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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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队里，我嫂子看到了她的表妹。她刚刚结婚，和丈夫以及一个星期大的婴儿坐在车子里，神情恐慌，原来他们没有通行证。在那么寒冷的天气里，如果走不了，婴儿必死无疑。因此，我们决定把警卫车先留下，让他们的车顶替。我们所有的家当都在警卫车里：行李包、钱、珠宝，把守关口的人说警卫车过会儿就放行。
安全通过关口后，我们沿一条环山公路上山，车子在悬崖峭壁上颤悠地爬行。通常我对这么高的破旧山路很害怕，但那天却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终于成功摆脱了塔利班分子。
嫂子终于成功找到一栋房子，房间不多，而且已经住了60号人。他们都是我哥哥的部下，以前都是警察，现在没别的地方可去。这也是为什么阿富汗有那么多非法武装力量的原因。一旦政权倾覆，他们就没得选择，只好跟从老领导，组成一支武装力量。但是，我哥哥并不想让我们被一大群男人包围，所以就遣散他们回家。
午夜时分，警卫车辆已经通过关口，将我们的所有家当运达。等行李包一被扛进屋，我就上前一把拿了过来，心想，里面的珠宝一定不见了。这帮来保障我们安全的人已把它们全部掳走，他们是当地另一名指挥官的部下，派他们来护送我们过关已经是给我哥哥面子了，所以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嫂子把行李包搜了个底朝天，就是找不到珠宝。她几乎要哭了，而且有点歇斯底里，接着她搜出一条手绢，大声擤鼻涕。我禁不住笑了，她也跟着笑了出来，除了笑我们还能怎么样呢？只有手绢跟她打包时差不多。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总算安全了。
家国之殇再次让我的生活失去了控制，我当医生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塔利班已经全面禁止妇女上学，即使喀布尔足够安全（但事实上显然不安全），我回校念书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我整天待在普勒胡姆里，烧菜做饭，打扫卫生，在花园里喝茶。这是我母亲和姐姐们忍受过的生活，也是我努力摆脱的生活，我的心情变得十分沮丧。白天慢慢变为黄昏，进入漫漫长夜，接着又是慵懒的早晨。我只想闭上眼睛，挡住黎明的阳光。
这个时候，许多男学生、教师和教授都已经逃亡到国外，所以上大学也已经失去了意义。塔利班的统治已经将喀布尔从一个饱受战乱的城市变为一座死城。说实话，我也说不准两者孰优孰劣。
人们稍有不端的行为就要被拘禁或毒打。塔利班挨家挨户搜查，要求居民交出武器，他们不相信喀布尔会有人不藏武器，根本不会把“没有”当作回答。如果谁不交出武器，或者真的没有武器可交，就会被拘捕，关进监狱。有些家庭只好出去买武器，交给塔利班，为的是让他们释放被关押的亲人。
最恐怖的要属被带到“恶习与美德部”，一提起这部门的名字就足以让最勇敢的人心石化。一幢白色的水泥别墅，坐落在一个叫做舍尔诺（新城）的地方，外带一个花园，里面长着茂盛的葡萄树和芳香四溢的玫瑰花。被指控犯有亵渎宗教罪的或道德罪的所谓犯人都被带到这里来审判。胡子不够长的男人、没穿蒙面长袍的妇女统统被抓来，被塔利班分子用钢丝绳抽打脚底心，屋外的塔利班分子气定神闲地坐在玫瑰花丛中呷着茶、讲着笑话。在这里，受到惊吓的喀布尔妇女被指控不道德，接受从阿富汗南部保守的乡村来的毛拉①的审判。喀布尔与这些乡村一直以来在文化和社会习惯上简直是两个世界。几个月前，以穿着最时尚的服饰拿着书本上大学为荣的女性现在却遭到不洗澡不识字的文盲的审判。
奥林匹克运动馆，一座大型圆顶建筑，曾经回荡着板球和足球观众的掌声，如今却成了一种新运动的场所——公开行刑。在这里，通奸犯和小偷被石头打砸，要么就是当着欢呼的人群被砍去双手。这种种残忍的场面让人不禁联想到古罗马竞技场。犯人被装进皮卡带到场馆中心，拖下车，绕着馆子走一圈，供人群娱乐。接着他们不是被子弹打爆脑袋就是被活埋至半身腰，然后被人活活用石头砸死。无论是审判的人还是第一个扔石头的人，他们是从来不管场馆内的贼犯的是什么罪的。对他们来说，那贼偷了一块面包给饥饿的孩子吃或者那所谓的通奸犯实际上是被人强奸的受害者等事实，统统与他们无关。
如此种种表面上看都是以真主的名义执行的，但是，我绝对不相信这是真主的旨意。我敢说，即使真主见了也会掩面而泣。
大量的塔利班支持者涌入喀布尔。超级保守的阿富汗南部家庭搬家到喀布尔，从那些准备逃跑的人手中以超低价购得房子。维齐尔阿克巴卡恩小区曾经是阿富汗最漂亮最令人羡慕的小区，里面的房子全部由现代设计师亲自打造，带有美丽的花园和宽大的游泳池，如今成了众所周知的“客人街”。与塔利班领袖有关系而又受宠的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士兵抢占了这里的房子。如果房子空着，他们就直接搬进去，据为己有；如果还有人住着，他们就拿枪将房东赶出去，让“客人”住进来。
至今还有许多家庭没能收回在这段时期内被侵占的财产。2001年塔利班被美国和北方盟军击败之后，许多在欧洲和美洲的阿富汗难民重回祖国家乡，想取回被夺走的财产。但是，由于没有证件证明，加上战后混乱，政府腐败，他们发现想要回财产无比艰难。我就亲自遇到许多来找我帮助追溯财产所有权的人们，结果都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的。过去几年里，阿富汗兴起了建房热潮。这些建筑往往破坏了当年那些典雅美丽的别墅，就连别墅内的果树和葡萄藤也遭了殃，真是叫人痛心。别墅推倒之后，在上面建起了所谓的“罂粟之宫”。这种建筑具有巴基斯坦和伊朗风格，装饰华丽，安装了烟灰色玻璃和奇形怪状图纹的瓦片，样子丑陋，一点儿都没有阿富汗文化的内涵，纯粹凸显了战后的暴发户心态，而修房子的钱往往来自腐败或者海洛因交易收入。
