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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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在大学任教期间，陈衡哲曾针对中国当时存在的妇女问题，写了许多文章，如《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妇女问题的根本谈》等，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谈及妇女与政治、社会、家庭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在四川大学的时候，她发现有不少女学生是官僚、财阀们的姨太太，这一事实，使她心头萌发了对四川当局的强烈不满，也更同情那些深受蹂躏、压迫的女性。愤怒中，她在《新新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揭露四川问题的文章，说这是女性的耻辱，也是大学教育的破产，号召妇女要争取独立自主。在那个时代，正义和真理总是不幸的。她的文章一经发表，便遭受到四川黑暗势力的围攻，他们用“侮辱四川妇女界”的帽子压她，并要把她驱逐出境。陈衡哲怀着满腔的激愤离开四川，回到北平。她的丈夫任叔永，也在1937年6月辞去四川大学校长一职。她对四川军阀的黑暗政治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的。她在文章里写道：“在成都住的人，平均每隔十五天才能见到有热力的阳光一次，每隔四十五天才能见到一次照耀终日的太阳。”她写的是“天气”，而比喻的是现实。她还说不如把四川改成“二云省”，更能名副其实。“朋友说，‘云一而已，那来二云’？我说，还有那吞云吐雾‘云’呢！我告诉您这句话，为的是要您知道，四川在这二云笼罩之下，是怎样的暗无天日呀！”
抗日战争爆发后，像许多人一样，陈衡哲也开始过起“流浪”生活。她和孩子先到云南昆明，1941年11月到香港；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广州湾，后又辗转到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衡哲全家回到上海。她丈夫任叔永生于1886年，是科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家，离开四川后，于1938年曾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研究所所长。1946年再度赴美，翌年回国，留居上海，解放后曾任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科技图书馆馆长及上海市科协副主席等职。1961年11月，任叔永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陈衡哲的三妹陈衡粹与著名戏剧家余上沅结婚。陈衡哲有子女三人：长子以都，获美国哈佛大学学位，在美国任大学教授；三子以安获美国地理学博士学位，也在美国任大学教授；次女以书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解放后回国，在上海外语学院任教授。
有人说，陈衡哲自幼富有男子气，直言快语，豪爽不羁。这种气质与性格，主要表现在她走上生活之后。幼年，她爱哭，但有争强好胜，一定要像男子一样去读书的苦斗精神。关于她的性格，她曾在《自传》和其他文章中说过同样的话：“我有些行为，好像是矛盾的，譬如说：喜欢写文章，而怕毛笔字；颇喜饮酒，而最不想干杯；勇于改过，而对原则却不愿牺牲；喜欢朋友，却厌恶应酬。”
自1949年解放后，人们不知道陈衡哲蛰居何处。但中国大陆文艺界的许多人都以为她在台湾，而台湾和香港的评论家或文学史家以讹传讹地都以为她在1962年或1963年在大陆逝世、为了解她解放后的情况，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其三妹陈衡粹（其丈夫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之一余上沅教授）和其女儿任以书，她们的来信，才使得陈衡哲如断了线的风筝的历史，被找了回来。
抗战胜利后。陈衡哲留居上海，再也没有离开。1981年4月7日，陈衡粹来信说：
解放前后，她和我均在上海，直到她逝世，我们是常见面的。
但她患有严重的目疾，故她从未出去开过会，或看朋友，更谈不
上写文章了。她过着等于隐居的生活，与外界接触少，接着双目
鼓出，红肿流泪，并发症是严重甲状腺，视力衰退，咫尺不能看
见。因此不便出门，连楼都多年不下。在十年动乱中，因有一儿
一女在国外，两次大抄家，精神受到刺激，至此，她便衰老到难以
形容的地步。她有不少诗稿，但浩劫中都不知去向了。一九七六
年一月七日，因肺炎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即瑞金医院），享年八
十六岁。死时，仅我与其次女以书在旁。
1981年4月17日，她的二女儿任以书来信说：
……我姨母陈衡粹同志对母亲很了解。我深知父母之为人，
他们对身后的虚名或纪念并不放在心上。
解放后，我母亲由于年老体衰（患有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及白内障），没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只在家料理家务，读大字线装古书，借以消遣。她是上海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但由于多病，未曾去开过会。生活上多蒙国家照顾，她始终铭记在心。
我抄录了陈衡粹和任以书二位女士来信的部分内容，陈衡哲解放后的生活也都一目了然。
几十年来，《小雨点》不见再版；绝大部分现代文学作品选集也未选其作品，读者看不到至今仍然晶莹透明的《小雨点》。1995年“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之一《女性的地平线》（阎纯德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才选了她的《洛绮思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小雨点》的价值是存在的，陈衡哲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也是可以论定的。
