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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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研究讨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我们加进了一个向“堪萨斯线”撤退的方案。几天
的坏天气就会使许多道路变得无法通行，并使我空中支援受到影响，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
被迫停止进攻，而且，如果敌军实施抵抗的兵力十分强大，我们甚至还需要将部队撤回到适
当的位置上。
我通知诸位军长，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应当按照事先规定的多道调整线
进行撤退。不应采取消极防御，而应采取旨在给敌人以最大限度杀伤的机动的、积极的防御。
然而，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我已经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范弗里特将军，我则
飞往东京去接受新的职务了。但是，出于对老上级的礼貌我坚持不住在麦克阿瑟所在的总
部。直到他最后离开了东京，我才住进帝国饭店。
我在那里安顿下来八天之后，中共军队发起了他们第五阶段的钳形攻势，企图最后一次
竭尽全力将我们赶人大海。
这是一次以强大的兵力发动的进攻。其实，如果中国人早先能诱使我们任何一支为数可
观的部队实施无计划的追击，他们本来也许会使我们遭到重大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除
某些南朝鲜军队迅速溃散并丢弃大批装备和大片土地外，我们的部队很出色地进行了防御—
——我早就相信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由于一个南朝鲜师的溃败，其他联合国军部队的翼侧
便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使这些部队也被迫放弃了阵地。这件事还迫使我于四月二
十六月从我的参谋班子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赖的军官保罗。史密斯中校（现为少将）向范弗里特
将军转达了一项建议，即请范弗里特派一位将军去见莫西奥大使，催促他在除摩尔特将军之
外无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向李总统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问题是保证其军队能有得
力的领导。这一点李根本就没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从他的国防部长起，
各级指挥官都存在着领导不力的严重问题，南朝鲜大部队在战斗中一再失利便证明了这一
点。我觉得应该让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建立起有力的领导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讨
论装备更多的南朝鲜部队的问题。他们已经毫无道理地丢弃了许许多多十分紧缺的重要装备。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过却没有收到回音。
相反，他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其中有些压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通过美国报刊施
加的），要求武装“朝鲜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经验的人员”。他坚持说，他们始终都拥有这
种巨大的人力资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这只不过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很小的问题。而且，如前所述，我实在不忍心抱怨
这位老斗士为建立一支由自由战士组成的士气高昂、勇于献身的典型军队而作出的种种努
力。他希望，这支军队会一心期待着他发出将入侵者赶出朝鲜最后一寸土地的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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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职务之后，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处理好我本
人与范弗里特将军以及战场上其他军长们的关系。我无意象麦克阿瑟在我指挥第8集团军之
前所做的那样大权独揽。而且，对于一位远离战场的指挥官来说，在有他自己所信赖的能干
的下属指挥官在现地指挥的情况下还企图抓住作战指挥权不放，我从不认为是正确的。相
反，我决计要采取在欧洲战场司空见惯的办法实施指挥，即我将根据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将
军的声望和出色才干给他以适当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对他的主要作战方案我仍然保留批
准权与否决权。在分析这些作战方案时，我打算每次不仅要亲自与集团军司令本人商讨，而
且还要亲自分别与第8集团军的各个军长、师长进行商讨，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自己
每次都能象具体负责实行这些计划的军官一样，切实了解和熟悉有关情况。亲自了解到这些
人的看法，同时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关情况，我便可以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这种决心，
我作为战区司令是要由个人承担全部责任的。
在定下决心的过程中，我总是牢记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传达的带政策性的
明确决定，其中最紧要的一项决定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扩大战争规模并进而导致一场世界
大战的行动。范弗里特将军、驻远东海军司令乔伊海军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
将军都接到了关于这一基本指导原则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并完全赞同这一原则。
在接到华盛顿的有关最新任务和方针的扼要说明之前，为与上述带政策性的明确指示保
持一致，我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行动采取了适当的限制。我专门指示范弗里特
将军，事先未经总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同时，我希
