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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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朱雯在内迁屯溪的上海法学院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翻译。上海孤岛时期那段生活，在罗洪的创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她把那些观察和感受，写成《友谊》、《践踏的喜悦》、《王伯炎和李四爷》等短篇小说，寄往浙江和福建的报刊发表。她这时期的作品与抗战初期的创作很有不同。这时期的作品比较深沉，在写作方法上更注意人物的刻画。在她谈到《践踏的喜悦》时曾说：“这里我想告诉读者们，上海在魔掌之下，是怎样的恐怖，而有些人是怎样的袖手旁观，惟恐不能好好地做个顺民；有些人又只想在别人的奋斗及牺牲上面，建筑他们的美梦。”还有《友谊》，它揭露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刻薄是很深刻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另一组小说，《后死者》、《我们十五个人》、《雪夜》等篇，着力写了青年人追求光明冲破黑暗的心情，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如何满腔热忱地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达青年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抗战胜利了，兴奋的浪花冲击着她，她觉得那希望之花已经开遍了原野，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将从战争的灰烬中诞生。但不久，她失望了，八年抗战之后的祖国又被拖进战争的火海。罗洪原来为上海《正言报》编文艺副刊《草原》，到1947年就辞去了这个工作。她把前一阶段发表的短篇小说编成两个集子：《这时代》和《鬼影》。这两本集子里所收的作品是抗战前后写的，虽然作品的分量有所差异，但背景是一个相同的时代，作者的爱憎和所刻画的各种人物形象，都是令人难忘的。罗洪在《鬼影·序》里说，在敌伪统治下，她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写作的，“我要把这些幢幢的鬼影在读者面前指点出来……”
这时期，她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在清华同学会开展过几次活动。虽然也为《文艺复兴》、《文艺春秋》等刊物写过几篇小说，但创作热情远不及抗战期间旺盛。那时，朱雯正在翻译阿·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常常把俄国那时的情况同中国相比，罗洪觉得，中国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前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罗洪兴奋地迎接新社会的诞生。
那年秋天，辅仁大学的法国人善秉仁为编纂《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及《中国当代小说和戏剧》两书，专程赴上海征求文艺界部分人士的意见，叶圣陶、徐调孚、赵景琛、臧克家、唐tao、梅林、孔另境及罗洪夫妇参加了在康乐酒家举行的茶话座谈。1950年，那两本书的中、英文本同时出版，在罗洪的著作目录里，只收了她的部分著作——《春王正月》、《儿童节》、《活路》和《这时代》四种，而对于她作品的评论也不甚恰当。
刚解放时，罗洪尚无具体的写作计划。那时，创造社成员洪为法和小说家马仲殊都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任教，洪邀她去那里任课，她答应了，同时也在徐汇女中教课。1950年，她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夏天，作协上海分会组织土地改革工作队，她利用暑假的机会参加了青浦县的土改，同年冬天，又利用寒假的机会到绍兴参加土改。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后，她参加上海文联与各单位抽调的人员混合编成的队伍，到工厂进行工作。接着，又去农村，参加民主改革。
罗洪对一切新事物，总是积极地用自己的行动去拥护。一个作家，像鱼离不开水一样，永远不可离开生活。罗洪不放过学习的机会，经常深入基层，熟悉、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这时她写了不少反映农村和工厂生活的散文和特写，编成《灯塔照耀着我们》（1954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53年，她作为作家协会的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同年开始，先后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等文学刊物担任编辑工作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编辑工作期间，她十分认真负责，看稿非常仔细。审读以后，对来稿不论用与不用，总要提出比较具体的意见，尤其对工人业余作者，她花的精力更多，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给他们作详尽的指点。如果来稿有一点可取之处，她就更加热情地鼓励他们，一次又一次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务使作品提高到可以在刊物上发表的水平。后来已在文坛上做出成绩的中青年业余作家，他们的确也没有忘记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罗洪所洒下的心血。有位作者写信给她：“我调离上海，已十五六年。想到当年你热情关怀，具体指点，手把手的教导，使我在创作上有所前进，常常感动万分，思念不已……”在编辑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只要有机会，她总不忘到群众中去。1955年她到安徽省凤阳生活了一段时间。在旧社会，凤阳是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苦地方，解放后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社，但跟鱼米之乡的江南相比，农民生活仍然十分艰苦，劳力少的人家，只能以高粱为主食，终年吃不上几餐白面；炒菜时，用一根鸡毛在油罐里蘸一点油，然后在锅上一转，就算用油水了。她住在一家只有母女二人的农民家里，每天帮他们干点杂活，聊聊家常，她们把罗洪当成亲人。