陈衡哲作为作家，她的创作并不丰富，只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西风》（1933年，商务印书馆），及上下两卷《衡哲散文集》（1938年，开明书店出版；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英文著作几册，如《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及其他小册子，共约一百五十余万言，写成而未发表的诗文小说，也约有一百万字，后者大抵都是抗战期间在流亡中写成的。另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科学著作《西洋史》（上下册；1925—1926年）、《文艺复兴小史》（1926年）、《欧洲文艺复兴史》（1930年）等。
陈衡哲以白话从事文学创作，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作家之一。当文学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首先响应拿起笔写小说的作家最先是鲁迅，第二个就是陈衡哲。她实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女作家。”（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中卷》）实际上，她发表白话小说，比鲁迅还早一年。胡适在《小雨点·胡序》里说：“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陈衡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1917年刊于《留美学生季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的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朋寸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作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时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当然，她的作品的影响力，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陈衡哲发表作品甚早，她到美国后即开始写作诗和散文，后又写小说，主要刊登在《留美学生季报》、《新青年》、《努力周报》、《独立评论》、《东方杂志》、《现代评论》等刊物上。1916年，《留美学生季报》的主笔任叔永收到她的两首五绝：
月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
风
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子。
他觉得自己在新大陆发现了新诗人。他把诗抄寄胡适，令猜出自何人手笔。胡适答道：
两诗绝妙！《风》诗我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
《月》诗则绝非我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
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
手！（胡适《留学日记》）
由此可见她不同凡俗的才气和情致。接着，陈衡哲便闯入了胡适、任叔永、杨杏佛、梅光迪、胡先驌等一群文人之中，她的创作才华，也便在这新的天地里展现出奇异的姿容。1918年，她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诗《人家说我发了痴》（第五卷第三期）和短篇小说《老夫妻》（第五卷第四期）。以后又相继发表了其他文字。
短篇小说集《小雨点》是从她1917年至1926年的作品中选出来的，共收《小雨点》、《一日》、《波儿》、《老夫妻》、《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孟哥哥》、《西风》、《洛绮思的问题》、《运河与扬子江》、《一支扣针的故事》等十篇，初版时前有《胡序》、《任序》和《自序》。
陈衡哲在《小雨点·自序》中说：“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他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又说：“我每作一篇小说，必是由于内心的被扰。那时我的心中，好像有无数不能自己表现的人物，在那里硬逼软求的，要我替他们说话。他们或是小孩子，或是已死的人，或是程度甚低的苦人，或是我们所目为没有知识的万物，或是蕴苦含痛而不肯自己说话的人。他们的种类虽多，性质虽杂，但他们的喜怒哀乐却都是十分诚恳的。他们求我，迫我，搅扰我，使得我寝食不安，必待我把他们的志意情感，一一的表达出来之后，才让我恢复自由！他们是我作小说的唯一动机。他们来时，我一月可作数篇，他们若不来，我可以三年不写只字。这个搅扰我的势力，便是我所说的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这段话，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她写作的动机、经过、内容和风格，也道出了一般作家的创作规律。
《任序》说，有文学天赋的人，做文学家的根本就算有了，“其余的便是他的训练与修养。作者是专修历史的人，她的文学作品，不过是正业外的小玩意。但她的文学作品却也未尝没有她的训练与修养，我们看了这十来篇小说，至少可以看出她文学技术的改变与进步。”又说她的创作有三点特色，一是技巧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二是作品中表现了锐敏的感觉，三是作者对人生问题有很好的见解。
陈衡哲的《一日》，叙述学校一天的生活，生动、幽默，虽有一些小说的特点，严格讲，不算小说，充其量它是散文化的小说，但其意义在于它是这本小说集的起点。
《小雨点》是一篇足能表现作者想象力的较为完整的象征小说，它和《西风》、《运河与扬子江》等篇一样，“是融合寓言、童话及天候气象知识于一炉的作品”，借助于对自然界的描写，寓意颇深，又极富诗情画意。这些篇章，其中有许多饶有风趣、清新的动人描写，令人难忘。
小雨点的家，在一个紫山上面的云里。有一天，他正同着他
的哥哥姊姊，在屋子里游玩，忽然外面来了一阵风，把他卷到了
屋外去。
小雨点着了急，伸直了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