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穷途末路:美国衰落-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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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冲”是中央情报局创造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其过去秘密行动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是，在宽泛的意义上，“反冲”是如下说法的简称：“一个国家收获了它所播种下的东西，即使它并不完全知道或理解它所播种下的东西。”12悲惨的是，对美国来说，中央情报局多年来的海外秘密行动已经成为美国人民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并且将会继续产生给美国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反冲”。13
注释：
； “How a Plot Convulsed Iran in ’53 （and in ’79）；”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 The Sorrows of Empire； Henry Holt and pany； 2004； p。 220。
；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BK Publishers； 2004； p。 72～73。
； “CIA and Assassinations：The Guatemala 1954 Documents； ”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4。
； “CIA Intervention in the coup of 1954 in Guatamala；”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Hel’um。
；The Cold War and the New Imperiali*；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6； p。 155。
；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Verso； 2006； p。 83。
； The Cold War and the New Imperiali*；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6； ～202。
； “Who is the Rogue State Really？” March 20； 2006； ICH。
； The Sorrows of Empire； Henry Holt and pany； 2004； p。 223。
； A Century of War； Pluto Press； 1992； p。 213～217。
1； The Sorrows of Empire； Henry Holt and pany； 2004； p。 139。
13。 Johnson Chalmers； Blowback； Henry Holt and pany； 2000； p。 223。
外交关系委员会（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维也纳和会期间，一群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和学术精英在伦敦举行会议，谋划一项保护英美战略利益的计划。作为这次会议的结果，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成为协调两国外交问题的机构。1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银行家J。 P。摩根为这两个机构的创办提供了资助。摩根从为欧洲大国的战争筹资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自然渴望寻找影响政府未来政策的手段和途径，以便保护和最大化自己的特殊商业利益。2
多年来，外交关系委员会一直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的外交政策智库，资金支持主要来自于公司部门。公司部门“抓住一切机会，让委员会领导精英中的学者慎重关注它们的商业利益”。3
在公司部门中，除了J。 P。 摩根外，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最重要受益者还有小约翰·D。洛克菲勒，他每年给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纽约总部提供许多捐赠和资金。洛克菲勒家族逐渐取代了摩根对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影响。近年来，小洛克菲勒的儿子成为外交关系委员会最重要的成员，尤其是戴维·洛克菲勒于1949年成为外交关系委员会最年轻的董事，并且于1970～1985年担任理事会主席。3前总统约翰逊的讲稿撰写人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说，戴维·洛克菲勒“即使不是美国权势集团无可争议的主席，也是它的世袭主席和最有权势、最有影响和最富有的美国人”，“成为一个影响全球的金融家、工业家和政治家的巨大网络的中心”。4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姻亲，有一段时间曾经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长。5杜勒斯也曾经担任维也纳和会美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后来成为纽约沙利文·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直到1934年，他一直公开支持希特勒，并且他的“法律事务所从与纳粹政权的生意中获利”。5杜勒斯被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为国务卿，并且他的哥哥艾伦担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他在任内先后于1953年和1954年下令中央情报局推翻伊朗的摩萨德政权和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5
杜勒斯的最大成就之一是1954年在亚洲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个军事联盟的成员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要求对进攻采取集体行动，显然是针对中国。5杜勒斯也是“相互确保毁灭和战争边缘”政策的创始人，因为他常常以原子弹的“大规模报复”来威胁中国。在1954年越南奠边府战役期间，杜勒斯据说两次向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比多（Georges Bidault）这样建议：“对中国和越南使用美国的原子弹，以支持他的‘大规模报复’的口头威胁”。杜勒斯的“第一次建议是‘用一两颗原子弹轰炸印度*边境附近的共产党中国的领土’，以摧毁中国通往越南的供应线”。6
杜勒斯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并且是全国教会理事会前身的主席和共同创始人。由于这个原因，他在中国的形象是“一个一只手拿着祷告书、另一只手拿着原子弹的人”。7在这个方面，人们必须记住的是，对他国不宣而战是一种战争罪，而且对平民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一种反人类的战争，两者都不符合杜勒斯深信不疑的基督教教义。
