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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他们为什么没能成为皇帝-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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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西河郡后,李渊建大将军府,组建三军。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七月,李渊率军三万离太原西进长安,隋朝西留守代王佑派隋名将宋老生领精兵两万守霍邑,又派大将军屈突通守河东。两人互相照应,相约一方受攻击,一方必救。 
适逢阴雨连绵,粮草不继,又有消息来说北方突厥与割据势力刘武周将乘虚袭击太原,人心惶惶。李渊依裴寂等人建议,欲退兵太原,再图后举,但李建成却苦谏,李渊只好作罢。 
二十八日,太原粮草运到。 
八月初一天气转晴,李渊命晾晒铠仗行装。 
初三清晨,李渊即率轻骑借浓雾掩护,沿傍山小道直趋霍邑。 
为防宋老生闭门固守,李渊采纳建成用轻骑诱其出战之计,亲率骑兵数百至城东,命建成、世民各率数十骑,逼至城下辱骂,以激怒宋老生。并将士卒分十余队由城东南向西南佯动,造成攻城假象。宋老生大怒,亲率三万大军从东门、南门出战。这样正中了李建成之计,经过激战俘获了宋老生。 
夺取霍邑后,李建成统领一路军马,屯永丰仓,守卫潼关,防御屈突通和李密入关,占据永丰仓粮饷基地,李建成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大败屈突通,保住永丰仓,解除夺取关中后顾之忧,为顺利占领长安打下基础,李渊当时大喜道:屈突通东行不可,西归无路,不可为虞矣。 
成为太子后的李建成的主要活动已经从战场上退下来,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那就是辅佐高祖处理军国大政,参与决策。高祖外出时,则要居守监国。 
也正是因为此,后来诸多被李世民收买的朝中大臣总以建成无功于社稷在高祖耳边吹臭气。可这群大臣似乎忘了一件事:李建成已不是帝国未成时的李建成,他已经是准皇帝了。难不成,让未来的大唐天子还以马上治理天下?!当这些大臣们在吹捧李世民东征西讨之功时,显然忘记了一件事:没有建成太子就不可能有李世民的军事成功。 
我们可以看一看下面几件事情。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讨伐王世充,建成太子镇蒲州防御突厥。在保证李世民讨伐王世充的同时还促成了行军总管段德操击败梁师都与突厥的联合进犯。 
武德四年(621年)三月:李世民与窦建德征战,稽胡军队数万人骚扰大唐边疆,李建成又奉命率军讨伐。队伍驻扎在赞州,与稽胡军相遇,李建成指挥唐军进击,大破敌军,斩杀几百人,俘虏一千多人。 
武德四年(621年)八月:李世民征伐刘黑闼,李建成安抚北境。 
武德五年(622年)、六年(623年)、七年(624年):防御突厥。 
由此可见,上述所定论不虚。在这之外,太子建成在辅佐高祖治理国家政事的同时,也进行了几次军事行动。如镇压乱民祝海山的暴乱以及征讨李世民未剿灭的刘黑闼。 
只不过李世民是在台前,而建成太子却是在幕后。但也正如刘邦所论之“功人”与“功狗”一样,谁是人谁是狗,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   
一个真实的建成太子(1)   
如果可以,真希望能将篡改《旧唐书》的许敬宗凌迟。如果不是他,有关建成太子的事情不会只寥寥数笔,建成太子也不会变得面目全非。 
幸运的是,我们从关于李建成的几件事上还是可以搜寻出其真实面目的。历史掩盖不住李世民篡改国史的丑恶,更掩盖不住建成太子的真善。 
第一件事是玄武门兵变时,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与冯立痛哭不已,与众将士言:太子生前对我等不薄,此刻正是报恩之时。遂奔赴玄武门,为建成报仇。古来士为知己者死,二冯所为正是此注脚。 
第二件事是破刘黑闼之战。作为唐朝统一中的最后一场战争,它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在建成太子破刘之前,已有元吉与李世民征讨过,但由于二人没有对他们实行安抚政策,反而还施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再加上这些人对李家的疑惧心理,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刘黑闼再次造反,抵抗大唐。 
李建成只好亲自征讨之。他接受了魏征“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以坐视离散”的建议,改变过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政策以争取人心。史载:“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者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措施起到了争取民心、瓦解斗志的作用,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结果刘黑闼部队“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这样,李建成没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决了河北问题,使唐初社会安定了下来。在这一事件中,虽然采取的宽大安抚政策是出于魏征,但实施者却还是建成。 
和李世民一样,建成太子也曾广罗人才,善待贤才。“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僧道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在建唐前后,他招揽了许多谋臣猛将,为他出谋献策。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贞观名臣,为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如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后来在贞观年间以谏诤之臣而闻名,李建成曾甚礼之。武将中的冯立也在后来的贞观年间“甚有惠政”,也曾被李建成视为心腹。名臣韦挺,“太子遇之甚厚”。另外还有郑善国、李纲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样一个人被许敬宗描绘成什么样的吧。《旧唐书·隐太子传》记:(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高祖幸第问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 
看看这段精彩的描述,丝毫不比 
武侠小说的盘肠大战逊色。“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始终不明白,一个吐了数升血的人还能活下来?! 
