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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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不违心地屈从别人，这种个性想必也是令她们的父亲大为惊讶的。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上，政治上亦是如此。若干年之后，当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内部出现宁汉分裂的严重局面时，张静江是蒋介石的铁哥儿们，支持南京，力主“清党”，与武汉政府的宋庆龄、胡汉民、居正、陈友仁等绝然对立；而他的五朵金花，这时候却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武汉方面，支持了宋庆龄！她们中凡是后来留在大陆的，都与宋庆龄保持了联系。张荔英还嫁给了陈友仁先生。这大概都是张老太爷所没有想到的。但是张家老太爷讲民主，从不压制孩子们的意见，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她们的意见和选择，所以父女间的关系永远是亲切美好的。在女儿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老爸总是设法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尽管小姐们思想“冒进”，然而毕竟一个个长得亭亭玉立，热情大方，讨人喜欢，一身好看的西式服装总会牵动众多羡慕的眼光。
1924年的蒋介石夫人陈洁如是张家的常客，她也为小姐们的美丽和活力而感到震惊。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里曾这样描述初到上海的张家小姐：“五位可爱的女儿，每位都穿着齐整，显得聪明、帅气而迷人。她们一起回家来与她们的父亲与后母同住。她们不像普通小姐，而都曾先在法国，然后在美国接受教育。在我看来，她们简直就是摩登的极致。我对她们那种自然爽朗的神气、潇洒大方的仪态及雅致的服装，尤其印象深刻。她们真的不同于上海一般姑娘，我认为她们棒极了！”2
陈洁如与张家大小姐张蕊英尤其合得来，认为她“最温婉可人”。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张蕊英给了她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在后来世事多变的几十年中，她们始终保持了纯真的友谊，堪称最知心的朋友。陈洁如与其他几个小姐关系也不错，在她1960年代初去香港定居之前，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款待时，周恩来问她还想见什么人，她说想见见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3
大女儿张蕊英嫁得最风光
由于张家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张家小姐特有的气质和秉性，她们的婚恋就格外地与众不同，一时成了时人关注的热点。她们各有各的感情经历，各有各的传奇故事，有的简直就是拍电视剧的好素材。
大女儿蕊英嫁与川沙富商瞿谷卿之子、美国留学生瞿濂甫（志洁）；二女儿芷英嫁与著名实业家、美国留学生周君梅（南浔丝商“八牛”之一的周家之后，曾任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三女儿芸英嫁与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也是留美学生陈寿荫；四女儿荔英嫁与孙中山先生的外事顾问、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五女儿菁英嫁与著名的病理学家、1940年代后期的国民政府卫生部长林可胜。
其中大女儿的婚事是老太爷为之操办的。现在南浔张静江故居的陈列室里，陈列着一组十分有含金量的贺喜礼单（礼单的原件收藏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的张静江卷宗里），很能说明当时门庭若市的盛况。那礼单上分别写着：“仅具银花瓶成对敬贺 令媛出阁之喜”、“仅具喜幛全幅恭贺”、“仅具锻幛奉申 于归之喜”、“仅具文华葛喜幛壹悬奉申”等等，共有厚厚一大本，可知当年婚礼隆重的程度，时间是1930年。那时张静江身为浙江省省主席，又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政府大员的大小姐出阁，各方面人员不会怠慢。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3）
婚后一对新人先后住过赵主教路（今太原路）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最后住进上海西区贝当路（今衡山路）上的毕卡第公寓（今衡山宾馆）。毕卡第公寓那时是外国洋行老板和大班住的地方，当时只有两家中国人住在里面，一家是广东富商谭家，另一家就是张蕊英家。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用金钱堆起来的风光是不会长久的。瞿濂甫虽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的留学生，但本性还是个公子哥儿，对家庭并不负责任，却很有花钱的本事。他在美国读书时，张蕊英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读美术学院。他见蕊英长得一副大家闺秀的派头，又得知蕊英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就拼命追求。对于这件婚事，张静江原本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有的是“情报人员”，知道这个公子哥儿原先在家里结过婚的，张家的大小姐怎么可以嫁给有过家室的人？但是这对年轻人已经双双坠入爱河，况且长期的西方生活，张蕊英原本就不像传统的中国人那样计较瞿氏原先的家室。如此而已，当老爸的也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自然不愿违背女儿自己的意愿，“恩准”即是。
谁知婚后不几年瞿氏就露出真面目，尤其是张静江不再是蒋介石亲信圈子里的红人后，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在外面一旦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回家发脾气，甚至摔盆子打碗，动手打人。张静江曾经给他找了一个不错的工作，1935年安排他在浙江旅游局，任导游处的翻译，专门陪外国旅游者，发挥他外语好的特长，同时也用这个方法把他“拴”在杭州，省得他无法无天。可是这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恶习。张蕊英性格温和，思想单纯，一切总是乐于从好的方面着想。为了维持家庭的和平局面，她总是对丈夫婉言相劝，好话好说，因为张家毕竟是个有身份、有影响的大家庭，自己又是中西女中和世界小学的教师，而且孩子已经慢慢长大了。但是很遗憾，你越是谦让事态就越严重，他越发有恃无恐，目中无人。当张蕊英确信他已经无可救药，并且在外面拈花惹草时，就断然与之分手了。