朴素的农民，特别是贫困地方的农民，言语不多，但情谊极深。罗洪说：“我临走那天，背上背包走了一里多路，回头一看，那妇女默默地还在后边送我，一直送到车站。这是我毕生都不能忘怀的一个形象！但是，我一直没有把她写进我的作品里，当时，我怕处理得不好，就会让人感到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次短期生活她所写的反映安徽农村生活的短篇和散文辑成一个集子名《咱是一家人》（195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年，上海作协组织参观新安江水库工地，她和巴金、唐tao、柯灵、魏金枝、萧珊等一些作家都参加了。罗洪面对一大片人工湖水，想起抗日战争时曾经路过的建德等城市，都已淹没水底，而那里的居民早被安排在新建的城镇之中，这就使她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人民掌握了政权，才能兴修规模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改变祖国山河的面貌。这次访问，都写了文章，但她觉得这只是浮光掠影的记录。
罗洪访问过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陈永康，给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种的那大片水田，可以说是艺术品，整齐、干净，富有生命的力量，一派欣欣向荣；他削的田岸，那光洁的模样，竟像手摩的一般……，罗洪写了一篇特写，但总觉得感受没有写完。后来，当她正准备以小说的形式描写陈永康的事迹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在中国的大地上造起反来；于是，罗洪被推进了冰窟，创作热情结了冰。她同许多作家一样，受了磨难。在乌云蔽日的那些年头，她决心一辈子不再动笔，并庆幸自己的子女都爱好自然科学，没有走父母的路，吃文艺这碗饭。她感慨地说：“文艺，这碗饭太难吃了。”
罗洪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解放前后共发表、出版了九个短篇小说或散文、特写集和三部长篇小说，1980年又为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丛书”自选了一本集子，取名《践踏的喜悦》；还有新编短篇小说集《倪胡子》（郑树森编；1982年，台湾远景出版社）、《群像》（“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短篇小说《浮蚁集》，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的旧作选集《逝去的岁月》。罗洪在三四十年代，她的创作生活是一段峥嵘的难忘岁月。解放初，她也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积极深入生活，进行创作，但毕竟少多了。她曾对我说：“由于对工农群众的生活不够熟悉，生活底子薄，致使这时期的作品远不及过去那样灵活、自然，人物形象也不突出。除了‘生活’这个主要问题外，也深受当时文艺理论所提出的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和束缚。”文学刊物编辑部，好像文艺界的神经中枢，在那里工作的编辑，嗅觉也变得特别灵敏，姚文元手里那根根子打人的故事，她知道很得多。这些使罗洪和许多作家都感到一种威胁，使得那支进行创作的笔，彷徨、停顿下来
罗洪专写社会小说，这在过去的女作家中颇不多见，创作上，其成绩是可观的。但这位从三十年代起就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却曾长期受到冷落。
罗洪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她的小说，有壮烈的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有对丑恶势力的鞭挞，有对光明的追求，也有对解放后新人新事的歌颂。赵景深说：“罗洪的小说，似乎由拘谨到洒脱，由工笔到写意，由堆砌到白描。”一般说来，一个作家的成长总要经过幼稚时期，罗洪也不例外。曾经为她出书当过编辑的赵家壁说，罗洪与三十年代的那些女作家很有不同，“她不写自己，不写儿童妇女，不写家庭琐事，更不写工人、农民和士兵；她用这样的大手笔，以艺术形象，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附近一个古老城市的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生活画卷。”（《写我故乡的一部长篇创作——罗洪旧作《春王正月》）他说的是罗洪的《春王正月》，但又可以说是对她作品的整体评论。台湾郑树森在《读罗洪小说札记》中说：“……她的短篇，虽然也有好些平庸之作，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成绩的，和三十年代一些作品相比，罗洪比较成功的短篇，在经验剪裁上是要算干净的，作者并不罗嗦，也相当有控制。在题材和人物上，罗洪算得上是广阔和多样的。文字方面，罗洪不时都能避开滥情和‘新文艺院’的毛病，相当朴素简洁。……此外，和新文学时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罗洪的作品是能够突破所谓‘闺秀派’‘委婉纤柔’的作风，题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个人情绪等‘茶杯里风波’。这应该是她比较特出的地方。”这些论点，笔者亦有同感。
罗洪善写小说，尤其善写对话。她自己说她最感到困难的就是人物对话，很难写得精彩：“在什么时候应该插入对话，对话的分量，以及怎样使对话有力，都是很需要斟酌的事。”（《创作回顾》，1940年6月《宇宙风》百期纪念号）她的小说写得心平气和，少有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氛围，但也不乏其感人的力量。罗洪的小说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多工笔、善白描，文笔流利、洒脱，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她的创作风格，是在民族的灾难中形成的。她的那些描摹世态人情的小说，如《践踏的喜悦》、《王伯炎与李四爷》及《友谊》等，都是成功之作，对人物的灵魂挖掘得既深又细。在写作中，罗洪十分注意文艺的特点，她说：“文艺不是正面的宣传和抨击，所以我要写得轻松一点，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是含着泪的微笑。但文艺有它本身的作用和价值，轻松决不会削弱它的力量。”（《鬼影·序》）其实，解放前罗洪的那些作品，似乎没有多少“轻松”的地方，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