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世家-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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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接受龚奢的劝告，开门自首，向赵广汉叩头认罪。赵广汉见苏回安然无恙，也高兴得跪下来向两个罪犯道谢：“郎官还活着，赵广汉感谢你们的厚爱。”
《汉书》作者述此两事的本意，是想说明赵广汉“发奸伏”的能力。但读者亦可从中感受到即便在这位长官的治理下，京师的绑票犯罪活动依然十分猖獗。作案者在勒索不成或遭官司缉捕的情况下，随时有杀害人质的可能，使官府常常处在被动地位。要不然，何以堂堂京兆尹还得派人向罪犯求情，乃至跪下来相谢呢？
到了东汉时，京都洛阳的流氓劫人质勒财物的活动，比西汉益甚。《后汉书·桥玄传》载，桥玄的儿子才十岁，在家门口玩耍，被三个恶棍劫走，关在某处楼上，通知桥玄拿出钱来赎人。桥玄不肯。这时，司隶校尉率领河南尹、洛阳令等赶来了，恐怕绑贼撕票，不敢强行捉拿。桥玄高喊道：“奸人无法无天，我身为大臣，岂能为保一小儿之命，让恶棍逃脱！”促令强攻，结果其儿子被绑贼杀害。事后，桥玄专门请政府下了道命令，“凡是再遇有绑票的，一律不许受害者家属用钱财去赎票，必与绑票者一并杀之，以绝奸路。”用管住受害者家属的办法来消极应付绑贼勒索，甚至不惜牺牲人质，略见东汉政府对于城市流氓绑票活动的无奈。
唐宋以还，城市流氓的绑票对象益加向富家小儿集中，一则作案方便，二则油水肥腴，三则勒索成功后，因小儿无知，不易暴露行藏。《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则“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的故事，便是根据原载于宋人岳珂所著《史》里的史实改编，谓北宋神宗时，某年元宵之夜，大臣王韶的五岁小儿南陔由仆人驮在背上，去东京闹市区观看灯景。乍出府门，即被绑贼盯上，跟踪到人多拥挤处，觑准仆人抬头看灯且松手伸个懒腰的一瞬间，便把南陔驮到了自己背上，迅速遁去，而小孩因胯下依旧有人驮着，竟于不知不觉中已被人拐走。这等手法，比之《水浒传》里雷横和李逵搭档掳走沧州知府的小衙内，显然高明多了。
明清时代的流氓绑赎小儿风尤甚。郑仲夔著《耳新》，辟有专节介绍潮州和惠州的“勒赎”：作案团伙专以富豪家子弟为人质，一上手就用布条将眼睛蒙住，七拐八弯，带至深藏在闾巷的巢穴里，然后在人多热闹的地方张贴告示，暗示被绑人家属用现金赎取。一旦家属照其所示方式与之联系上后，必尽情敲诈，餍其所欲后再放回。如果家属不能满足对方条件甚或告官查捕，他们便以残害被绑人的肉体相威胁。
劫质绑票索赎金（2）
清代时的北京，还有一些既想勒索钱财，又怕承担绑匪罪名的无赖辈，想出新的花样：在市街上拐得小儿后，贴出告白，略言某日在某处收容迷失儿童，盼家长前来认领。及家长来认领时，照样勒索寻笔“谢金”，这似乎更近于流氓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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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行诈“美人局”（1）
《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回“赵县君乔送黄柑，吴宣教干偿白镪”。据专家考证，系根据发生在南宋时代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其故事原型为，有个姓李的客商，在杭州发了横财，来京都临安走门子花钱买官衔，下榻在一家旅店里。旅店对门有个宅院，门首垂着帘子，常有位少妇站在帘后看街上热闹。隔帘花影，娇声莺转，引得这个寂寞的暴发户想入非非。
