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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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部“问题小说”中的主要“问题”对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中的读者可能已失去了政治的震撼力，但它的可读性并没有减弱，我看到一些1982年时还是幼儿园小儿的青年仍能把它当作一出喜剧玩味欣赏。书中的人物没有完整的性格和命运，但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强烈鲜明，潜台词丰富，令人过目难忘。因被打成“特嫌”而变得唯唯诺诺的张维，每次会上都要第一个结结巴巴艰苦地发言，两膝紧并，身子前倾，瘦骨嶙磷，粤味普通话，即使他说出要“自己整自己的风”，“自己搞自己的运动”这样的话来，全室同仁念他的“老实巴脚”，又提到“党员标准”等等“严肃”的事情，也暗自感激他的长篇发言“救了”大家的“驾”，所以全部都有教养地“正襟危坐”，“有礼貌地聆听”。而张维再紧张也不失学者的严谨，十分注意“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华主席”云云提法的区分。而会议冷场时吴天湘埋下眼吞云吐雾，叶菲研究秦童童毛衣的编结技法，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朱盛以少有的殷勤给大家提壶续水，都受各自性格的支配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回避和掩饰的心理。当事人许明辉被迫说出自己的文章“有错误”时的脸上一红，“不觉朝”刚正不阿的吴天湘投去的“一瞥”没能逃过谌容的眼睛；而结在脑后的长发一甩一甩的秦童童，嬉笑怒骂，童言无忌，被作者赋予“高干”出身、“知青”资历的背景和依据。我由衷钦佩作者对生活观察、感受和表达的非凡能力，特别是她驾驭语言的功力。书中人物的语言（和行为）是充分个性化的，而作者自己的叙述语言，也都在词汇、句型、语气、风格上同她所描绘对象的情味完全吻合。
谌容发表于1985年第三期《收获》上的《散淡的人》中的杨子丰，同吴天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的刚正不阿，他的光明磊落，他的襟怀坦荡，以及被社会溢之为“恃才做物”、“孤芳自赏”的那些知识分子的特征，比吴天湘表现得更充分、强烈、鲜明；而且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被打成右派妻离子散的遭遇，或者更因为他是除了真理别无他求的散淡的人，他比吴天湘少了些深思熟虑而锋芒毕露、落拓不羁。
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起，开始了文坛上多元化的“战国时代”。在这一年里，人们几乎是要言必称《小鲍庄》、《你别无选择》和《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了“寻根”宣言的青年作家们在老井里、棋盘上和刑天氏的后裔当中挖掘着我们民族传统的优根或劣根。创作面貌千姿百态，若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不同于此前引起社会轰动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不再所谓“粘滞”于现实，政治色彩也大大减弱。但谌容笔下的那群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她一样是政治化了的，他们的一生都在政治的风浪中颠簸沉浮。然而谁能说中国的政治不体现传统文化的特色，作品中的文化意蕴只是“寻根派”小说的专利呢！谌容十分巧妙地安排了一场年近古稀的老友们的聚会，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论古道今，这既描绘了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典型情景，又用简炼的笔墨汇集了高密度的审美信息量，还利用读者信奉的“酒后吐真言”的规律真实地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群人三句话不离政治：谈到宴会男主人的戒酒，便劝女主人“放宽政策”；说太太制止不了杨子丰的滔滔不绝是“专不了他的政”；谈论殡葬改革时“酒仙”杨子丰担心自己脱光衣服泡在酒缸里有“精神污染”之嫌；联想到每个人在“文革”中充当牛鬼蛇神的遭遇便把此次聚会定为“群魔会”；杨子丰说自己和杨白劳“寻根”可寻到杨贵妃一家那里，并表白已在“文革”中“交代”了杨国忠这个“社会关系”；饭桌上谈论最多的，是杨子丰在小说第一节便吟出的“一愁”：“人过花甲未入党，事非经过不知难”——党员发展工作中的弊端。小说对主人公杨子丰着力表现的，不是他如何成为莎士比亚专家、诗人、作家、翻译家、历史学家及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和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而是他从“东洋小孩”到“西方少年”到“救亡青年”到“‘牛津’贵族”到“似党非党”的政治生活。而影响杨子丰入党的，恰恰是常常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爱提反对意见，爱放炮”、“骄傲自满”、“不靠拢组织”一类的帽子，说到底，是杨子丰身上最具魅力的“那股说不出、学不到的傲气”。
