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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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日子。残酷的身世际遇使蒲松龄对黑暗的现实社会充满孤愤与不平，或许正是因此，才创作出不朽名著《聊斋志异》。
相传：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期间，为了采集故事，每天清早携带一把烟叶和一个磁罂，磁罂中盛着茶叶，到十字路口铺下芦席而坐，见到有人经过就邀请其坐下歇息，在闲谈中搜奇索异。当听到新奇的故事后，他便回去改编成作品。经过将近20载的整理，《聊斋志异》终于完成。
据说：《聊斋志异》完成后，当时的文坛领袖王渔洋（字子真，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省新城县人，清初著名诗人，官至刑部尚书）曾专程去拜访了3次，蒲松龄始终避而不见。有人问起其中的缘由，他说：“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
后来，王渔洋想出三千黄金买他的手搞，蒲松龄不肯。王渔洋又多次托人去说，蒲松龄见其一片诚意，就叫人送去作品令其品读。王渔洋接到书稿后一口气读完，其间做了若干条眉批，并题诗一首，然后送还。题诗为：“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称赞《聊斋志异》的传奇性、趣味性，并用李贺（公元790—816年，字长吉，山东省昌谷人，中唐著名诗人）的“秋坟鬼唱鲍家诗”来盛赞《聊斋志异》的底蕴。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小说、故事、传奇等500余篇。蒲松龄自20多岁时开始创作，至40岁时初集成帙，以后又进行了一定增补，直到花甲之年才辍笔，前后历时40余年，可谓花费了毕生精力。
《聊斋志异》包含蒲松龄对黑暗社会的全部认识和体会，也代表其最高文学成就，堪称一部生动多姿的生活教科书。在作品中，蒲松龄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愤怒的控诉，揭露、批判了从皇宫到地方大小官吏的昏庸、贪婪、谄佞的丑恶嘴脸，将其比作吃人的虎狼。如《梦狼》中写道：“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此外，对于罪恶的科举制度，他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彻底揭露了科场弊端。蒲松龄笔下的试官不是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糊眼主司”（见作品《春来》），就是不学无术、香臭不分的“游神耗鬼”（见作品《于去恶》）。
第六章 齐鲁英杰（36）
蒲松龄在大加揭批之余，还在书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塑造了一系列理想中的人物：他们敢于向恶势力抗争，冲破帝制礼教的束缚，谋求幸福的新生活；他们正直无私、助人为乐。《席方平》写的是：席方平为父伸冤，受尽城隍、郡司、冥王设置的种种磨难而斗志不减，后来到二郎神前告状，不仅为父雪了仇冤，冥王、郡司、城隍也被一一治罪，席方平取得了最后胜利。席方平这种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正是蒲松龄刚正不阿性格的化身，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他崇高的理想和希望。
作为我国文言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代表，《聊斋志异》博采中国历代文言短篇小说及史传文学之所长，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描绘鬼狐世界，形成独特的艺术特色。
首先，《聊斋志异》中的作品，情节离奇曲折、富于变化。例如篇幅较长的《促织》，虽然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事，但也有小儿魂化蟋蟀的奇幻情节。全篇情节曲折多变、波澜迭起、缓急交替、层出不穷、愈转愈曲，而且曲中有幻、幻中有曲，充分表现中国短篇小说注重情节的民族风格。
其次，《聊斋志异》在刻划人物时，或通过人物的声容、笑貌与内心活动，或通过自然环境的衬托，或通过生动、准确的细节，从正面、侧面、反面等不同角度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往往寥寥数笔就能形神兼备。比如描写婴宁，作者抓住她爱笑、爱花的特征反复渲染，使婴宁天真无邪的性格跃然纸上。
再者，《聊斋志异》的语言也很有特色，既具有文言的简练、典雅，又不失小说语言的生活形象。比如描写冯相如见红玉从墙上窥视：“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简短的语言描写了人物的外貌、心理和活动，表现出少女情窦初开时的娇态、冯相如的执着和热烈的爱。
蒲松龄才华横溢，在创作上做过多方面尝试，一生著作甚丰。除了《聊斋志异》外，还有400余篇散文、900余首诗、100余阙词、通俗俚曲十几种、杂著数种、戏剧三部。现有《蒲松龄全集》传世。
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两书中，对蒲松龄的传世名作《聊斋志异》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赏，称其“描写详细而委曲，用笔变幻而熟达”，“说妖鬼多具人情，通世故，使人觉得可亲，并不觉得可怕”。事实上，《聊斋志异》作为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不仅为当世人竞相摹仿、改作，就是在今天仍有借鉴的价值。
二、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
王懿荣（公元1845—1900年），字正孺、廉生，福山县（今山东省福山区）古现村人，我国近代金石文字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爱国志士。
王懿荣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王兆琛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至山西巡抚，生前著有《正俗备用字解》、《眄棠书屋文集》等。其父王祖源，道光二十九年拔贡，官至四川成绵龙茂兵备道并署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曾汇编《天壤阁丛书》。王懿荣自幼在家乡读书，先后受业于母舅谢琴南、谢虞臣，表伯张墨林等人。15岁时随父亲进京，并拜翰林院编修崔清如与礼部主事周孟伯等人为师。
