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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恩宠与勇气-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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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设想一下,对我仁慈一些,这样我才能仁慈地对待自己。 
 
 三月,崔雅和我一同前往波士顿的杰瑟林诊所,那是一间以治疗糖尿病闻名的医院,我们希望我们所面临的新疾病,可以在那里获得较好的控制。此外,我们也打算顺道去香巴拉出版社探望一下山姆。 
 
 山姆!多么可爱的人啊!多么杰出的实业家,那么开放、有爱心。我喜欢他与肯彼此开玩笑的方式。在香巴拉出版社的办公室里,他们看了一些有关肯的最新书评。这些书似乎造成相当大的震撼,不仅是美国本土。山姆说,肯在日本已经被视为一派宗师,但是被归为“新时代”,这一点令肯十分不满。在德国,他则是一位真正的主流人物,学院派热衷研究的重要现象。我们开玩笑说威尔伯学派,不久就会变成威尔伯草莓派。每个人都说肯变了,变得比较易感、可亲,不再那么疏离和自大了。 
 我们与香巴拉出版社的总编辑艾米莉(Emily Hilburn Sell)共进午餐。我很喜欢她,也信任她的判断力。我告诉她我正在写一本有关癌症、心理治疗与灵修的书,我问她是否愿意帮我编辑。“我非常乐意。”她说。这句话让我更下定决心要将这个计划贯彻到底。 
 稍晚,我们站在杰瑟林糖尿病诊所的儿童部门前。墙上的布告栏贴满了新闻、剪报、公告、海报以及小孩们的涂鸦画作。其中一个醒目的标题写着:“对一个10岁大的孩子而言,生命是一个保持平衡的动作”,内文写的是一群10岁大的糖尿病患者的故事。旁边有一张海报写着:“你知道有谁想要一个患有糖尿病的小孩吗?”海报上有一张小小的脸庞凝视着我。布告栏上还有另一张关于4岁糖尿病患者的剪报,一张诉求如何协助孩童们克服对医院恐惧的海报。看着这些,一时间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这些孩子与他们所遭受的一切令我感伤,他们还这么年轻啊!墙上有许多色彩鲜明的蜡笔涂鸦作品,画的都是布林克医师,但其中有一张特别打动我的心,上面写着:“把布林克医师和糖尿病放在一起就像……”图上画的是一杯汽水、一根剥开的香蕉,还有一些巧克力碎片饼干——画中这些食物都是孩子们的最爱,现在却再也沾不得了。他选择这些被全然禁止的食物,作为他所要表达的重点。 
 第二天,我们在“三位一体教堂”(Triuity Church)度过复活节,这是一间兴建于1834年的教堂,盖得极美,罗马式的拱门建筑,里面缀饰着金色叶片、深绿的暖色调,以及赤褐色的瓷砖。复活节的星期天,教堂里挤满了人,前方的桌上布满了天竺葵,是准备送给来参加礼拜的每个小孩。这幅景象令我有点惊讶,突然想起这本来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几乎忘记这回事了。这里的每个人都穿着特地为复活节准备的华服,当我们走进教堂时,发现今天早上在人行道上的礼拜是需要穿西装打领带的。波士顿的“华服”在今天倾巢而出。 
 我们簇拥在这些华服与复活节的礼帽中,好不容易找到视野很好的位置。我们从一位号手的后方向下俯视一个个灰的、棕的、金的、秃的、戴帽子的、没戴帽子的脑袋。教堂四周的金箔,高高矗立的拱门以及圣坛上庄严的十字架,使我们的灵性为之提升,提醒着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儿女。 
 我喜欢这次礼拜所讲的道,简短、有内容。牧师提到了我们在人世间的苦难,以及那些曾经被苦难试炼的人所坚守的古老信念,他问道:“我们难道不能放弃古老的迷信吗?那些受苦者理当受到苦难的折磨吗?每天晚上,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在吃不饱、穿不暖、无疵佑之所的情况下就寝的。”他将耶稣所受的苦难与人类的处境结合在一起,我从未听过有人以单纯的人性、而非神圣使命的角度来诠释耶稣所受的苦难。这位牧师也提到我们对意义的需求,并且为我们祈祷,使我们能够在平凡与超凡中觅得个中的意义。上帝一定知道那些话是在对我说,因为我一直对意义有着强烈的渴望。 
 就在我聆听讲道时,奇妙的改变发生了。突然间,“意义”这两个字给我的感觉和过去迥然不同,不再觉得不愉快、不满足、甚至慌张不安。我想我对自己可能比以前慈悲一些,对生命和人性也更温柔了。而智慧迈进的部分,我和肯曾经讨论过,但是当我与其他人谈到这些内在的变化时,他们无法完全相信那是真的;我是在夸耀吗?还是在期望它是真的?也许我所断言的事实,到头来都不是真的?但是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在伪饰,因为每当我写到或谈到那些过去曾经困扰我、至今仍未消退的问题时,我心中的抱怨、棱角和苦涩已经不再强而有力,我并不想拿我的进步去说服任何人,因为我仍然坏脾气、爱抱怨与自怜,只是当我提起这些问题时,感受不再那么强烈,甚至有点乏味,这时我知道自己真的有进展了。 
 接着我们来到南方古教堂——每一个家族都有高墙围绕、属于自己的包厢。强调的是人、神之间的秘密经验,因此与“三位一体”教堂的感觉非常不同,在那里我们可以目睹整个圣会的经过。一位牧师询问我们是否需要他的帮助,他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包厢。当马萨诸塞州被英国人统治时,这个包厢是属于当时的州长,伊丽莎白女皇造访此地时,也曾坐过那个位子。 
 之后我们到纪念花园逛了逛,这座花园同样被高耸的砖墙环绕,上面还悬挂着许多匾额,纪念保罗·李维、乔治·华盛顿,以及曾经被人目睹在1798年从钟塔上飞下来的人士。肯开玩笑地说:“他们应该把匾额钉在地上有油的那个点才对。”环顾四周,砖墙在春天的阳光中散发着光芒,有些地方满满地攀爬了厚实的蔓藤,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我觉得非常幸福,至少当下我是这么想的。 
 