杨子丰骨子里的那股“傲气”，让谌容表达得细微传神，光彩夺目。细细品味，那“傲气”正是他的不从众，不随俗，有个性，有创见的学者气质。这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备受排斥压抑、不够健壮发达的“优根”。你看杨子丰这个“话霸”，在整个宴会上喧宾夺主，滔滔不绝，咄咄逼人，显得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感情激越，精力过人。他和所有的人对话时，没有一句“顺茬”，总是一个又臭又硬的“不”：他一出场就不“随和”，对别人赞赏的田惠中的室内装修、家具款式看也没看一眼，只是在田某大谈“知识更新！设备更新！家具更新！”时板着脸回敬了一句“就是老婆不能更新！”田惠中告诉他席上备有“鲁迅先生赞不绝口”的“加饭”名酒，他晃着手中的特曲说“鲁老夫子说好，未必我就要说好”；妻子说他“死活也要入党”他马上咬文嚼字地“抬扛”：“我不是死活要入。我是活着要入党，死后我不入——死后追认，那有什么意思。”这种不重物质、爱喝特曲、活得执著认真的“傲气”有什么可指责的呢？特别是他对“第五梯队”的赵逊关于“莎士比亚可研究可不研究”（因为大家公认“正确”和“荒唐”的东西都不必研究）的高论，还有他那“科学来源于幻想，真理产生于胡说”的妙语不正是学术研究中一种反对人云亦云、打破平庸、锐意创新的思维方式么！他的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坚持真理的自信和自尊，不但被鲁迅所痛斥的“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的传统行为规范所不容，更在极左空气笼罩下的政治生活中招致灾难。小说中第十二节《否定之否定》实在是精彩别致，全节由1969年专案组炮制的《杨子丰反革命言论汇编》构成，这简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它摘录了杨子丰自1951年到1969年发表的对思想改造、反右斗争、“大炼钢铁”、“突出政治”，以及对胡适、梁漱溟、费孝通、彭德怀、吴晗和刘少奇及其《修养》等一系列问题和人物的看法，光明磊落，直言不讳，见解独到，既刻画了杨子丰式的“傲气”和他的“智慧风貌”，又以那类对杨子丰的“老虎屁股”“摸定了，而且要经常摸，反复摸”，“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来摸”的“按语”所体现的“文革”时代独具的荒唐令人捧腹。
杨子丰的“傲气”体现在他的入党问题上，就更令人慨叹。早在四十年代的雾重庆，他就想向地下工作者“老黄”申请入党，但“老黄”未亮明过身分，他担心老黄不是党员，自己的申请会使他难堪；加之“老黄”每次都来去匆匆交代很多工作，他怕个人入党的私事耽误党的工作大事便一直“憋”着不提。按照某种偏见和模式，这就会被误解为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甚至是同党“若即若离”。阴错阳差，只知道利用杨子丰的“非党’身分完成党的工作的“大老粗”偏偏碰上有周密严谨的思维方式和“克己”品德的“大老细”，使三十年代就被父亲斥为“喝了共产党的迷魂汤”的杨子丰八十年代还没入党，但还要入党。在他看来，入党决不是贪图“先锋队”的美名或“执政党”的权力，而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实现共产党的纲领，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理想、信仰、价值、追求和操守。可叹即使同他谈话的党员都不理解、不相信他要求入党而不带某种个人目的。他接受陈中雅的“揉面”说，但认为自己这团“面”应由“高明的面包师来操”；他容不得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因此为某些人驯服地低眉顺眼、虚伪地唯唯诺诺地入了党，从而造成党风不纯、也影响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健全发展而耿耿于怀。难怪在他的“滔滔不绝”中总有一股压抑不住的愤懑。这就是他要用酒“解”的“愁”。但他决心同组织发展中“左”的倾向“较劲儿”，明白宣布：“入党是神圣的事情，让我把什么莫须有的罪名都兜下来，淋着一身水污入党，我不干。这不是给党增光，这是给党抹黑。”“我要堂堂正正地跨入党的大门”！
杨子丰超凡脱俗的性格，不但不被世俗认可，也不被一些因袭了中国某些文化传统的党员认可。他的“牛津’学友、国民党中的“太子派”于少雄当然不理解他，他的老朋友甚至妻子又何尝真正地理解了他？田惠中就劝他既然“散淡”就不要把入党问题“看得那么重”，“何必苦苦追求？”这可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谌容深深地理解这种追求和痛苦，为当代文学画廊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浑身是戏”、一言难尽的杨子丰形象。
八十年代的“伤逝”
在1984年第2期《收获》上，发表了谌容的《错，错，错！》这是一部在当时并不多见的探索纯属个人内心感情奥秘的中篇小说。她是怎么找到这个新路数的？记得1983年底我们曾一起在丰台开会，会上大家使劲猜测她的杨月月和法国萨特有什么关系，一位博士先生还认为谌容对杨月月丈夫的喜新厌旧谴责不够，对杨月月和韩腊梅（《永远是春天》）内心深处从一而终的陈旧观念毫无察觉，说明了作者审美理想的局限。当时我也暗暗觉得作者只是无意中暴露了但末指责李梦雨的薄情：虽然他也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虽然他的再婚很合理，但韩腊梅始终珍藏着他们两人军毯的一半，而属于他的那一半早就不翼而飞了！在这个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