青年时的王懿荣虽饱读诗书，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却一直不顺利，连续7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在此期间，王懿荣“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尤其潜心钻研金石文字之学，曾为了搜求文物古籍，四处走访，足迹遍及山东、河北、陕西、河南、四川等地，“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自同治元年至光绪七年（公元1862—1881年），王懿荣先后拜访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金石文字学者潘祖荫、吴大澄、巨鹤泉、缪荃孙、陈介祺、王孝禹等，经过19年的努力终于撰写完成《汉石存目》、《南北朝存石目》等书，一举成为当时著名的金石文字专家。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36岁的王懿荣考取进士，从此走上仕途。1883年任翰林院编修，1894年升任侍读，并入值南书房。曾三任翰林院庶常馆教习，三为国子监祭酒，“诸生得其指授，皆相勉为实学”，时人称“太学师”。
王懿荣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了甲骨文。甲骨文是中国商王朝时期，古人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文字，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最早、体系较完整、较成熟的象形文字，距今已有3600多年的历史，大多为王室遗物，上面详细记载着当时的天象、历法、家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内容。
关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目前存在两种说法：第一种，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荣得了疟疾，家人到药店抓了一副中药，其中有一味药叫“龙骨”。 王懿荣发现上面刻有刀痕，与铜器铭文颇为相似，急忙到药店挑拣那些刻有文字的“龙骨”，并高价买回。后经考证断定为商代文字，是商王室的“档案”。另一种说法，一些古董商知道王懿荣是鉴别文物的专家，就将从河南安阳出土的龙骨带到北京，请求王懿荣鉴定。王懿荣审定为“殷商故物”，于是高价收购。
甲骨文的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把中国汉字的历史推到公元前1700年的殷商时代，开创了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时，正值八国联军入侵，并进攻天津威胁北京。身为四品京官的王懿荣正奉命出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率领兵勇保卫京城。两个月后（1900年），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清朝统治者慌作一团纷纷逃命，慈禧太后也挟带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危急时刻，王懿荣作为文官仍竭尽全力筹划保卫京城事宜。
1900年7月20日，八国联军攻入外城，王懿荣亲自率领兵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败回。回到私宅的第二天清晨，得知侵略军已经攻入内城，王懿荣不禁万念俱灰，写下了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然后投井殉国。
王懿荣死后家道中落，他的儿子将家中收藏的甲骨卖给了王懿荣的好友、《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根据对这些甲片的研究，写出甲骨专著《铁云藏龟》，使世人眼界大开，研究甲骨文从此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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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齐鲁先贤遗迹（1）
齐鲁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一些先贤圣者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甚至还影响了世界。而先贤圣者的遗迹自然是国人思想的寄托之所、民族文化的肇源之地。
第一节
曲阜三孔：孔府、
孔庙、孔林
山东省西南部有一个拥有众多孔姓人口的县级市，那就是有5000多年历史的“东方圣城”——曲阜。“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曲阜之所以能够享誉全球，与孔子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孔子是伟大的哲学家、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并成为东方文化的基石。山东曲阜是孔子的故乡，至今仍然留有孔府、孔庙和孔林（统称“三孔”），是总占地约3500余亩的庞大建筑群，是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历代建筑的精华，也是集丰厚的文化积淀、文物珍藏、科学艺术价值、悠久历史、宏大规模为一身，名闻天下、内涵丰富的文化类遗产。
一、孔府
孔府又叫衍圣公府，位于曲阜城中，是孔子后人居住的府第。据史书记载，汉元帝曾封孔子的12代孙——孔霸为“关内侯，食邑八百户，赐金二百斤，宅一区”。在北宋的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宋仁宗封孔子的46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在中国的帝制社会，衍圣公属于享有特权的大贵族，宋代时相当于八品官；元代为三品官；明朝初年为一品文官，后为“文官之首”；清代时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在御道上行走），宋徽宗时封为世袭“衍圣公”，孔府因此得名“衍圣公府”，这一称谓也流传至今。
如今的孔府基本为明、清年间的建筑，占地约49万平方米，共有厅、堂、楼、轩等463间，前后九进院落，属于最为典型的中国贵族门户之家，有“天下第一人家”的美誉。由于孔府为孔子嫡孙的官署，孔子后人向以“礼门义路家规矩”相标榜，所以，孔府建筑自然受到儒家礼仪的制约，留有儒家宗法制度与伦理观念的烙印。
孔府建筑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前堂后寝制度，前堂分为官衙、东学、西学，是处理公务与会客的场所；后寝有内宅、花厅等，是家族生活的场所，最后是花园。
孔府的整体建筑中贯轴线，左右对称，成三路布局，中路为主体建筑，官衙与内宅、正房与厢房、中门与边门的界限分明，体现了等级与地位的差别，也是对礼教与宗法原则的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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