有一天，李某正站在旅店门口偷窥对门，有个卖黄柑的小贩经过。他既想吃黄柑，又舍不得掏钱买，便建议和小贩以“关扑”（关扑，一种博戏。参见本书第八章中“钱·押宝·掷骰子”一节）方式做交易，且借此在意中人眼里显露两手。没想到心猿意马，扑了十千钱都没扑出一个“浑成”来，黄柑一个没到口，反输了一万，连喊可恨可恼。
过会儿，对门宅院里出来个小僮，端一盘黄柑送给李某，说是我家主母见官人扑柑子不成，反折了本钱，有些不忍，派小人送几个家藏的柑子给官人尝尝。李某得知“主母”就是门帘后的美人儿，心波大动，忙拉小僮攀谈起来。原来这家主人是官员，外出公干，留下年轻的主妇看家。登徒子自忖有香可偷，便收拾些礼物，拜托小僮回谢他主母，这就把线儿牵上了。此后，那少妇常使小僮送些菜肴点心之类给李某，李亦必用布匹首饰等贵重物品回报。隔帘儿看倩影，李某恨不得一步跨过“天河”去。
几番周折，李某经小僮过手，把他家仆从丫环全部买通后，终于得了个趁夜进门与心上人幽会的机会。岂知三杯色媒酒下肚，正待行那苟且之事，长年在外公干的主人突然回家来了，恰得“捉奸捉双”，拍桌打凳，要把姓李的捆去官府，治他个诱奸官眷的罪名。李某害怕吃官司，更怕这一来永远耽搁了自己仕进的门路，忙跪下向主人求饶，情愿输财“私了”。主人即派仆役们一起随他回旅店，将其财物掠劫一空。次日，窃幸已花钱消灾的李某偷窥对门，竟是人去楼空。再悄悄打听，才知道这户人家不知是从哪儿搬来赁屋暂住的，又不知为何连夜搬走了。
这就是泗水潜夫《南宋市肆纪》里所谓“以娼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的“美人局”。一伙棍骗型流氓用妓女假扮“主母”为诱饵，把贪恋美色的阔少引到了“局”中。可笑的是这个心怀鬼胎的李某，人财两空尚不敢声张。
类似的色相局骗，到元明时更加盛行，如：
戳包儿，一伙棍骗假借替外埠人说合婚事。相亲时，以盛妆美人出面，临娶时以丑者易换。“顶缸”人多为他们从街上哄来当“马儿”的女丐，同样是受骗者。
拿殃儿，比上述方式再深入一步，充当“新娘”的同伙坐在花轿里抬过门，几天内，里应外合，把受骗人家的财物细软席卷一空。
打乖儿，即规模更巨的风流阵。举明代万历末年一件轰动一时的大案为证：有个已故工部尚书的儿子徐大少爷和其继母同居京城，因家资饶富，被一伙棍骗看中。棍骗串通妓院中人，先租个大宅院装门面。接着，有“媒婆”上徐府说亲，诡称女方乃皇妃郑贵妃的侄女。徐公子和继母听说可同皇亲结缡，喜不自胜。继母随媒人去“郑府”，“郑夫人”和“郑小姐”全露了脸，府上从管家到执事，一应俱全。结果徐家被骗走“聘礼”无数，连徐公子住在扬州原籍的伯父亦被这些人以侄儿名义诓走玉狮一双、白银500两。到了“娶亲”之日，好戏终场，租来的宅院里一夜之间人去楼空。事后徐家报官，反复追查，迄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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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行诈“美人局”（2）
扎火囤，即用妓女扮眷属，诱人入彀，届时“捉奸”，以讹财方式“私了”，就是前述李某栽入的这一种骗局。
到清代时，又有“仙人跳”、“放白鸽”、“拆白党”等各色名称，花样百出，不—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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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占逼命禽兽行（1）
北宋时，鄂州江夏（今武汉市武昌）有一处御题碑文的“列女之墓”。封土树表时，郡县长官亲临致奠，礼隆备至。此事《宋史》里有记载，其原委正可见古代流氓作恶一例。
