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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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之后，王氏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她始终没有得到明神宗的宠爱，只好带着皇长子僻居别宫。当时明神宗已有王皇后和刘昭妃，但二人都不曾生养，因而朱常洛出生后便有了皇长子的名分。由于皇太子是储君，是国家的根本，太子一立，可以杜绝旁人对于皇位的觊觎，因此朱常洛一出生，皇太后与廷臣们便都想到了立储问题。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太子似乎就是朱常洛了。但明神宗借口皇后还年轻，说不定能生出一个嫡皇子来，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
事实上，明神宗之所以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除了身世因素外，更关键的原因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宠爱郑贵妃，将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所杀）视若掌上明珠，因此便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他先是违反古制，册封郑氏为贵妃，而没有册封皇长子朱常洛的母亲王氏。不久又提出三王并封的主意，意欲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但为朝臣所阻没有成功。在朱常洛和朱常洵两人择一而立的问题上，明神宗拖延了10余年，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朝臣的极力谏争和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朱常洛才被册立为皇太子。这一事件，史称为“国本之争”。
朱常洛当上太子后，朝内党争和宫闱纠纷始终都在威胁着他的太子地位。好在朱常洛各方面的表现中规中矩，让明神宗无话可说。就在太子之位渐渐稳定的时候，宫中却发生了明宫三大疑案之一的“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蓟州（今天津市蓟县）男子张差持梃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准备行刺，被宫门太监抓住后，先是装疯，后又供认是受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指使并引入太子寝宫。时人由此怀疑郑贵妃为了要让其子登上太子位而欲谋害朱常洛，一时朝议沸腾。但明神宗和太子朱常洛都不愿追究，仅以疯癫奸徒的罪名杀了张差，杖死了庞保、刘成，将此案草草了结。究竟此案是否为郑贵妃指使，史家没有定论。不过“梃击案”后，朱常洛作为太子的地位算是彻底稳固了。
治国除弊政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病逝。八月初一，朱常洛终于黄袍加身，即皇帝位，宣布次年改元泰昌。
在当太子期间，朱常洛对于万历时期的弊政看得很清楚，即位后在群臣的帮助下，主要办了以下几件事：第一件事是罢矿税使。他以传谕神宗遗诏的方式，下令罢免全国境内的矿监、税使和中使衙门里的中官，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诏令说：“过去兴矿税，是因为被烧毁的‘三殿’、‘二宫’无钱修建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全部立即停止，各处管税的内官一律撤回。加派的钱粮，今年七月以前已征的就算了，没征的一律豁免。”由于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所以诏令一颁，朝野欢腾。
第二件事是饷边防。他下令出大内银库调拨二百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军士，并拨结运费五千两白银，沿途支用。他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作他用。虽然饷银杯水车薪，却也是万历朝很难见到的。
第三件事是补官缺。朱常洛即位之初，内阁仅有方从哲一人，其余官职也缺很多。他先命吏部右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深信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随后同意方从哲的催请，将何宗彦、米国柞等四人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起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又将为“立储”上疏获罪的王德宪等33人和为矿税等事获罪的几十人一概录用，其中邹元标升为大理寺卿、王德宪升为太仆寺少卿。当时每个寺里大都配备寺卿二至十多人，各寺都满了额数。因此有人感慨朱常洛矫枉过正，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官满为患”。
三十九年荣辱悲欢 一月天子满腔遗憾（2）
明代美女尽管如此，朱常洛所进行的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和拨乱反正，还是使朝政有了些起色，预示着新的政治面貌即将出现。但令人遗憾的是，朱常洛很快就因为“红丸案”送了命。
“红丸”之谜应当说，朱常洛初即位的时候，是想做一个有为之君的。但由于他在太子地位巩固后，为弥补以前的损失，极力纵情酒色，使身体大受损害。因此在登上皇位之前身体已空虚不堪，在登基大典上他脸色苍白，浑身微颤，勉强支撑到仪式结束。
朱常洛即位后，郑贵妃担心他会因前嫌报复自己，就向他进献美女，以取悦于他。对于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朱常洛照单全收。根据《明史》的说法，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数目是8名，《明史纪事本末》说是4名。在此情形下，喜爱美色的朱常洛自然是夜夜纵乐。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初十，朱常洛觉得精神不错，听朝回来后，就命人在内廷摆开筵席，饮酒作乐。酒席闹至很晚，他又乘兴连幸数女。本来就非常虚弱的身体，骤然要承担如此多的政事，又贪恋美色，让他根本支撑不住，当夜就一下子病倒了。第二天，是朱常洛三十九岁生日，也只好传免。