望，第8集团军司令在“犹他线”以外地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时都要提前向我报告。
我之所以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错误。在任何情况下，我
在作战指挥上（或者说，在任何战场的指挥上）的一个基本原则都是：指挥官要沉着镇定，要
努力运用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要力争用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领的任务。我不想采取麦
克阿瑟将军那套办法。麦克阿瑟诚然有其独断专行的一面，但其军事上的经验比他手下的任
何一名军官都要丰富得多。他曾经否决过来自下级指挥官和主要参谋军官几乎是一致的强烈
反对意见，结果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所以，他后来相信自己的判断远远超过对其手下任
何一名指挥官的信任，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朝鲜战争最初六个月
内，他对自己所属的两名地面部队指挥员中的一名实际上本来就缺乏信心。因此，他自然会
认为，应该对所属指挥宫严加约束，并由他定下重大作战行动的决心，面仅仅给下级以执行
具体任务的处置权。
可是，我对有勇有谋的野战指挥官范弗里特将军是完全信赖的。此外，我始终认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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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下级野战指挥官提出的看法必须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处理那个
任何部门的最高长官，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都会常常遇到的很难掌握分寸的问题，即正
确处理以下两者的关系—一方面，要给下级指挥官以足够的行动自由，以便其执行比较原则
的上级指示；另一方面，又要象对整个工作的成败负有最终责任的领导人那样，对下级的行
动进行适当的监督。我在东京任职的整个期间，一直力求处理好这种关系。
当时有两项亟待完成的任务。一项是全面掌握和领会我在华盛顿的上级赋予我的首要使
命亦即保卫日本。这意味着我必须立即重新审查目前的计划，并使之适合于对付苏联可能发
动的（虽则可能性不大）进攻。另一项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贯彻
杜鲁门总统坚定而明确地指出的方针，即防止将朝鲜战争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
为完成这两项任务，我认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对前几个月由参谋长联席会议
下达的或者说由总统和国务卿发表的政策派生出来的许多指示作一扼要说明。除了在遭受进
攻的情况下保卫日本这一任务之外（这是由我国政府一方赋予我的任务），我作为在朝鲜的联
合国军总司令还负有其他一些任务。这些任务是：维护联合国军的完整；继续在朝鲜打下去
（我认为，只要胜利的可能性较大，我们就会打下去）；继续封锁朝鲜的整个海岸线；稳定朝
鲜局势，如被迫放弃朝鲜，则撤往日本。还有其他一些任务仍然列在我们的计划之中，但由
于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在一九五O年中底被迫采取了后退行动，这些任务已毫无意义。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必须就范弗里特将军今后作战时行动自由的限
度问题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我的想法。要做好这两件事情，又得同时采取两个行观。
第一个行动是，在起草出措词严谨的指示信之前，要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
加以适当限制（这些指示信不仅要送给范弗里特将军，而且还要送给乔伊将军和斯特拉特迈
耶将军。这些信件将扼要而明确地规定我们的各项目标和方针）。我立刻采取了这一行动，
重中了范弗里特到达的当天我曾下达过的口头指示，并补充了这样一条规定：“我希望，未
经本司令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临津江与汉江汇合处——铁原——华川水库——大
浦里）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如你认为局势有利，则你在犹他线’（离‘怀俄明线’
有相当一段距离）以外地区发动进攻之前，务请预先向我报告。”
针对两件事情须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草拟指示信。尽管在接到来自华盛顿的有关当前任
务和方针的扼要指示之前这些信件也许无法最后定稿，但我还是指示立即着手指示信的起草
工作。在此期间，我还与三位司令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当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正式下达
这些信件时，各位司令对信件内容都早已表示了自已完全赞同的态度。
随指示信还附有一份备忘录。这样做的目的，我解释说，是为了提供某些与指示信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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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本身就是同指示信一样极为重要的指示。下面是备忘录和给范弗
里特将军的指示信的摘录。在附录3和附录4中，刊载了给乔伊将军和斯特技特迈耶将军的
内容不同的指示情摘录。
备忘录摘录
“进行目前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使敌对行动规模扩大，进而导致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这
种危险性是严重的，始终存在的。它使本战区的所有部队，尤其是那些具有进攻能力的部
队，承担了重大的责任。
“在执行赋予我们的任务的过程中，这种责任是始终存在的。它不仅要求我们对自己的
上级负责，而且要求我们责无旁贷地对美国人民负责。要履行这一职责，每个指挥官就得充
分注意自己助行动可能招致的后果；就必须使所属部队对自己的行动同样充满责任感；就必
须建立起经过反复检验、自己感到满意的有效机构来保证对所属部队的进攻行动及所属部队
对敌人的行动作出的反应实施控制。归根结蒂，指挥官本人必须下决心杜绝所属部队可能使
目前冲突扩大的任何行动。除非完全符合指示信的精神，否则不得采取此类行动。
“因此，我期望每个担负主要责任的指挥宫，不论职位高低，每日，实际上每时每刻，
在执行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