在这里,除了把李建成描述成一个阴狠歹毒的人外,还被描述成了一头猪。既然李世民吐血数升,假设不死,那么毒药的分量应该与酒相当。如果这个事情存在的话,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场景:建成太子端着一碗比芝麻糊还稠的酒给李世民喝。李世民费了好大劲才把酒舔干净,然后肚子疼痛,回家吐血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谁报告给了高祖,说世民喝了像芝麻糊一样的酒,在吐血呢。按照人嘴的大小和肠子的直径与血的数量,高祖到了世民处,李世民肯定还在吐。在把李建成描述成猪的同时,也把李世民刻画成了更蠢的那一头。 
这只是史书中一个小片段,还有一件事是,建成太子给了李世民一匹根本已经站不起来的劣马,想摔死李世民。李世民大概在当天眼睛迷离,没有看清那匹马到底是好马还是劣马。但这个打了半辈子仗的人骑上马时却还没有感觉出马是劣马,于是,在高祖眼皮子底下摔倒了。即使这件事是真的,那也是李世民在高祖面前作秀。 
建成太子真的就这样愚蠢和冷血吗?所有的事实已经证实这是胡编出来的。唐朝时小说还不发达,所以许敬宗编的这两个故事在当时可能会蒙住一群人,但现在,恐怕只能蒙住傻子。 
史书上有确切记载:在建成太子死后,其党徒散亡于民间。李世民费了很大的劲也没有捉到这些人,倒不是因为这些人神通广大,而是因为人们同情太子建成,所以会想办法将这些人藏到朝廷无法找到的地方。建成太子经营多年的河北地区,人心不稳,打着为太子报仇的旗号进行反对李世民的起义时有发生。 
贞观元年(627年),一直支持建成太子的燕郡王李艺造反。此人就是传说中罗成的老爹,因后来投降唐朝而赐姓李。同时老天也发怒,贞观元年夏天,山东大旱。八月,河南下霜。九月又发生了日食。不久,利州都督李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造反。 
玄武门兵变后不久,幽州都督王君廓不服李世民登基,奔于突厥。突厥颉利可汗见唐朝内乱,大举进犯。李世民遣尉迟敬德出战,虽然大败突厥,但损失也不小。此事刚平息不久,颉利卷土重来,到达渭水便桥,并遣使臣到长安示威。李世民又筋疲力尽地亲率六骑到渭水,与颉利隔河相会,他大骂颉利背弃盟约,是无耻小人,同时又紧急调动唐军主力向渭水进发。颉利见唐军越聚越多,无隙可乘,于是和李世民讲和,即为历史上的“便桥会盟”。 
从各种各样的史料来看,突厥进犯大唐的原因就是见唐朝内大乱,此乱自然就是李世民亲手制造的“玄武门兵变”。表面来看,“便桥会盟”似乎是李世民用强大的武力让突厥滚回了老家,但这一事实却是建立在付出大量金钱的基础上的。突厥本是蛮族,他不可能有仁义道德之价值观。他的进犯无非是想趁火打劫,至于建成太子之死,他们并不关心。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会有突厥入侵中原之事吗? 
假设没有玄武门之变,这些大臣们会继续跟随李建成。建成太子上台的第一件事必是轻徭役。这是肯定的,是由当时的条件决定的。这些大臣们在李建成的领导下未尝不可创造出另一模样的大唐盛世,而这样的大唐盛世是真实的,因为是真正的准皇帝李建成创造的。   
李世民的几件事(1)   
李世民夺得帝位后,做了几件让今天的有识之士大加怀疑的事情。 
贞观六年(632年),大臣们都请求李世民去泰山封禅,借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李世民也做如是想。但魏征却反对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什么要干呢?” 
李世民只好打消这个念头,但心里的结却并没有马上解开:“魏征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丰、祥瑞未至呢?” 
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想法,他在贞观六年做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他释放了三百个犯死罪的囚犯“回家跟亲人诀别”,并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返回来。苍天在那一年不知怎么就开眼了,囚犯们居然在规定之期限内都返回来了。李世民大喜之下又把这些人无罪释放了。万民景仰李世民,文人们开始筹划“仁德”之君李世民的教化之道。 
大凡天下的蠢事都是因为某种人抱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做出来的。李世民放死刑犯无非是想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的仁德感化了这些混蛋,但顾此失彼,在天下人赞叹他的教化之功时会怀疑一个问题:既然皇帝的道德感化已经做到了如此之地步,为什么监狱里还会有这么多犯大罪的人? 
中国有句俗语叫“顾头不顾腚”,李世民此举正是此俗语的演绎。 
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看国史。贞观九年(635年),李渊刚一去世,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要看国史,时任谏议大夫的朱子奢就是不给他看,并说,如果您一旦看了,发现里面有不利于自己的地方肯定要修改。如此,后人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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