如今，各色各样的“客人”入住维齐尔阿克巴卡恩小区，这些房子在战火中幸免于难，也没有被开发商拆掉，还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看起来跟当初刚建成时几乎一样时髦。住在里面的是国外援建工人和国际新闻机构的记者，比如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法国24频道等。生活、工作在这么个经常发生自杀式爆炸的首都城市让他们深感不安，这点可以从他们住的这个小区设置的防护装置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绿色区域”，街道围上了水泥栅栏，设置了哨卡，目的就是将自杀式爆炸挡在门外。没有身份证或者相关的通行证非但人不能进去，车子也不能开进。这一措施经常引发交通堵塞，成了喀布尔居民愤怒的由头，也常常令居民们倍感沮丧，他们认为这都要怪这些外国人。
英国大使馆接管了一整条街上的房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基地，他们将街道两头的入口堵死。过去，这条街喧闹繁华，孩子们还可以上街玩球，如今却成了一座堡垒，禁止大多数的阿富汗人入内，除非他们到那里真的是有事情要办。
在普勒胡姆里，我们不知等待了多久，只希望战事快点结束，我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能早日回到喀布尔。战争前线和塔利班或者马苏德的地盘老是在变化，但很明显的是塔利班的地盘越来越多，一步步将马苏德逼回去。
不知道哈米德是依然住在喀布尔还是也和家人一起在外逃亡，我一直在想他，但也明白兄长仍然反对我们的婚姻。一天，我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远方的高山上下雪。我正渴望回到喀布尔去，还在想不知道那里是怎样的天气，突然，哈米德的姐姐，她的孩子还有哈米德的一个叔叔出现在我家门前。
原来，哈米德去找过我们，发现窗帘拉上了，没有人在，就到处打听，得知我们已经走了。他认为我们还是走了好，因为如果我待在游击队控制的领地上，到处都是各种军队和指挥官，遭到强奸的可能性也很大。哈米德知道，我哥哥要保护自己的两个妻子就已经够他忙的了，现在还要担心我的安危，所以他就想，在这种情况下，我哥哥或许会对我们的婚事网开一面。
所以哈米德派了姐姐来提亲。她这次还带上了叔叔以及她的几个三四岁的孩子，从喀布尔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再次向米尔沙卡伊提出这门婚事。这段路险象环生，除了凶险的炮火，他们差点儿还被一场雪崩埋藏。那一夜，他们就是在冰天雪地里度过的，他们差点儿送了命，而我也在心里暗暗责怪哈米德让他们为了我经受这么多苦难。尽管如此，他对我们的婚姻的那种百折不挠的决心还是让我暗地里非常高兴。
正如哈米德所料，我哥哥不再拥有在喀布尔时的权力。他疲惫不堪，压力重重，但也没有马上答应的意思。在我们的文化里，如果你想礼貌地拒绝某人的求婚，通常不会直接说，而是向对方提出一大堆无法满足的要求。我哥哥知道，为了提亲，哈米德的家人已经冒着生命危险不远千里而来了，总不能狠下心直接打发他们回去，但他并没有完全同意这门婚事。于是，吃完饭之后，他悄悄告诉他们说，如果要结婚，哈米德家要以我的名义购买一套房子，赠送大量的金银珠宝外加两万美元现金。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对他那样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尽管他家不算赤贫，但绝对不是富裕之家。当然，我是不能参与这样的谈判的。哈米德的姐姐和我在另一个房间，我们俩竖起耳朵，贴着墙壁试图听听他们商谈的进展。当听到哥哥提出的条件时，我惊讶得张开了嘴巴，但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哈米德的叔叔竟然答应了。听语气他好像有点震惊，而且也不是十分高兴，但是他很快定下神来，一点儿也不显得慌乱。在内心深处，他一定火冒三丈，但他摘下缠头巾，放到我哥哥面前，感谢他答应这桩婚事。
哈米德的姐姐叫上孩子，跟我拥抱告别，还不忘给我个微笑，然后穿上蒙面长袍离开了。哈米德的叔叔也戴上缠头巾走了。到了这时，塔利班早已下令强迫所有男人必须缠头巾蓄胡子。
几天之后，我哥哥接到命令去潘杰希尔峡谷帮忙策划一起政府领导的攻击喀布尔的行动。他走了之后，萨朗关口再次封锁，人也就被困在另一头。此后40天内他杳无音信，这样的紧张心情真叫人无法忍受。要是他遇难了，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
后来我们终于收到消息说他到巴达赫尚省去了，上司临时命令他为游击队员建立一个根据地，并组织一道新的防线。塔利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地盘，我哥哥的上司担心他们还会夺取中部、北部更多省份的领地。后来，我哥哥还是安全地回到了我们身边。
春天，嫩芽已经从积雪覆盖的泥土里冒了出来，而我却感到一阵沮丧。本来春天是新学期的开始，我真的很想回到大学校园去。
一天，嫂子叫我去给家里买菜。不知怎的，在集市上，我好像看到了哈米德的身影。每次离开一家店或是拐个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