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危情-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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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由陶铁良同志汇报吧，是他经手的。”
蒋大宾丢给陶铁良一个眼色，陶铁良站起来。
“本案还在侦查之中，认定施三宝袭击、殴打林市长，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焦鹏远瞪着陶铁良，“证据要是像上超级市场购物想要什么就有，还要你们公安局干什么？林市长亲自对我讲述了他被殴打的经过，难道林市长会说假话？医院的诊断书也写得明明白白，苏南起同志、辛茅同志当时在场，也提供了证言。你们还要什么证据？蒋局长，贻误战机，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陶铁良没敢吭声，默默坐下。
焦鹏远的语气温和了些，“对不明真相、上当受骗的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也把搞理论的同志们请来了。清本正源，搞理论的同志也是责任重大，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要谈的？”
瘦长脸的李公显咳了一声说：“既然焦书记点了将，我就说几句吧。不对的地方请焦书记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焦鹏远微微点点头说：“我来报个幕，李公显，著名理论家。他的文章诸位一定是看过的，但人不一定认识。公显同志深居简出，所以和大家见面不多。”
“焦书记过奖了，”李公显笑了笑，“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今天参加突发事件对策小组的会议，我确实感到责任重大。我们搞理论工作的，虽然拿笔杆子，不拿枪杆子，但也同样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使命。有人讥笑我们是‘二杆子政权’，这正说明了他们害怕我们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两个杆子。两个杆子坐在一起开会，就是我们的优势。枪杆子，还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但笔杆子，已经出了严重的问题。一些知识分子、报刊杂志，以改革为名，自觉不自觉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和平演变，把思想搞乱了。工厂也不是真空地带，也必然会受到自由化的影响，所以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之下才要闹事。”
辛茅托着腮，凝视侃侃而谈的李公显。是他把李公显推荐给焦鹏远，建议请此人参加会议。但辛茅心里看不起李公显，因为他就是岳父所说的那个跟错了人反而升官的人，由于找一位与自己观点完全相同的理论家不太容易，他只好推荐李公显，以免自己势单力薄。
“看问题，不能太简单。王双喜、王紧跟，两代劳模突然自杀，向我们发出了警钟。海明威写过一部书叫《丧钟为谁而鸣》，今天我们要问，警钟为难而鸣？”
方浩顿时提起了警觉，注意听李公显的发言。
“任何偶然事件的发生，都是客观大环境的必然因素造成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丧失，是个不容忽视的现实的问题。新兴的资产阶级，包括那些所谓的民营经济、个体户、大款，对工人的剥削也已有目共睹。工人阶级无法接受这个，所以王紧跟留下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去找毛主席问个明白！”
李公显的眼圈潮湿了，他动了感情。
“我们之所以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见怪不怪，是因为这一切是在改革的旗帜下进行的；什么问题解决不了，认识不上去，只要搬出初级阶段理论，说一句初级阶段，再不合理、再不合法、再荒谬的事情，也就变成了真理。记得当年，我就说过，‘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现在又搬出了这个筐，又要往里装些什么货色呢？是不是由于我们还是初级阶段，就不提阶级斗争？不提公有制？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不提社会主义？而由于这个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又特别的长，就合法地把私有制、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资本主义装进这个筐里？”
除了苏南起把李公显的谈话刷刷地记在本子上，别人都沉默着，不流露出反对或者赞成的任何表情。
“《共产党宣言》是怎么说的？共产党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嘛！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为了消灭私有制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嘛！同志们，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的变动触目惊心啊！从一九八0年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所占比重由百分之七十六下降到百分之四十八点三。反之，私营、个体、三资企由百分之零点七上升到百分之一十三点五。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从百分之五十一点四下降到百分之四十点三。私营、个体、三资由百分之零点七上升为百分之三十点八还强。再加上那些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集体招牌的隐形私营所占的比例，非国有成分已经压倒了国有成分。还有，由于股份制改造和法人产权的推行，剩下不多的国有企业也成了空壳，国家很难控股。所有制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导致我们党路线的变化，最终导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地位的沦丧。”