李可灼像八月十二日，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的朱常洛拖着病体接见大臣。八月十四日，召内侍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草草地看过之后，用了一剂泄药。服下不久，朱常洛便觉不适，一昼夜竟腹泻了三四十次，人顿时觉得萎靡不堪。此时宫内一片混乱，内阁首辅方从哲被急召入宫。在交待了一些后事后，朱常洛问方从哲，听太监说，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要进呈一种仙药能治他的病。方说听说过这事，但不敢相信。朱常洛这时病急乱投医，一听真有其事，立即令李可灼进殿临榻诊视，并让他赶紧进药。李可灼马上用人乳调药，给朱常洛服一枚红色药丸，就是所谓的“红丸”。
服药之初，朱常洛感觉很舒服，一个劲地夸李是“忠良”，并传谕众臣：“朕用药后；自觉身心舒畅，也想吃饭了，卿等放心。”被召见而未离朝的诸臣这才欢跃而退，只留下李可灼与几个御医。入夜，朱常洛担心药力不足，令再进一枚红丸。但这次他却感觉十分不好，五更时分，内侍急召诸臣见朱常洛最后一面。九月初一早晨，这位年仅39岁、登极只有短短一个月的皇帝，就带着满腔遗憾，撒手归西了。
由于朱常洛是服用“红丸”后病情才急剧恶化死去的，所以大臣们议论纷纷，觉得差不多是李可灼断送了皇上的性命。于是人们演绎起来，首先觉得这“红丸”是个疑点，它是种什么药呢？那时有人说是春药，有人说是金丹药，也有人说是补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朱常洛服用的“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系用女子经血、秋石、人乳等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来身体就虚弱的朱常洛，一下子服用两味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药物，岂能不暴毙而亡！因而有人说崔、李两人都是弒逆，主张处以极刑，同时要查明谁是幕后人。
但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发生了明宫三大疑案的最后一桩“移宫案”，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红丸案”才不了了之，成为又一个历史之谜。朱常洛去世时，他父亲朱翊钧的棺椁尚未下葬，他的陵墓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快速建成。无奈之下，就在原北京昌平景泰陵的废址上重建新陵。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初一日，景泰陵经过短暂的修缮后，迎来了即位仅一个月便暴亡的明光宗朱常洛，并改名为庆陵。
“天才木匠”登皇位 文盲天子难理政（1）
“天才木匠”登皇位文盲天子难理政——明熹宗朱由校
明熹宗朱由校像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是明朝历史上第十五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长子，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天启”，史称“天启帝”。朱由校一生在位7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善于木工，曾制成过一座小巧玲珑的乾清宫模型和五间蹴圆堂模型，被誉为“天才木匠”，然而他所受到的教育极少，几乎可以说是文盲，根本不喜欢处理朝政，他宠幸太监魏忠贤等人，致使他统治期间成为明朝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阶段。
移宫登皇位明熹宗朱由校出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母亲王氏原为明光宗朱常洛的选侍，因生了朱由校，在选侍中名分最高。但选侍当中只有李选侍能得到朱常洛的欢心，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王氏病死后，已经14岁的朱由校经父亲请示祖父明神宗后由李选侍照管，直到即位。
如果不是由于父亲朱常洛福分太薄，在位仅仅一个月就死去，那么懵懂少年朱由校也许还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有执掌国家政权的机会。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年幼的朱由校不得不子承父业，继承皇位。尽管顺其自然得到皇位，但真正坐上皇帝宝座还颇费了一番周折。这是因为，虽然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但却留下了一个祸害，这就是照管朱由校的李选侍。她和明神宗朱翊钧宠爱的郑贵妃如出一辙，整天琢磨着如何将皇后位置弄到手，此时的郑贵妃也对皇太后的位子垂涎已久。就这样，两个臭味相投的女人凑在了一起，互相配合，在朱常洛面前软磨硬泡，非要将封号讨下来不可，即使在他病危时也没有停止过。
朱常洛的突然驾崩，使郑、李二人失去了保护伞，当时朝中群臣，尤其是认为自己肩负天下兴亡重任的东林党诸位大臣对他们并没有好感，两人感到自己的地位很不稳固，于是李选侍想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策：扣留朱由校。由于朱由校生母早逝，李选侍成了他的实际看护人，此刻正好利用这层关系，将其扣留。先皇已经驾崩，朱由校已经被宣布即皇帝位，但却迟迟没有从后宫走出来，群臣非常着急，纷纷上书请李选侍放还朱由校。但是李选侍根本不听，仍旧将新皇帝扣留。幸亏太监王安从大局出发，将朱由校骗出来，交给群臣，才使他顺利地登上了皇位。
但李选侍却赖在乾清宫不走，以此要挟群臣给她皇太后的封号。在以杨涟为首的东林党诸位大臣的努力下，李选侍最后不得不带着宫女灰溜溜地迁出了乾清宫。这就是明宫三大案之一的“移宫案”。“移宫案”后的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日，在朝中群臣的拥立下，16岁的少年朱由校登上了皇位，开始了七年的帝王生涯。
“天才木匠”朱由校即位之初，朝中东林党诸大臣势力较大，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等许多正直之士都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
在东林党人的支持下，朱由校革除了明神宗末年的一些弊政：经济上，停罢了杭州织造，革除了南京的鲜品进贡，对发生重灾的地方进行了赈济，明令免除了天下带征钱粮及北畿地区的加派，减轻了某些地区的赋税。政治上，对历史上的一些大案重新做了结论，恢复了张居正的官荫，肯定了他对国家的重大贡献，给建文时期的方孝孺等人平反，恢复名誉，肯定他们是国家的忠臣，对他们的后代免除了奴籍，恢复了平民地位。
尽管这些努力使当时的吏制与以往相比稍显清明，但是东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