，《基督教世界》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库博先生和我的报告里，显然可以看出，基督差会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以前关注的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拯救遭受地狱之苦的异教徒，现在则是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同一个世界里把异教徒从地狱的磨难里拯救出来。6 请求更多的人手在中国待了六年之后，为了处理生意上的一些事务，仲斯先生也回国了。仲斯先生向浸礼会的委员会描述了我们那时所拥有的信徒和向教者的数量，并说比在中国的任何其他基督教差会所拥有的都多得多。他成功地唤起了委员们对在中国——最开化的非基督教国家——开展传教工作的兴趣，请求大量增派传教士，在作为中心城市的青州所能辐射的十至十二个县内开展传教工作。委员会的答复是，允诺增派十二个传教士到山东，同时给山西增加六个。我去了之后，对委员会的委员们说，我们在山西的一百零八个县的传教工作都已开始，如果给山东增派十二名，山西不能更少，因为它的面积同山东一样大。7 向浸礼会建议的教育计划我的眼光更远大，不仅仅局限在山东、山西两个省份。我希望所有教会团结起来，在每一个省的首府建一所高级教会学校。首先在沿海各省试办。以便影响帝国的领导阶层，使他们接受基督教。我印刷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十五年传教在中国》，在浸礼会委员会的成员间散发，希望他们中有人能支持我的方案，以期实现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转变。然而，我却发现，我对“全民转变”这个概念的使用，使许多人认为我的意图是要把中国已有的教会引向对不信国教者无能为力的英国教会体制。不久，我写了另一篇文章，建议采取新的教育和福音传播手段，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全民”这个词。这就是发表在《万民归宗》第2卷第60页上计划草案。它是针对浸礼会委员会而写的，在委员们中间散发。浸礼会委员会中国分委会经过第一次讨论后认为，他们不能上报这个草案，因为他们的基金承担不了这样一个花费高昂的项目。但是，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总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慷慨大度的提议，使我眼看被枪毙的方案得以“缓期执行”——留待下一次会议讨论。这期间，我作为代表团成员往返于乡间，忙于工作，没顾上这件事。并且我觉得在委员会没有批准方案之前，也不便在各个教堂公开提倡我的观点。但我跟自己的一些朋友私下里谈过这件事，发现许多人对此都深表同情，认为我的传教策略实际上与凯里（）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8 方案被否决：极度的失望在总委员会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我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