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船去中国-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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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村的房子，和长乐路上别的老房子差不多，外表看上去还有点洋气，让人想入非非，但是里面已是破败不堪，楼梯肮脏，堆满了各家不舍得扔掉的杂物。走道上的玻璃破了，钢窗也已经锈死，关不严实了。公用厨房里到处是油污，邻居合用的厕所里散发着复杂的气味，又大又深的老式铸铁浴缸上，架着一条用旧了的洗衣板，当作洗脸时放脸盆的架子。而原来的洗脸池已经坏了，龙头都已经锈死了，池子里积满了灰尘和锈渍。一楼的客厅做了一家人家，一楼的书房做了另一家人家。楼上更是这样，间间原来的卧室，都住上了不同的人家。贝贝住在朝北的小间里。
贝贝像是从石头缝里爆出来的一样。他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工作，长得比一般人要高，细长的，像女孩子一样秀丽。贝贝家也很特别，没有床。他将原来给佣人住的小房间，硬布置成一间小客厅的样子，勉强放下一张双人沙发和一张单人沙发。晚上，贝贝就睡在双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单人沙发上。他每天早上都将被褥收起来，放到一只木箱子里。然后，在那只木箱上罩一块绣了十字花的旧桌布，它就成了沙发前的茶几。他的二楼北间和其他的房间不一样，不是用的钢窗，而是普通的木头窗，他不想看到普通的木头窗，所以常年挂着白色的窗缦，把房间遮得很暗。在他的小房间里看不到吃饭桌子，也看不到碗橱和日常生活的零星用品，在油漆龟裂的门上，别人家挂洗脸毛巾和洗脚毛巾的地方，他倒挂着一枝自己用龙头细布做的玫瑰花，花瓣的边缘，象真正的玫瑰花那样卷曲着，听说，是贝贝用粗铁丝在煤气上烧红了，卷在布边上做成的。贝贝的房间象是个女人的香闺。
贝贝家的木箱子上，供着一只银制的高脚瓜子盘。那是贝贝家剩下的唯一一件东西，象狄更斯小说里的大卫。克伯菲尔在脖子上挂着的那个银链子。贝贝的生父是个商人，贝贝的母亲却是只得住在小公馆里的姨太太。解放时，他爸爸带着大公馆里的眷属逃到香港，没有通知贝贝的妈妈。贝贝的妈妈不甘心，自己想尽办法追到香港，从此将贝贝一个人留下。还是在贝贝家，范妮听到维尼叔叔也讲了一些奶奶的事，听说奶奶也在香港等了一阵子，等家里人设法申请出来，但爷爷没有提出申请，后来朗尼又出事了，奶奶便绝了念头，到美国去了。在家里，维尼叔叔从来不当着爷爷的面讲起奶奶，就是有时候不当心提到了，爷爷也从来不置一词。在贝贝舒适而感伤的家里，贝贝和维尼叔叔谈论着自己的妈妈，她们总是穿漂亮旗袍，用时髦的美国化妆品，不耐烦孩子，他们谈论她们，就象在谈论仙女。范妮还是在那里知道的，自己的奶奶喜欢在家里开舞会，穿一双金色镂空的高跟鞋，还有美国带回家的玻璃丝袜，后面有一条筋的。而贝贝的妈妈喜欢唱京戏，虽然是个姨太太，但她却是沪江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