张蕊英作出这个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她历来思想单纯，她无法想象一个男子汉怎么可以忘记自己的誓言，可以忘记自己的责任，可以无赖到这个程度！她是她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得到了最温暖的照顾，但是对社会上的坏人坏事了解得太少了，防人之心根本还没生出来。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天，不知怎么聊到了社会上的“野鸡”，她竟很认真地问道：“什么是‘野鸡’？”那时她已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了，惹得她家的保姆金妈都善意地对孩子说：“你看你们妈咪，连‘野鸡’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但是她很明白是非，在大事上有自己的主见。20世纪40年代末期，金圆券政策已经把老百姓手里仅有的金子和外汇搜刮殆尽，老百姓手里拿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但是买不到东西。她知道，这样的局面肯定是不道德的，于是毅然支持了她的女儿瞿明明和朱英（原名瞿英英，参加革命后改名）参加学校里的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瞿明明和朱英都是市三女中的学生，瞿明明在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是该校的第二个党员。女儿们的活动并不瞒着妈妈，要参加重要###时就不能正常读书了，学校规定必须有家长的请假条，当妈妈的有求必应，写一张就是了。有时两个女儿还会把同学带回家来，或是开会或是写标语，蕊英就留同学们在家里吃饭，把大听的火腿罐头打开，尽可能让大家吃得高兴。有时女儿和同学们到上海交大参加地下党召开的进步###，回来很晚了，蕊英就安排同学们在家里的地毯上睡觉。多少年后，当年的这帮同学们已经白发苍苍了，都还念记着张家大小姐温暖的关怀。
可惜她寿数不长。张蕊英1950年因患急性脑炎在沪去世，年仅50岁。在这前一年，许多国民党老人的家眷和一些青年会的朋友都在盘算着离开上海，蕊英劝大家不要走。她很镇定地说：“有庆龄（宋庆龄）在，我们大家不要走。”她坚信宋庆龄的选择，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联系。可惜不久她突发脑炎，仅在医院住了三天就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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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4）
她是与她父亲在同一年辞世的。那年她的最大的孩子瞿明明19岁，最小的孩子才11岁，还在读小学。从此，还在读高中的大姐瞿明明就成了一家之主，开始了新的生活。
母亲的去世对年幼的孩子的精神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到现在，他们中最小的男孩瞿慵慵还是坚持不去两个地方，一个是毕卡第公寓，另一个是公济医院（解放后叫第一人民医院），因为毕卡第公寓是母亲带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公济医院是母亲去世的地方。
瞿濂甫在1947年去了香港，他是不管自己孩子的死活的。
好在孩子们的外婆朱逸民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得知大小姐去世后，曾多次从美国寄钱来。大概她怕公开从海外给瞿氏姐妹寄钱，会给瞿明明的处境带来不便，毕竟那时的美国与中国大陆处于对立状态，就把钱寄给张家的好友、上海儿童医院的院长富文寿先生家，他的夫人是永安公司郭家的三小姐，叫郭宝珠（露茜的姐姐），与张家都是熟人。每次钱寄到了，他们就打电话叫瞿明明到他们家取钱。“三反”“五反”以后，国内政治空气渐趋紧张，瞿明明叫外婆不要再寄了，宁可艰苦一些，外婆也就不便再寄了。瞿氏姐妹兄弟一直念记着外婆在她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她们的关怀。
张蕊英去世两年后（1952年），瞿濂甫在香港去世，当时他的父亲还在世。当有人问起要不要将他的灵柩运回上海时，他的亲生父亲立马表示：“不必！”可见，他的亲生父母也早就视其为多余了。4
贤妻良母型的二小姐张芷英
张静江的二小姐张芷英是个很有主见的、外柔内刚的贤妻良母，性格中还不乏幽默细胞。她也是从小在法国和美国读书，中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BARNARD学院就读的，所以法文和英文都很好。但是一旦回到上海，中国话反而不会说了，于是回过头去再进中西女中补习中文，把中学又读了一遍。
在中西女中读了两年后，中文勉强能应付了，但是书写上还常常要闹笑话。比较值得“纪念”的是她结婚时候的登记。结婚登记嘛，新郎新娘自然必须亲自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的。新郎官签名后就轮到她了，她拿起笔来写得倒挺利索，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竟把张芷英的“张”字的最后两笔给忘掉了，写成了一个谁也不认得的字。事后她很懊恼，说“我把我的姓少写了一只脚”。自己的姓都会“少写一只脚”，可见中文关的确过得很艰难。
芷英表面上跟她的大姐一样，窈窕淑女，文静而典雅，但是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她是很大胆泼辣，很有爆发力的。
她们回到上海不久，有一次她走在街上，突然上来一个小偷，伸手把她的钱包给抢走了。张家小姐那时都穿高跟鞋，大概那个小偷断定这个千金小姐不会来追他的，说不定早吓晕了也说不定。谁知这位千金小姐跟人家不一样，她把高跟皮鞋一脱，赤脚就追，居然被她追上了，抓住了那小偷，夺回了自己的钱包，还狠狠地把那个小偷教训了一顿！可是那小偷也不是等闲之辈，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对小姐哭诉说自己的父亲正在生病，家里没有钱给老人治病，不得已才想出此招……这一招也真灵，张芷英一听就心软了，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