被旌为“列女”的，是当地一位民家少妇，娘家姓张，因张氏有几分姿色，引起同住一里的流氓谢师乞的垂涎，曾几度找机会挑逗，被张氏痛斥。某日，谢师乞探知张氏一人在家，竟怀揣利刃摸进门来，意欲逼奸。张氏不从，谢即拔刀在手，目露凶光威胁道：“顺我则生，不从则死！”张怒骂道：“庸奴！我宁可死，也不会任你摆布！”两人撕掳中，谢杀心陡起，刀伤张氏咽喉。张奋力抓住对方，高声呼救。众邻居闻声赶来，合力擒住谢师乞，而张氏终因伤重，抢救不及死去。此案逐级上报朝廷，诏封张氏为“旌德县君”。那个强奸杀人的凶犯结局如何，史传上没有交代，想必应该受到法律严惩吧。
窜名于“二十四史”的流氓强奸犯，绝不止谢师乞一个。古代流氓作恶百端，性犯罪实为大宗，不胜枚举。当然，与趁乱打劫的兵勇匪盗之强奸妇女相比，流氓辈在这方面的恶行，尚自呈现出“痞”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封建法典对强奸罪处刑极严，而厕身市井的流氓则不比公然啸聚的兵匪，他们既要图逞淫欲，又怕以强奸罪名罹法，所以在作歹手法上，千方百计往“和奸”上引导。如：
哄奸。唐人柳宗元所撰《河间传》就提供了典型一例。作者不愿写出这位受害女子的姓名，故以其籍贯河间郡（今河北献县一带）代称。河间女本是貌美贞静的少妇，当地一伙恶少为图奸淫，假以游览为名，哄她随婆母乘车去临江画阁。抵画阁后，即被引到—间众恶少事先藏在帘后的屋子里听歌伎演唱，旋由侪辈推出一个相貌长得特别漂亮者抱其求欢，其他人拽手按脚，充当帮凶。河间女初抗拒号泣，众恶少或说下流话哄她，或作凶恶相威胁，而受害人竟以奸犯貌美，弛力顺从，最终堕落为一个“召长安无赖男子，晨夜交于门”的荡妇。
骗奸。如明代司法判词集《折狱新语》中就有一例：外埠人钟世禄携妻陈氏，到定海县赁屋居住。同邑有个恶棍胡太源见陈氏貌美，即起奸心。他先以关心为名，认陈氏为干妹，还零零碎碎地供给钟家一点钱，总计也不过一二两银子。贫穷的钟世禄夫妇，只当来此异乡，遇上了一个热心人。谁知没过多久，胡太源忽然借一点小事，对钟翻脸，逼他立即“还债”。钟世禄没法马上拿出来，于是胡竟以抵偿为名，强行对陈氏实施奸占。
诈奸，即以讹诈逼人就范。如清时，兴化人龚行因家遭水灾，其妻谢氏和女儿龚巧流落镇江，以做豆腐为生。同龚记作坊对门而居的流氓田五垂涎谢氏及女儿的姿色，屡挑不遂，又趁龚行不在家时，率一批同伙上门逼奸，因谢氏呼救，众邻居拥集，未能得逞。田五问计于自己这个流氓团伙的头子何三，何三即教他伪造债契，与众无赖冲到龚家“索债”并殴打龚行，欲用此术强迫谢氏顺其淫威。街坊们慑于他们的气焰，无人敢出头说理。县衙也不查真情，反笞龚行，要他“还债”。谢氏和龚巧竟双双投河。冤情大白后，邑中绅民请命坊表，礼葬釜鼎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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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占逼命禽兽行（2）
读者不妨去翻翻二十四史上的《列女传》，多多少少的“烈女”、“贞妇”牌坊上，都书写着“无赖”、“恶少”、“赤棍”逼奸良善妇女的罪行，而且施暴对象都是贫寒阶层。古代流氓摧残迫害妇女的罪恶，罄竹难书。
此外，流氓们也常设能使劣迹掩遮的诡计进行强奸和轮奸。惯用的伎俩之一，就是扮作轿夫、车夫等，将单身女客劫至僻静处行淫。赛会节日之夜，妇女出游，也是他们诱骗下手的时机。同兵痞匪徒之性犯罪无差别的是，流氓摧残妇女的手段一样是令人发指的。如《折狱新语》中，就有一浣衣少女在河边被三个流氓轮奸的案例。又《明史》记嘉靖二十三年（1544），嘉定有个流氓胡严伙同党徒逼奸少妇张氏，“一人乃前刺其颈，一人刺其胁，又其阴”，行为恶劣，禽兽不如。
北京光棍——硬（1）
有明一代的官私文献里，颇多京师“光棍”的记载，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