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道: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术-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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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了十几年，对西域的“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作了详细的记载。
裴矩作为职业官僚，以“晓习故事”著称，能熟练地运作一整套国家机器，唐初百废待兴、官员由征战型向建设型转化之际，十分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他与虞世南一起撰写的《吉凶书仪》，“参按故实，甚合礼度，为学者所称”，这非得有过人的学识不可。他所撰写的《开业平陈记》也很有水平，为时人称赏。而向唐太宗直谏且为其所接受，更是要有胆有识有才。切中时弊，一语中的，并不光是脸红脖子粗就能做到的。
京师尝有一外省举人，雇车拜客，并带土宜十余包。包上题签悉鱼翅、海参等贵重之物。至友寓所，坐谈良久。逮出，则车已不知所往。友人方为惆怅，不意孝廉忽大笑，友人怪问之。乃知诸纸包中，悉系土泥。车夫甘弃车资而载此土块以去，方自以为得计，而不知适堕孝廉之计中也。
裴矩生活在一个政权交替的时代，城头变幻大王旗，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要想生存，就要学会做个变色龙。由此可见，处事灵活，善于变通对于做局者是非常重要的。人的脑筋死，局往往也就死了。非常现实的一点就是计谋要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特点，而针对他的计谋并没有高明低下之分，关键是看适合与否。适合了就是最灵的，不适合了，就是失效的。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他对付朝廷是很有一套的，因为他深深地参透了中国的现实。对于洋人和洋务，胡雪岩能否游刃有余呢？毕竟洋人大不同于中国人，外国政府也大不同于清朝政府。
结果是，胡雪岩并没有沉醉于自己过去的胜利，因循守旧，一意孤行，而是将他的计谋做到了因人因时而易。他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坚船利炮，最先与洋人打交道。在与洋人打交道时，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这是他得出的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源。对清政府来说，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使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而洋人的政府，则帮助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越洋做生意它会派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而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非常突出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他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结论是非常准确的。于是，他根据自己的识见，制定了一整套适合洋人政府和洋商的策略和计谋。
比如，在和洋人打交道时，他也把信用放在第一位，努力争取洋人的信任。当洋人认识到他是中国少有的讲信誉的商人时，几乎把所有的交易都给了他。试想，如果胡雪岩对洋人仍然像对待国内商人那样尽使歪点子，万一在商业上做不赢，就逮着机会，在其他方面坑对手的话，那么洋人就不会和他做生意了。甚至引起国际纠纷，到时就有灭顶之灾。在与洋人经商的新问题上，老商业家胡雪岩胜利了。
胡雪岩过人的应变素质，使他在经商的过程中不断感悟，不断升华，他的智慧和商业活动也就能达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而这一切正是他对人性有深刻认识、善于因人变法的结果。
观局之法不要轻易亮出底牌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五代时，冯道奉命出使契丹，意外受到礼遇，契丹王还有意留用他。冯道内心不愿留在契丹，但又不敢拒绝。于是，他一面上奏契丹王，说：“辽与后晋有父子关系，事子若事父，这样看来，我现在实际上等于出仕两朝。”这话意在博得契丹王的好感；另一方面，冯道命令部下购置薪炭，以备寒冬之用，表示他不敢逆旨而就此回国，使契丹王觉得他是难得的“忠义”之士，且有隐衷难言，因而心生怜悯，便允许冯道回国复命。
这时，冯道却故作姿态，滞留不走，经契丹王多次催促，才慢慢地收拾行李。出发后，他沿路停留，以示依依之情，一行人费时一个多月才越过国界。对此，随行人员都迷惑不解地问他：“我们归心似箭，都恨不得插翅飞回，为什么你却老是盘桓不走呢？”他说：“这是我的以退为进之计。我何尝不希望早点回国呢？可是不论我们如何赶路，契丹人只要快马加鞭，一日之内就可追上我们。因此，我佯装对辽地有不舍之情，避免对方猜透我的心。”回国后，他又以不念异国之封而毅然归来的行动得到后晋皇帝的赏识和信任。
