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年-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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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打平，再用一个千斤顶把整架车子举起来，一个人就能够推着货柜车掉转头来。在每天的实际行驶中，这种绝技很少派得上用场。而从皇岗口岸开五十公里到赤柱军营再开回来，在港岛南面弯弯曲曲的狭窄山路上盘旋，不断与本地的货柜车、双层大巴士擦肩而遇同样很不容易。他们的看家功夫是不管车速多少，一脚刹车踩下去，货柜车停下时保险杠正好距离前面物体十公分，不多也不少。几年开下来，最叫他们心里甜滋滋的，是香港的司机同行隔着车窗向他们举起大拇指，衷心佩服他们的车技。他们进入香港道路之后，最害怕的事情除了出交通事故，就数开错路。因为每次出发，上级给他们的港币就是沿途要交纳的过桥费、隧道费，一仙一毫（编者注：“仙”与“毫”是港币的单位，相当于人民币的“分”与“角”）都不多。如果走错了路，不得不多过一次桥、多过一次隧道，也许就会因交不出钱而遭扣押，更不用说出事罚款了。以前英国人的军车享有“隧道内执勤免费通行”的特权，现在解放军则放弃了。一九九七年驻军部队刚进入香港时，有位班长开车从添马舰驻军总部去九龙油麻地枪会山营地，走错了隧道，又急又紧张，几乎在车上哭了出来。所以，不出一丝一毫差错，就是对他们的最基本要求。如此严格的纪律和训练，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香港无法“洁身自保”
2006年8月
香港人很看重香港与广东之间的那条边界，把它当作“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标志，也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现在他们终于懂得了，这条边界可以限制人员、车辆往来，却无法限制空气中的污染物从珠江三角洲向香港扩散。特首曾荫权月初到广东出席第九次“粤港联席会议”，商讨两地环保合作，如何共同对付空气污染，就代表了香港人的最新觉悟。这几年来，香港的空气越来越差，据说二氧化硫的含量比一九九七年增加了约一半。尤其是秋冬时分，只要刮一点北风，或者无风的日子，维多利亚港就会被罩入白茫茫又略带黄色的大雾之中，气象部门也一定会劝告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最好不要出街。谈起这件事情，香港人只觉得无可奈何，又都把空气严重污染的责任，归诸北方珠三角的发展破坏了环境。日前曾特首在广州考察企业环保设施时，有位香港记者居然会问他：广东的环保意识远远不如香港，双方有什么可以合作？”珠三角的环境污染确实比香港严重，但当前广东省治理污染的决心也比香港大，实际措施也比香港有力。曾荫权这次就发现，东莞的沙角电厂（广东最大）正为多个燃煤机组安装脱硫装置，每年将减少排放近四万公吨的二氧化硫。而香港的两家电力公司为此事还在同政府扯皮，已经拖了九年，至今没有眉目，电厂的机组每天都在污染香港的空气，这应该怪谁？而且，即使珠三角那里的污染的罪责，很大一部分也要由香港人承担。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香港经济转型，主要就是把加工企业搬到珠三角地区，包括那些污染严重的工厂。这些年来，香港投资者获得了巨额利润，却不需要为环境破坏支付必要的成本。没想到现在自作自受，让香港人每天都要呼吸来自珠三角的废气，饮用越来越不纯净的珠江水。今年以来，广东省收紧环保标准，数以千计的港资企业很可能要关门大吉，或者被迫迁移到内陆省份。香港政府如果真心要同广东省合作治理珠三角的污染，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那里的港资企业做好环保，包括提供必要的技术和优惠。香港即使少建一条地铁，或者晚几年修建，也应该先把这件大事做好。至于珠三角空气污染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即汽车废气排放，虽然同香港没有直接的关联，还是需要香港方面的合作和帮助。目前深圳已有百万辆汽车，几为香港的两倍，广州则为香港的三倍。香港对汽车废气的控制比广东好得多，但如果不能让广东的汽车同样减少废气，香港就无法“洁身自保”。所以，香港应该做的是，用自己的经验，并提供一定的资源，帮助广东建立起同香港一样的汽车废气排放标准，并且严格执行。一旦做到，还可能把影响扩展到整个中国，因为外省的车子开到广东也应该照此办理，否则有关措施就无意义。曾荫权同广东方面商定，要在二○一○年之前把珠三角的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一半。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香港首先要明白，香港已经不可能划界自保，治理整个珠三角的环境污染已成为香港本身的一件大事，越早达到这个目标对香港自己越好。
香港新年好戒烟
2007年1月