在贝贝还没有发疯以前，维尼叔叔常带范妮去看他。他们把唱机的音量放在最小那一档，偷偷地放着唯一的一张唱片，1910年代在柏林流行的轻音乐。那支乐队里有一把多愁善感的小提琴，像蚊子一样唱着。贝贝给维尼叔叔看他的抽象画，他将瓶子画得象方块，高脚花瓶却象尖刀。维尼叔叔说自己是个英国风格的水彩画家，而贝贝说自己是个抽象派画家，比康定斯基走得更远，因为他们只知道康定斯基是抽象派画家，可看到的画，是康定斯基把蓝骑士画成一个模糊的小人，抽象得不那么厉害。贝贝觉得自己更抽象。维尼叔叔和贝贝一起挤着坐在沙发里，腿贴着腿，含情脉脉。他们以为范妮那么小，不会懂得他们，可是范妮就是懂了，没向谁打听过，自己就懂得他们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范妮后来还猜想到，维尼叔叔总带着她，是将她当个幌子。只是维尼叔叔不晓得范妮已经懂得了。范妮从小就不教自明，懂得要将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放到心里，什么也不说。
范妮猜想，贝贝和维尼叔叔的关系里面，一定贝贝是更象女人那一方的。有一次，贝贝身上穿了一件自己用龙头细布做的衬衫，为了冒充是尼龙布的衬衫，他将缝纫机用的白线松松地在布上连了一遍，靠缝纫机线的硬度，让本来柔软的龙头细布微微隆起，给人尼龙布的感觉。贝贝穿了他的杰作见维尼叔叔，站在自家的门背后，象个女孩子一样含着笑，微微涨红了脸。
范妮总是在贝贝家的北窗里望着马路对面的红房子西餐馆，红色的墙就在门口的树影后面。人们在那里进进出出，那时，它是上海当时唯一没有关门的，有名的西餐馆。有一次，维尼叔叔和贝贝都流泪了，范妮看到了他们红红的眼睛。
后来，维尼叔叔突然不去贝贝家了，因为贝贝住进了精神病医院，他疯了。那天，维尼叔叔的脸像张打湿了而且揉皱了的白报纸。发现贝贝发病，是因为他自己突然跑到公安局去报告，说他和一些一起画画的人，组成了一个反革命叛国小集团，说好了，晚上要一起偷渡到香港去找父母。而且将小集团里的人说得有名有姓的。开始，公安局的人如临大敌，马上将贝贝扣了下来。后来他们街道的警察说贝贝有狂想病史，他的妈妈根本就没有到香港去，而是被送到大丰农场去改造的上海舞女，她不是什么姨太太，他家也根本没有海外关系。公安局将他送到龙华的精神病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已经疯得很重了。即使是这样，公安局的人还是把维尼叔叔叫去好几次，因为奶奶的确在香港。贝贝提供的小集团名单里，第一个就是维尼。从此以后，就是经过贝贝的楼下，维尼叔叔也绝不向上望一眼，连贝贝原来留在他那里的画，都让他从画框上割下来，剪碎，丢掉了。
范妮透过糕点间的玻璃窗，数了数对面小尖顶下的窗子，贝贝家的那一扇仍旧黑着，这证明贝贝还在疯人院里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世，所以他的房间还被保留着。小时候所见到的温情而绝望的小房间，出现在范妮的心里。
长乐路上有一辆白色的进口汽车，向锦江饭店方向慢慢开过去，小心翼翼的，不知所措地混在车流和人流里，象一条在泥潭里苟且偷生的海豚鱼一样。
维尼叔叔身上有种外国香皂的味道从他的领子口里钻出来，让范妮闻到了，维尼叔叔总是让叔公带着到华侨商店去买小东西，自从叔公回到上海来住，用他的香港身份证可以进华侨商店买东西，维尼叔叔就只用力士香皂洗澡了。维尼叔叔的讲究，对漂亮东西控制不住的喜欢之情，总是让范妮想起贝贝，他们其实是一种人。
对于玻璃窗外面混乱的马路，有小格子钢窗的尖顶房子，关于贝贝的回忆，维尼叔叔身上的味道，以及国产咖啡在上海阴雨天里面散发出来的闷人的香气，范妮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她站在暗处，对自己说，别不敢相信，这真的是自己在上海的最后一晚了。
