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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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启功、王世襄、徐邦达、夏鼐（原北京考古所所长）、周贻白（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张伯驹、张学明（张学良的弟弟）、裴文中（考古专家，邻居）、杨仁凯（辽宁博物馆馆长）、许姬传（梅兰芳的秘书）、许源来（许姬传的弟弟）、唐兰（任职故宫博物院）、谢稚柳、黄永玉、黄胄等先生，还有一些较年轻的专家如故宫的刘九庵，文物局的章敏、罗哲文，考古所的王俊明等等。黄永玉和黄胄还曾画好画，题了词送给顾湄女士。
后来还有一些喜欢文物收藏或和古代文化的首长，如党内理论家邓拓、海军司令肖劲光，也来光顾张家。肖劲光司令来的时候总是在晚上，车停在院子里。还有早期的交通部长章伯钧，也曾来讨论一些文物问题，还有几个警卫员跟着。院子里很黑，警卫员就在院子里打手电筒，照来照去，门口还有人把着，别人一律不让进去了，院里空气显得有些紧张。其实宾主们在屋子里天南海北，谈笑风生，放松得很呢。还有一位叫魏金非的广东省省长，也是文物爱好者，有便到京的时候，总要往张家走走的。11
启功先生住在黑芝麻胡同，离张家的南锣鼓巷只有几分钟的路，所以三天两头晚饭后到张家来。尤其是大冬天的晚上，人家都一家人围着火炉不出门了，而他戴上棉帽、围巾和棉手套，还是全副武装地慢慢往张家走。他说话非常幽默，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而且声音很像少儿广播电台里讲故事的孙敬修，所以孩子们也很喜欢他。
王世襄住在芳草园，离张家较远，总是骑自行车来。王先生除了精于文物收藏和考证，还很讲究美食，能烧一手上好的菜，用料极为讲究。他常会一个人骑上自行车去北京西山，到山上采摘一种叫“二月兰”的野菜，回家烧制成美味带到张家来。有时他又有了什么美味好菜了，就请张葱玉全家去他家品尝。每年过年他总是第一个来拜年，大年初一一大早，大家都还没起床，他就在门外扯着嗓门叫“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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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9）
自然，当这些老朋友一旦知道他们的葱玉突然离去的消息时，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启功和王世襄一进门就嚎啕大哭……
那时虽然经济生活比较艰苦，但大家相处得很和谐，都以国家利益为重，社会风气也比较淳朴，心情也就比较坦然。政治上虽有“三反”“五反”和“反右运动”，但张葱玉是个不问政治的文化人，上面又有郑振铎先生这个保护伞，也就安全多了。先生们合作得愉快，太太们也相得益彰。郑振铎先生的夫人高君箴女士和顾湄，以及徐邦达先生的夫人，都成了好朋友，她们之间常相过往，在一起度过了几十个“牌桌上的春秋”。
郑振铎先生的儿子郑尔康结婚时，因顾湄正患肋膜炎卧病在床，张葱玉就带了女儿前去王府饭店参加婚礼。若干年后到张葱玉的女儿结婚时（1972年），两家的男主人都早已去世了，郑夫人就带了老佣人唐妈和孙子孙女到南锣鼓巷来贺喜。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满屋的人除了新郎官就是女性世界了，徐邦达夫人是带着儿媳妇和孙女来的。一张紫檀木八仙桌子还是当年从上海带去的（是当时张家仅剩的两件值钱的家具之一，还有一件是张葱玉的书桌，也是上好的紫檀木的，台面上还嵌有一大块暗红色带花纹的玉石，抽屉的拉手都是精美的雕花玉石。后来在天下大乱的年头家中屡遭盗窃，不得已就卖掉了。当时卖了17万元人民币，如果放到现在，真不知价值几何），铺上台布，放上几盘糖果，几碗茶水，就算是婚礼了，大家身后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个小小的天窗高悬在天花板下面。对比张葱玉夫妇上海大东酒楼的二十几桌酒席，回家后又有茅台酒招待，真如天壤之别，而时间上只是一代人之差。历史巨变中的豪门盛衰，有时真的无法预料。
张葱玉的女儿张贻文与郑家也有一段温馨的交往，在她十岁左右读小学的时候，每星期都去郑家借小人书看。因为郑振铎先生是文化部部长，出版社出了书都要送他一本，所以他家的书房里堆满了书，其中有不少是小人书，堆在书橱的下格里。张贻文一到周末，就提上个小篮子到郑家去。她沿着皇城根到景山后街，再转到黄化门，走上约半个小时，就到文化部的宿舍大院了。她可以先坐在地板上翻看，挑出有趣好看的就放在篮子里带回去，下周来时再调换。那时就已经有《红楼梦》小人书了，给她很深的印象。她一进门，胖子哥哥（郑尔康）就会迎上来，告诉她哪些是新送来的，可以先看。
张贻文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全家离开北京、移民美国时的一个插曲。当初他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时，厨房里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装进了一只巨大的缸里。到了北京后，要用什么餐具了就到那大缸里去找，总能找到合适的，所以张家的那只大缸好像聚宝盆似的，要什么有什么。其实那些餐具在张家人眼里，都是些平时家用的东西，根本不稀奇，而在别人看来，就是康熙、乾隆年间的好东西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葱玉的子女要出国的时候，上级领导还发话下来，说是“张家人走东西不能走”，要把有文物价值的东西留在国内。其实经过十年浩劫，他们觉得家中好东西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不值钱的了。后来经过领导协商，仅仅放行了两只大些的盘子，说是给他们留作纪念的，其他“锅碗瓢勺”还是没让带走。12
在文物鉴定的岗位上鞠躬尽瘁
张葱玉原本就是一个精神贵族，对身外之物不是很上心的，只要工作得有意义，领导们信任，同事们配合默契，他就很高兴了。五六十年代的工作都是日以继夜的，白天忙完了晚上回到家里，不是埋头写东西，就是接待来访的同事和朋友。一旦发现一件有特殊价值的字画，他就会高兴得不断地摩娑，连连赞叹。