刚刚过去的二○○六年，可能是香港近十年来最平稳的日子，政情无大的起伏，经济状况比年初的预料还要好。民调中对这一年感到不满意的民众已降到百分之十二，与前几年的怨气冲天已大不一样。谈起新的一年，居然一半以上受访者把“改善工作与个人生活”、多做运动”和“多与家人共聚天伦”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莫非香港人已不再是工作狂或者已经赚够了？尤其是恒生指数破了两万大关（一九九三年首次“上万”），香港没有几个人不炒股，于是到年底的时候人人都觉得荷包发胀，也就敢于大把大把地花钱。电视新闻中有一位股民笑口大开：今年不管买什么（股票）都赚！”赚了钱后他就同家人去日本北海道过圣诞节，每人万把港元，当然旅行社也趁机大幅加价。不过，新年到来之时也有人愁眉苦脸，笔者的凤凰卫视同事梁文道就是其一，因为有二十多年抽烟历史的梁兄，新的一年就要面临更加严酷的香港禁烟环境。但他不仅誓言宁可多回内地工作也不会戒烟，而且还在自己的报刊专栏中一再强调“人也有抽烟的自由”，更反控香港社会没有理性讨论禁烟政策，而是把吸烟者单纯地“妖魔化”。他的文章又引来一批读者的反弹，指斥他“教坏人”，真是好不热闹。根据香港最新的禁烟律，自元旦开始，全港一千二百多个公众娱乐场所，包括茶餐厅在内的所有饮食场所以及KTV、麻雀馆、夜总会等，全都禁止吸烟。甚至连大一点的公园里都要划出一小块地方，作为特定的吸烟区。按照文道兄的说法，今后他除了在家里面，外出要吸烟只有站在街头了。严格来说，街头也只有有标示的特定地点才可以吸烟。）实际上，本人十多年前就因《亚洲周刊》所在的办公楼里不准再吸烟，经常到楼下铜锣湾海边“企街”粤语“闲逛”的意思）。后来因为每天要编写的稿件实在太多，没有时间下去三十多层过烟瘾，居然只一两个月就结束了逾二十年的“抽烟史”，从此不沾。
所以，如果有谁真的想要戒烟，香港也许是华人世界当中最理想的地方。首先是政府对香烟抽重税，弄得烟价特别贵，一般要三十多元港币一包，等于内地的两三倍。早先不少人利用去深圳等地带回免税烟，后来当局把数量由原先的一条减少到三五包，而且还规定当天来回的不许带。这也造成走私香烟的生意，但抓到查出毕竟要吃官司的。相比之下，香港人还是比较守规矩，像大楼的电梯里面不准吸烟，“罚款五千”的警告就贴在你面前，就看不到有谁敢于违反，不像内地许多人（特别是地方上的官员和暴发户）进了电梯照抽不误。新的法律生效之后，难说处处都能严格实行，例如电影院的午夜场，只是知法犯法者随时有可能被当局检控，一般民众都知道会付出怎样的沉重代价。但在我看来，对吸烟者的最大压力还是来自社会，而这种压力正是内地所缺乏的。所谓社会压力，就是吸烟者被多数人（包括自己最密切的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公司同事等）视为异类。梁文道兄一定深有其感，才会如此抱怨：一月一日开始，茶餐厅不准吸烟，那些人便要走到街外吸烟，路人自然对这些烟民投以一个好鄙视的眼神。烟民不准留在餐厅，公园不准吸烟，在街道抽烟则被人白眼，最后被迫去街角抽烟，如像道友吸毒。”新法施行，香港政府最担心的是来自内地的游客违章。目前的措施是通过中国国家旅游局的官方网站发布“提示”，介绍香港的新规定。但我保证不会有多少人注意。旅行社的导游应该会特别提醒内地游客，如果犯法出事大家都麻烦，问题在于越来越多的“自由行”散客。也许用不了多少天，有几个来自内地的“老烟枪”真的被抓、被罚钱，引起内地媒体的一阵“恶炒”，才有可能得到内地来客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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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终点走向历史的开端
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都代表着中国一整段历史的结束。香港正是标明这段历史起始和终结的记号。过了这一天，香港又站到了一个新起点上，中国也站到了新起点上。但未来的历史轨迹会通向何方，今后的香港又会在这条轨迹上留下怎样的记号？要回答这样一个大问题，或许可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历史中找到启示。谢晋赶在香港回归前推出耗资人民币一亿元的电影巨制《鸦片战争》，就有着这样的用意。“一个人只有真正站起来的时候，才能反思跪着的历史。”谢晋的这句话没有讲明究竟应该怎样来反思，但他用自己的影片做了回答。就和今天中国收回香港一样，如果用电影来重现那一段历史只是为了洗涤自己的陈耻旧辱，那只表明这个民族仍没有多大的长进。《鸦片战争》超出一般人预料之处，在于编导借用这一历史事件，又是在这段历史走向终结的时刻，引导国人去思考“封闭僵硬而又偏激自大的中华文明突然与来势汹汹而又纯然陌生的欧洲文明狭路相逢”，为什么一定会产生悲剧性结局的原因。影片带有强烈的批判性。谢晋借用剧中中国人的眼和口来揭示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同样也借用英国人的眼和口来批判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一手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人义律既是嘲笑又是直言：“要是你们把餐桌上的天才用一点到炮台上去，今天就轮到我们求和了。”如今英国人可以算是求和了，但中国人是否彻底摆脱了“封闭僵硬而自傲自大”的可悲状态呢？林则徐销烟，英国人开来了坚船利炮；林则徐主战，英国人把舰队开到天津大沽，直逼京师。林则徐的主张没有错，但他救不了大清国的衰落。同他唱对台戏的直隶总督琦善主和，并私自答应割让香港，谢晋也并未让他承受历史的重责。道光皇帝时而强硬，时而软弱，这种反复无常不只源于他的个性，也是一个落后民族挨打时左右挣扎的写照。
在英军攻打广州城的炮声中，发配新疆充军的林则徐与被押解进京问罪的琦善途中相遇。琦善哀哀地对林则徐说：“我们两个都失败了。但是你名垂千古，我遗臭万年。”名垂千古也好，遗臭万年也好，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其实是被自己打败的。林则徐和琦善都一心要保住大清江山，都是失败者，但林则徐毕竟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懂得了中国人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道理。他力主用强硬手段，把英国人带来的鸦片拒诸门外，同时又能用心观察打上门来的欧洲人，从刀叉与筷子、洋装与长袍马褂的对比中，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