在外交政策辩论中，杜勒斯强烈批评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5“遏制”政策是乔治·凯南的杰作，他也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在他从莫斯科发出的被称为“长电报”的电报中，他提出了一项对付苏联人的军事战略。凯南认为，苏联人侵犯了美国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因而必须“遏制”他们的扩张主义倾向和影响。他在《外交》杂志上以“X”的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凯南呼吁以他的“遏制”战略来对付苏联人。不久，凯南的建议成为杜鲁门政府的新的反苏政策，并且他“在明确的冷战计划和机构中发挥了领导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是‘马歇尔计划’”。8 。 想看书来
外交关系委员会（2）
不幸的是，对美国来说，凯南的冷战学说几乎带来了灾难和一场毁灭世界的核屠杀。美国在核计划上花费了万亿美元，并且在军事建设上浪费了大量财富。9这导致德国和日本等全球主要竞争对手的崛起，美国的工业实力受到空前的挑战。
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现任主席。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和老布什政府的总统特别助理，曾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20世纪90年代末，他曾经出版了一本题为《不情愿的警长：冷战后的美国》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倡导一种建立在规制思想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只要有可能的时候，美国应当同其他国家一道行动，但是在必要和可行的时候应当单独行动，影响各国政府和其他行动者的行为和（在某些情况下）能力，减少它们进攻境外或本国公民的可能性或能力，提高它们从事贸易和其他互惠经济关系的可能性。”10
在2001年哈斯任职于布什政府之前不久，规制政策转变了帝国主义政策。2000年，哈斯在亚特兰大发表了一篇题为《帝国性的美国》的论文。他在文章中公开主张一种“把美国的控制扩展到全世界的帝国外交政策”。军事干预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因为“帝国的扩张而不是过度扩张成为其中更大的危险”。11至于入侵伊拉克的正当性，哈斯宣称，伊拉克作为一个失败国家，已经失去了“正常的主权利益，包括避免国内事务受到外来干预的权利。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政府获得了干预的权利。就恐怖主义而已，这甚至带来了一种预防性或先发制人的自卫权利”。12
类似地，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开始，外交关系委员会是伊拉克政权更迭的坚定支持者。然而，由于美国目前深陷伊拉克泥沼，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改变了对伊拉克的看法。哈斯的立场最能证明这一点。他现在承认，伊拉克的灾难会对美国产生严重的影响，并且可能终结美国在中东的支配地位：“我想不起美国何时曾经面临过如此之多的严峻挑战。更糟糕的是，当我们在军事上越来越过度扩张的时候，我们正在面临这些挑战。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分裂。我们在经济上也过度扩张，并且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的反美主义。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局面……”12
哈斯还说：“我们在伊拉克已经达到了我们实际上想要达到的目标……这不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短期成功。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伊拉克的局势都不可能得到改观。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的事情是寻找一种限制损失和成本的途径……”12
美国的精英们已经难以承受伊拉克战争的持续恶化，但在历史上他们总是能够适应特定的局势，并且会改变他们的政策。此外，他们总是能够影响公共舆论和操控华盛顿的决策者，使他们的行动符合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的最佳利益。人们经常听说，他们的“目标是使世界永远处于紧张和战争的状态，以便使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军火、医药、媒体、能源和食品行业的利润最大化”。12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仅有数千人，然而却控制着美国1/3的财富。自成立以来，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历届政府中占据了100个关键位置。在20世纪下半叶，除了肯尼迪之外的5位总统和全部国务卿以及国防部长都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13在公共和媒体操控领域，外交关系委员会总是“通过控制媒体、基金会捐赠和教育”来发挥强大的影响，因为所有最重要的学者、政治家和媒体人都是它的成员”。13 。 想看书来
外交关系委员会（3）
按照克林顿在乔治敦大学的导师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教授的说法，外交关系委员会中有权有势的投资银行家的目标是“在制造一个金融系统来控制世界，一个被少数人控制的、能够主宰每个国家政治体制和世界经济的机制……世界各国央行按照在频繁的私人会议和讨论会上达成的秘密协议进行封建主义的控制”。13 1949年，即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前，奎格雷教授在所著的《英美的权势集团》一书中作出了这一论断。直到5年后即1982年奎雷格教授去世后，才有出版商愿意出版这本书。13
在这本书写完后将近25年，三边委员会（70年初由戴维·洛克菲勒创立和资助）才提出了全球化概念。洛克菲勒资助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并非巧合，因为他正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因此，毫不奇怪，美国的媒体、学者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极力宣扬全球化。作为“美国权势集团即使不是毫无争议也是世袭的领导人”，戴维·洛克菲勒多年来担任这两个组织的主席。从倡导遏制理论、冷战和大规模核报复到支持新资源主义政策、全球化、自由贸易和石油美元回流，外交关系委员会一以贯之：保护和推进美国金融资本和石油工业的特殊利益和垄断权力。这几乎完全符合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部分利益。
注释
； A Century of War； Pluto Press； 1992； p。 55。
； ～53。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quoted in Larry Abraham； Call It Conspiracy； DoubledayPublications； 1985；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