 6月2日,我们回到了旧金山——一个红旗飘扬的日子。医生们决定停掉崔雅的利尿剂,哈利路亚!这表示她的循环系统功能已经获得了改善。我们兴奋得有些精神恍惚。停掉利尿剂后,我们到城里大肆庆祝了一番,去他的饮食控制!崔雅活着,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地活着。许久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可以喘口气,真正地喘口气了。 
 两个星期以后,崔雅在自己的胸部又发现了一个肿瘤。后来肿瘤被切除了,是恶性的。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三十七 
 
“做命运的见证者,而非它的牺牲者。” 
 
 崔雅发现那个肿瘤的早晨,我正躺在床上,依偎在她的身边。 
 “亲爱的,你看,就在这里。”一颗小小的如石头般坚硬的肿块,就在她右手臂的内侧。 
 她非常镇定地说:“你知道的,这很可能又是癌。” 
 “我也这么想。” 
 还会是什么呢?更糟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复发是格外严重的,这表示它已经开始转移到其他部位了,骨头、脑部或肺叶,这种几率是相当高的。我们两人都非常清楚。 
 然而在未来数天、数周、数月内,仍持续令我惊讶的是崔雅的反应:既不惊慌、恐惧、愤怒,也没有因此而落泪,一次也没有。眼泪对崔雅来说,是一个泄露心底秘密的迹象,只要有什么不对劲,她的泪水就会毫不隐瞒地透露一切,但这一次崔雅似乎过于平静、放松与开朗,没有批判,没有逃避,没有抱怨,也没有嫌恶,如果有,也只是些微的起伏。她的定力似乎已经到了无法动弹的境界。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一个人可以在长时间内都如此镇定不移,我也不相信这是事实。 
 崔雅说她内在的改变在许多方面渐渐攀上了顶点,从做事到存在,从认知到制造,从不安到信任,从阳刚到阴柔,其中最难的便是从掌控到接受。这一切似乎非常简单,直接与具体的方式完整地融合了。 
 三年来崔雅的确改变了,她能公开地表达对这次复发的感激,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证实这份内在的改变有多么奥妙。她觉得老旧的自我(泰利)已死,而全新的自我(崔雅)正在诞生。 
 