冯道处在政权更迭的五代时期，他的八面玲珑，不露本色，是保护自己的需要。
历史上，有很多人因为泄露了自己的底牌，而功亏一篑。宋文帝就是一个典型。当时的太子刘劭急于篡权，经常和几个巫师在一起昼夜求神，又把文帝的玉像埋在含章殿前，诅咒文帝快死，好快点继位。刚开始，宋文帝并不知道这一切，完全蒙在鼓里。
刘劭有个奴仆名叫陈天兴，与使女王鹦鹉淫通。后来事发，刘劭杀掉陈天兴。陈天兴被杀后，与他一起埋文帝玉像施行诅咒的太监门庆国吓坏了，误以为自己肯定要被灭口，就向文帝告发了这些事情。文帝得知以后，又惊又气，就搜查王鹦鹉家，获得刘劭、刘浚和严道育等人往来书信等罪证。
而太子的莫逆之交小王爷刘浚此时起了关键作用，其养母是文帝宠爱的潘淑妃。刘劭的生母元皇后因潘淑妃受宠而活活气死。刘劭本来深恨二人，但刘浚怕太子日后登基要杀自己，就曲意逢迎，两个人倒成了莫逆之交。刘浚就把一些证据藏在自己家里。
文帝知道藏匿之事，召刘浚严加责问。刘浚不答，谢罪而已。潘淑妃很爱这个养子，哭着对刘浚说：“你们诅咒皇上的事情已经败露，还以为你会自行悔改，怎么又藏匿证据呢。我不忍心看见你身败命死的那一天。”刘浚奋衣而去，临行恶狠狠地说：“天下事情不久就水落石出，我肯定不会连累你！”
当夜，文帝与尚书仆射徐湛之密谋，准备废太子，赐死刘浚。眼看两个阴谋家就要完蛋了。因为皇帝只要一下令，这个局也就收场了。
可是，这个轻而易举的局，竟然坏在皇帝自己泄露了天机。宋文帝一时酒醉，就乘兴把此事告诉了潘淑妃。潘妃爱子心切，密派人通知刘浚。刘浚马上派人驰报刘劭。刘劭连夜起兵，以朱衣披在甲胄之上，乘画轮车从万春门入宫。本来皇宫有规矩——太子卫队不能入宫门，刘劭声称受诏入宫有急事，门卫不敢阻拦太子爷，放军入内。
太子心腹张超之等数十人进入禁城，拔刀直上文帝寝殿。文帝整宿都和徐湛之合计废太子的事情，蜡烛还未熄灭，值班的卫兵都熟睡未醒。文帝看见张超之提刀冲入，举起座凳自卫，张超之快刀砍下，文帝五指皆落，被弑于室内，时年四十七。
刘劭派人杀文帝左右亲信数十人，又杀潘淑妃，还派人剖其腹，看看潘妃心长在何处。前去杀潘妃的人为奉迎太子，回来禀报说“潘妃心邪”，刘劭这才满意。刘浚带人接应，刘劭告之说“潘妃为乱兵所杀”，并观其反应。刘浚一楞神，反应够快，忙说：“这个结果正是在下希望见到的。”两人遂相安无事。刘劭即皇帝位，改元太初，杀长沙王刘瑾等宗室多人。
总而言之，宋文帝刘义隆在位三十年，聪明仁厚，躬勤政事，朝野敦睦，在元嘉二十七年北代之前，江南的国力达至鼎盛。文帝本性又很俭朴，不好奢侈，可算是一个好皇帝。可惜他末年好大喜功，轻启战事，致使生民涂炭；加之关键时刻该断不断，废立大事随便告诉潘淑妃，谋及妇人，谋泄事激，最后身首异处，遭古今帝王少有之惨祸，确实令后人叹惋。
俗话讲：“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们往往不能压制自己的性情，做出对大局不利的事情，说了本不应该说的话。做局者一定要善于控制自己，明白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可以说的。不应说的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泄露，一定要做到守口如瓶。
开局之需局不仅要做得好，还要演得好（1）
做局需要良好的心理品性，比如要有气度。气度是强者心态，要有面对困难时的坚强精神，是一种面对困境时的临危不乱，更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气度是一种眼界，要求做局者要能看得长远、看得透彻，只有眼界上去了，决策能力和行为能力才能提高到超过平常人。
做局需要一定的技巧，比如善于造势。一定要造势，让大家认为这是潜力股，入局就会有前途，有好处。
装疯卖傻
通过出色的表演来掩饰目的，历来是不可或缺的做局之道。一个人懂得装傻，就表明他并非傻瓜，而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做人切忌张狂，锋芒太露易暴露目标，更容易惹人疑心。与对手交往最重要的技巧就是适时“装傻”：不露自己的高明，更不能纠正对方的错误。你必须有好演技，才能把局做得恰到好处。
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一个运用谋略的人，一定要做到不露锋芒，从而既有效地掩饰目的，又能达到目的。当你做大事时，不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否则你会被别人当靶子打！
戊戌变法之中，康有为雄才大略，但是却在羽翼未丰之时，便站在宫殿上声称要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结果暴露了自己的意图，惹恼了满朝文武，最后，功亏一篑，变法大业被断送了。变法失败虽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但康有为的不善隐忍，不善伪装，也是变法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做局的博弈中，有很多人是以精彩的表演而扭转局面，获得成功的。孙膑遭到老同学庞涓暗算后，身陷绝境。然而孙膑没有绝望，没有放弃，他决定诈疯来迷惑庞涓，达到逃脱的目的。一天庞涓派人送晚餐给孙膑吃，只见孙膑正准备拿筷子时，忽然昏厥，一会儿又呕吐起来，接着发怒，眼睛大张乱叫不止。庞涓接到报告后亲自来查看，只见孙膑痰涎满面，伏在地上大笑不止。过了一会儿，又嚎啕大哭。庞涓非常狡猾，为了考察孙膑狂疯的真假，命令左右将他拖到猪圈中，孙膑披发覆面，就势倒卧猪粪污水里。此后庞涓虽然半信半疑，但对孙膑的看管比以前大大地松懈了。孙膑也终日狂言诞语，一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