据郑振铎先生的儿子郑尔康先生讲，解放初他被作为国家仅有的两位书画鉴定专家之一调到国家文物局工作，最初主要干部都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家属还没来。那时白天的工作已是非常繁忙，晚上张葱玉总是还要看书、写作到很晚。一个看院子的老职工曾说，整个院子就属张葱玉的屋里熄灯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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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10）
他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了13年间，为我国文物工作做了大量艰苦的开拓性工作。建国之初，文物处处长一职原先要徐森玉先生担任的，但徐先生执意留在上海，后来就没有再调处长，由张葱玉这个副处长主持工作。1952年，东北发现了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的《佚目》书画，他就立即组织调查，参与制定政策，设法征购，组织鉴定后，充实到已经空空如也的故宫博物院中。当1953年故宫绘画馆正式开放时，已经有了自隋朝展子虔到晚清吴昌硕的作品五百多件了，他为此激动地写下了《古代绘画的厄运和幸运》一文，回顾了历史上古画的历次劫难，指出目前在绘画馆里展出的这些展品的意义和价值，字字句句都充满了感情。
1950年代初期，从大陆去香港、台湾的有钱人和文化人，带去了不少古代珍贵书画，几年后，他们中有些人有意出让，而国家正在筹备成立国家历史博物馆，也需要把这些文物买回来，就派了一位资深干部前往广州，鉴定字画，具体办理此事。香港的商人从中捣鬼，使出美人计和糖衣炮弹对这位干部进行拉拢，此人经不起袭击，明明知道是假画，还是花重金买了下来，使国家蒙受了很大损失。那个干部回到北京后，知道骗不过张葱玉的眼睛，就对张葱玉打招呼，叫他不要吭气。张葱玉一看果真是假的，他说：“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不说？”于是坚决予以揭露，挽回了国家的损失。
1962年，国家文物局为了弄清现存国内的书画家底，决定由张葱玉负责带领一个工作组，对全国的文博机构所藏书画进行一次普查。他和谢稚柳、刘九庵一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走遍北京、河北、河南、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广东等地，鉴定分布在各大博物馆的书画近十万件，从中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书画珍品，及时地抢救了国家的文物财产。一路上这些单位多次邀请他作学术讲演，他在向大家传授鉴定书画经验的同时，重点强调了一个观点：鉴定的主要依据是“时代的风格和画家个人的风格”，给大家很大的启发。这些讲演后来经有关专家记录整理，编为《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于1964年出版，后来又多次再版，还被介绍到日本去，在日本出版了日文版。
在北京工作期间，他的一手绝妙的瘦金体字还发挥了一次重要作用。
解放初出版的介绍敦煌壁画的一部书中，有一篇郑振铎先生写的序言，毛笔字是请张葱玉代书的。书出版之后，毛泽东也获得了一本，看到郑振铎的序言的毛笔字写得这么好，就记住了，以为是郑振铎的字。后来在签订西藏和平解放公约时，毛泽东就提议让郑振铎来抄写正式文本。郑振铎得到通知后才知道是主席误会了，于是叫张葱玉进中南海执行任务。张葱玉为此还专门准备了笔墨，到中南海认真地完成了任务。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当初书写时用的毛笔和砚台没有让带出中南海，再后来就与书就的《和平公约》原件一起，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了。张葱玉有一次陪客人参观该馆，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笔墨也被陈列在玻璃橱里，感到非常高兴。这时大家才知道这件事的原委。13
他曾立志把自己的经验和心得进行科学总结，把传世的历代重要书画作一次全面的整理著录。从1960年开始，他数年中夜夜奋笔不辍，先列目录，再逐项介绍，每至深夜。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连像样的稿纸都不易觅到，只能用像草纸一样粗糙的纸张，而他那蝇头小楷毫不马虎，计划要写二三百万字。可惜这个计划因为他的健康原因未能全部实现，他在48岁时即告别了人世。他患的是肺癌，因手术失败而逝世。
好在他留下的文稿《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历经劫难还是被保存下来了。2000年，文物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煌煌13巨册，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学术财富。14
张葱玉先生逝世后，启功先生曾有一幅挽联，大概是对这位卓越的收藏家、鉴赏家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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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11）
投分推诚，久弥敬笃，最痛心，一旦摧毁，百身何赎；
高才博学，日益精勤，堪屈指，十秋赏会，四海无双！15
他本人也有一首打油诗，诗云：“积习平生未扫除，十年浑自滥齐竽；眼昏睡少知何用？夜夜灯窗苦著书。”这的确是他数年勤奋著述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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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1）
中国古钱币大王的坎坷生涯
◎往事仍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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