签证出来以后，范妮一家传着看她那本加上了美国签证的咖啡面子的护照，心里总是不够确定似的。爸爸妈妈从新疆坐一天一夜马车，三天三夜汽车，四天三夜火车回到上海，他们两个人还浑身散发着火车上的臭味，第一件事情，就要范妮的护照看。手里握着范妮的护照，爸爸的眼睛就红了。妈妈一看爸爸的眼睛，就哭了：“我们家到底也有今天。”范妮站在边上，心里难过，可是说不出宽慰的话来。当时简妮也站在旁边，大瞪着两眼，同样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他们把范妮的护照合上，交还给爷爷，看着爷爷拿去锁在家里放钱的抽屉里，又看着爷爷把钥匙收好。
那些日子，范妮到处去亲戚家告别，由维尼叔叔出面，在家里为范妮开了告别舞会。
最早出国的人，好象是80年左右。他们去公安局申请出国用的私人护照，就象真的要叛国一样心虚。那些人好象做贼似的，偷偷地走掉，不敢声张，怕在最后时刻被派出所拦下来。赶去与他们告别的人，也都一离开房间，就紧闭上嘴，不敢有一点点喧哗。维尼叔叔形容说，越狱也不过就是这副样子。但他马上遭到了爷爷的白眼。
一年又一年，范妮和维尼叔叔的朋友，家里的亲戚，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一个一个地离开中国了，千奇百怪的理由，莫名其妙的海外亲戚，那些本来被隐瞒得好好的海外亲人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连家里那些姨太太家的孩子，也当成同父异母的兄弟来担保了。出国的名义也是五花八门，参加远房亲戚家的孩子的小学毕业典礼，居然也是申请护照的理由。那些实在找不到海外关系的，真的急了眼，到希尔顿门口去搭识外国人，也真的有人因此而找到了担保，出了国。去的国家，也是奇出怪样，美国，日本，欧洲都不算，还有阿根廷，巴西，新加坡，也有南非，埃及，马耳他，甚至洪都拉斯和冰岛，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找去的。只要是离开中国就可以。那些人，都是当年誓死也不离开上海的，现在离开中国却是义无返顾，将家里的家具都处理了，房子也转租给别人。一个个偷偷出国的人，最后形成了煌煌大军，有一本私人护照，终于变成了令人羡慕的事。慢慢的，偷偷摸摸的告别，变成了一次次饭局，一次次家庭舞会，难得范妮去城隍庙买东西，看到做工好的中国乡土产品，就随手买来收着，到又有朋友出国时，可以拿去送行。能出国的人，越来越让人羡慕，就是得到了外国的邀请信，有资格去申请护照的人，脸上都有了骄傲的样子。那时候，电影院里面放了一个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叫《胜利大逃亡》。马上，上海人都觉得虹桥机场的国际出发门前，也可以拍一部上海版的《胜利大逃亡》。
然而，王家还是走不出去一个人，因为找不到经济担保，找不到邀请信。这可真的是奇怪的事，当初他们为自己家的海外关系吃足了苦头，现在海外关系吃香了，海外的亲戚们到一个个都缩手缩脚，连寄贺年卡时都不愿意写详细地址，生怕会提什么要求出来为难他们。奶奶更是杳无音信，纽约熟人辗转传过来的消息说，奶奶并没有死，就是不想再和家里人联系了。王家真的像是搁浅的大鱼一样，被搁在了上海。后来，每次送别人出国，家里都不提那个“走”字。
这次，算是轮到范妮家扬眉吐气了。自费出国的消息频频吃紧的时候。打算出国的，人心惶惶，象当年国民党撤退时那样。范妮终于赢得了她想象中隆重的羡慕。从范妮得到美国语言学校的签证以来，不是他们请大家吃饭，跳舞，告别，就是别人请范妮吃饭，跳舞，告别。这次，范妮在别人的脸上看到了被掩盖在笑容里的悻然，那是还没有能够得到外国签证的人，席家的人，虞家的人，郭家的人，盛家的人，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