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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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庐隐是一位彻底解放了的新女性，短短的十几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出版了《海滨故人》（1925年，商务印书馆）、《曼丽》（1927年，北平文化学社）、《归雁》（1930年，神州国光社）、《象牙戒指）（1930年，商务印书馆）、《云鸥情书集）（与李唯建合著；1931年，神州国光社）、《灵海潮汐》（1931年，开明书店）、《庐隐短篇小说选》（1932年，女子书局）、《玫瑰的刺》（1933年，中华书局）、《女人的心》（1933年，上海四社出版部）、《庐隐自传》（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东京小品》（193年，北新书局）、《火焰》（1936，北新书局）等十二种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及《妇女的平民教育》（1928，上海商务印书馆）和遗译《格列佛游记》（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另有选集《雨夜》、《庐隐短篇小说选》（姚明达编，1935年）、《庐隐选集》（徐沉泗、叶忘忧编，1936年，中央书店）、《庐隐创作选》（少候编，1936年）、《庐隐佳作选》（巴雷编，1941年，上海新象书店）等数种。
“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茅盾《庐隐论》）总观庐隐的全部作品，这种评语恰切、中肯。从《海滨故人》开始，她在许多小说里，都采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这样写来，在语言上显得灵活、自然，但在结构上往往出现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话说，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后期的作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老练多了。除小说之外，她的散文也写得清丽可爱。她虽以小说出名，但茅盾说，“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她还在同一篇《庐隐论》中评论说：“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既天真又严肃的态度贯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
王礼锡说：
“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她，谁管得着！”庐
隐是这样很倔强的在这不惯的社会生存着，庐隐对这社会是不
惯，社会对庐隐尤其不惯，庐隐对社会的不惯，是有她的“谁管得
着”的办法去管理，而社会对庐隐却是冷嘲热讽、明枪暗箭作四
面环攻。这“不惯”不仅是庐隐个人的问题，是新的与旧的社会的
矛盾的表现，加上庐隐的强烈的个性，这矛盾就表现得特别的明
显。所以这不仅是“不惯”而是不相容，不惯慢慢的就会惯了，至
于不相容，那便得争斗。庐隐的“谁管得着”的态度，是不理的态
度，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理”是违背了旧社会的秩序，这
样的叛徒，是不能在旧社会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没有你，
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毁。（《云欧情书集》序）
这一段话是从社会的矛盾中来认识庐隐的。她的作品和思想，正是这个大时代的产物，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群象，反映了一定的历史，又诚如唐tao所说：“‘五四’的主要精神是反封建。所有反抗旧礼教，反抗买卖式的婚姻，争取恋爱自由等等，在庐隐的作品里有着鲜明的反映。”（《晦庵书话·女作家黄庐隐》）这就是庐隐及其作品的价值。
庐隐，像一颗灿烂的明星，亮在旧中国的黑夜，光辉是不灭的，她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永存的。她说过：“沉默比什么都伟大！”她已经沉默了四十多年，文学史家们应该让她那颗受尽人生苦辛的心和悲苦的感情得到安慰，给这位敢爱敢恨的女作家以公正的历史评价！
1980年12月5日脱稿
1995年2月5日修订
苏雪林
孙瑞珍
由于台湾海峡和政治的隔绝，我们这一代，乃至下一代对苏雪林都有陌生感，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著作等身的学者，桃李满天下的教授。
一
苏雪林，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9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祖籍安徽太平县岭下村。
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她幼时富有男性特点，好动、爱玩，凡男孩所爱的一些玩艺儿，抡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等她都爱玩，整日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们厮打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而同样年龄女孩子所喜欢的——擦脂抹粉、穿针引线之类的事情，却毫无兴趣，偶而做一两件这样的事也是笨手笨脚，不像样。人们都说：苏雪林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孩，被称之为“野丫头”。
由于祖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她七岁开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跟读，只是不解其意，囫囵吞枣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了，她不得不辍学。跟读辍学后，闲着无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整日埋头于书海，自得其乐。从此，一颗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托。后来，苏雪林的叔叔、哥哥们都先后进入上海新式中学或大学，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带回一些新旧图书和当时流行的报刊，苏雪林便借机有挑选地阅读起来。《史记》、《汉书》，她读过一些选本；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以及历代名家的专集也都涉猎个大概，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也都读得着迷。这一段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苦读史，为她后来的创作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父亲为工作方便而迁居安庆。一位叔叔曾留学日本，思想比较开明，对他父亲进行劝说，苏雪林才得以进入当地一个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书。其间。模仿写作古典诗词，仅半年，便又随母亲迁回岭下村，停止学业。不久，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苏雪林得知消息后，“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顽固长辈。苏雪林回忆说：
……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
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
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
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
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我的生活》，
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在校期间能诗善画，引人注目。1919年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在这段极短的教书生涯中与庐隐女士相识。苏雪林不甘于做一辈子小学教师，以了此一生。于是，再一次向家长提出继续升学的要求，祖母以婚嫁为由进行阻挠，后因苏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还满足了她的升学愿望。这一年，她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系主任陈钟凡先生的帮助下，很快从旁听生转为正科生。
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股蓬勃、新鲜的空气，弥漫步都北京；加之苏雪林受教于胡适之、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教授、学者，同学中又有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师友的影响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她在《已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中所说：“……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同时，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风日报》副刊“学汇”及《晨报》“副镌”等处发表政论性文章，参加社会问题的论争。
1921年秋，求知欲十分旺盛的苏雪林，抱着去大千世界闯一闯的梦想，前往法国留学，为了顺利成行，她瞒着家庭，直到临行当天的晚上，才告知母亲。她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学西方文学，后学绘画艺术。赴法三年，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加之不断收到家中来信，父亲病故，母亲生病，婚姻问题也困扰、煎熬着她，只好辍学，于1925年提前回国。苏雪林在法期间恩了一次很严重的病，躺在医院里，医院里一些天主教修女细心照顾，使她的病逐渐好转并恢复健康，苏雪林深受感动。在一位外国好友的劝说下，皈依了天主教。
回国后，遵母命，与从未谋面的五金商人的儿子张宝龄完婚。张宝龄原籍江西南昌，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理工课程。婚后不久，母亲病故，她便随丈夫去苏州安家。其夫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则应苏州基督会所创办的景海女师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并由陈钟凡先生介绍在东吴大学兼授古典诗词课。
苏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问题上受传统思想约束，不能自主。在法国期间，她曾和未婚夫通过几次信，已发觉性情不合，便写信给父亲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在回信中对她大加申斥，母亲在病榻上也托人写信劝说，甚至哀求女儿，为了父母双亲，她只好“认”了这门亲。在法国读书期间，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胆向她求婚，苏雪林也为之动情，甚至倾倒，但为了父母亲的面子，只好拒绝一切爱与不爱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道德。
1927年苏雪林随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经人介绍在沪江大学教书，后又和丈夫一起重返东吴大学。苏雪林婚后不过几年，两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剧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