 我现在的感觉如何?基本上很好。今晚上了一堂很棒的苏菲课程,我很喜欢这种修炼的方法,希望能一直持续下去。肯和我打算明天沿着海岸兜风,在任何一个可以发现我们的地方停下过夜。 
 当天下午我和彼得·理查兹谈过以后,再次确定我的癌症又复发了。他们称之为治疗失败,这话听起来如此不吉利。我自己的感觉倒还好,有个声音悄悄地对我说:“你应该忧虑的,为什么你表现得如此镇静,这是不对的,难道你不知道令人恐惧的事正等在你的面前吗?”但这个声音并没有太大的威力。我想它就是我头一回得知自己罹患癌症时所产生的那份恐惧。 
 那份恐俱曾在半夜把我吓醒。那是一种无知的声音。与其说它能告诉我癌症到底意味着什么,倒不如说它直接为我描绘出了死亡的恐怖画面。它和着那些普通的有关癌症的论调,在我耳朵里大声演奏着不祥的音符。 
 我读过许多可怕的癌症病例与残酷的疗程,“西方十大致命死因”中所叙述的骇人景象,曾经带给我许多噩梦。然而此时它们却变得相当惨淡,不再像过去那般令人胆战心惊了。 
 当我第一次发现这个肿块时,除了倒抽一口气之外,并没有特别害怕,虽然内心很清楚它所代表的意义。我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流泪,也没有强忍泪水。所有的感觉只是:哦,又来了?如此而已。 
 到彼得的办公室检查,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度过了很愉快的时光,我给他看我光头的照片,他的情绪和我一样好。第二天谈话结束前,肯和维琪在等我,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的医院有一位医生娶了一个和他约会很久的女人,因为那个女人给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结婚,要么分手。经典的爱情故事,我敢保证陪在我们旁边的那位护士一定也非常高兴能听到这个“内部”故事。 
 肯真是太好了。他对我说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切。我非常平静,如果这是生命中无法逃避的噩运,我就坦然接受。这是一份奇妙与祥和的感受,我的饮食很好,运动很规律,我觉得精力旺盛,再度对生命燃起热情。 
 在今晚的静修中,我觉得自己不再逃避关系,也不再抗拒人生。我想开放自己面对生命的每一个向度,我要冒险,全然地信赖。我不想再利用敏锐的心思替自己的护卫和逃避找借口,我要凭直觉行事,只要心中觉得事情是对的,我就会照做。如果觉得不对劲,即使再合理,我也会尽量避免。我要畅饮生命,充分地体验一切,不再只是浅尝,然后抗拒。我要拥抱一切,含纳一切。我要享受做女人的乐趣。 
 我立刻联想到,如果不想再做男人,就得停止称呼自己为泰利。我要变成崔雅,崔雅·威尔伯。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令人惊叹、兴奋的梦;梦醒之后我唯一记住的只有:“哈啰!我的名字叫崔雅!” 
 
 第二天早晨,泰利要求我叫她“崔雅”,我照办了。崔雅,崔雅,崔雅。我和她的朋友开始担心,也许崔雅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否定自己,因为她太平静、太喜乐、太开朗,也太坦率了。但不久我就发现自己低估了她,因为她真的改变了,非常真实而深刻地改变了。 
  
 写作对我来说似乎很合适,特别是当我写下最近一次复发后的感觉有多么不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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