蒋大宾听得不耐烦，他轻轻说：“焦书记，话题是不是集中一些？许多情况等着处理呢，我怕……”
“你怕时间紧迫？”焦鹏远点上一支烟，“各抒己见，集思广益，目标是一个，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公显同志，你的发言完了吗？”
‘俄压缩着说。王氏父子劳模的自杀，及以此为导火线引发的工潮，警告我们必须反思了。处理突发事件，把坏事变成好事，前提是焦书记所指出的认清形势，提高认识。我市有一大批大中型国有企业，波及开来，了不得哟！大中型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大阵地，公有制是支撑点，这里就是上甘岭，一寸土地也不能丢。守住这块阵地，就保护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再发生类似王双喜王紧跟举家自杀的恶性事件。由于时间关系，我先说到这吧，请焦书记和同志们多多批评。谢谢大家。“
没有掌声，没有应和，也没有反对，仿佛并没有听到这一番发言。
方浩在心里掂量着李公显发言的分量，如果不予以廓清，除了现实的混乱还可能带来理论上的困难，弓怕工人在理论上与党的政策的对立情绪。他抑制着心中对李公显的反感，声调平静而严肃。“今天的会，按预定的议程不是理论研讨会，我更不是理论家。但既然听到了公显同志的高论，不能不谈一些感想，求教于公显同志和同志们。王双喜、王紧跟一家的自杀，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震动和痛苦。王紧跟写在墙上的一行字‘我们去找毛主席问个明白’相信对每个人的触动都很大。王紧跟想问明白的是什么事呢？是改革改对了还是改错了？是工人下岗对还是不对？还是反腐败是真反还是假反？如果紧跟同志听到了公显给他的答案，他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我是不赞成公显同志的基本观点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怎么会是上甘岭？这让我想起有人说过的另一句话，丐！进一分外资，就是引进一分资本主义‘。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总结我们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成为新时期指明我们前进的纲领理论。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公显同志对初级阶段理论的批评和指责，只能起到制造思想混乱的作用。当改革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当改革进入攻坚战的时候，也正是一部分同志发生动摇的时候，也是保守观念回潮的时候……”
方浩突然咳嗽不止。这时，窗外隐约传来嘈杂的声浪，两名干警走进来，递给蒋大宾一张纸条。
蒋大宾全看了看，立即离座，走到焦鹏远身边，轻声说：“工人，还是上街了，快到市委门口了。”
焦鹏远沉下脸。“不是采取了措施，不许工人离开工厂？”
进来的干警神色慌乱地说：“在岗的工人是被劝阻回去，没出工厂大门。退休和下岗工人是从各自家里到市委门口才集合成队伍的。等我们察觉，已经晚了。”
蒋大宾焦急地说：“焦书记，是不是立即实施第二套方案？”
焦鹏远阴沉着脸道：“好吧，立即行动。”
方浩站起来，大声说：“漫着！我们还有时间，我出去，去和工人对话。”
市委办公大楼门口警戒森严，长达一百米的警戒线由防暴警察组成了密集的人墙，他们手中的玻璃钢盾牌闪着寒光。
方浩与公安局长蒋大宾、刑侦处长陶铁良从市委大厅走出。方浩心里很清楚，这次与工人凶多吉少的见面关系到改革的全局。他们是载舟之水，也是覆舟之水；是改革的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关键在于怎样引导。
就要迈出市委大门，下面是几十级台阶，一旦出现在台阶上向下走去，对抗就已经开始。方浩的手心出了冷汗，不是来自恐惧，是心灵深处迸发了一种莫名的冲动。他镇静地注视台阶下由警戒线隔阻开来的一千多名工人，他们秩序井然，前排高举着红布横幅，贴着黄｜色来体字——我们工人有力量！队伍里有十几个人手举着木牌，上面贴着毛泽东的照片。看上去根本不像是示威，倒像五六十年代的国庆节庆祝游行。
方浩迅速作出了判断：这是一次精心策划和组织，自我保护周密的请愿活动，除了没有事先申请外，没有迹象显示出蓄意的对抗和使用暴力的倾向，工人的自律依然存在，这就给温和解决留下了出路。
见到市委大楼出来了三名干部，领头一个年轻工人突然转身，面向工人队伍，他高喊了一声：“唱！”
他挥动有力的手臂打拍子，充当了合唱指挥。
上千个喉咙同时发出一个声音：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起了高楼大厦，
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变呀变了样！
开动了机器轰隆隆响，
掌起了铁锤响叮当，
造成了犁锄好生产哟，
造成了枪炮送前方！
嘿！嘿！嘿！嘿！
咱们脸上放红光！
咱们的汗珠往下淌
嘿！嘿，
为咱全中国彻底求解放！
或许（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支歌是被岁月风尘隔蔽得太久，或许是唱歌者的心境已与当年有了很大的落差，方浩没有从歌声中听到热烈，听到的是悲怆。不变的是豪迈、慷慨与激昂。
泪水情不自禁地涌满了方浩的眼眶。他低声地对公安局长蒋大宾说：“立即让防暴队撤退，用不着如临大敌。”
“市委的安全怎么办？他们冲进市委大楼，这个责任太大了。”
方浩绷着面孔命令：“让你撤，你就撤！出了问题我负责。”
“我……要请示焦书记。”
“用不着，非常时刻，我有临机处置的权力，撤！”
“那好吧，出了问题你要承担责任。”
蒋大宾快步下了台阶，走到防暴队前，向队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队长面向头戴钢盔、手持盾牌的警察大声叫道：“全体稍息！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防暴队整齐地撤离了。就在这时，工人队伍中的后排往前拥挤，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的工人们突然挽起了手臂，组成了人墙，挡住了向前拥挤的人们。
方法甩下了陶铁良，独自下了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